碳交易艰难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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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利于推动中国能源结构转型，实现低碳化发展。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开市锣”， 11月28日，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在北京环境交易所正式开市。中国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成功购买京能集团2万吨碳配额，完成了首笔碳排放权交易。

而就在两笔线下交易进行签约的同时，大屏幕上也开始实时滚动线上交易的信息。在屏幕的右侧，绿色的字体显示出4笔“卖出”交易的挂单，等待买家。随后的5分钟内，挂单交易迅速从4个变成了2个，2笔线上交易已经成交了。

北京碳交易所董事长杜少中介绍说， 当日上午休市，北京碳交易总成交量达4.08万吨，成交额204.1万元；场外转让均价50元每吨，线上公开交易均价51.25元每吨。

早在两年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就下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大直辖市，外加湖北（武汉）、广东（广州）、深圳等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7省市纷纷绘制碳交易试点路线图，而今随着北京和上海两大交易所的开市，中国碳交易市场渐行渐近。

不过，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碳交易市场并形成全国规模，温室气体排放基础数据、排放配额分配办法以及价格机制形成等环节存在诸多挑战。

“数字”游戏

交易标的只是一个被认可的数字。

虽然数年前碳交易就已在中国兴起，但时至今日，这个概念对很多人来说依然陌生。

碳交易的产生源于《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京都议定书》规定，在2008年至2012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要低5.2%。为了减轻这些国家的减排压力，京都议定书还确立了一些灵活机制，清洁能源机制（CDM）就是其中之一。

正是基于CDM，受到二氧化碳减排约束的发达国家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可以通过技术转让或者资金投入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的节能减排项目进行合作，从而获得该项目降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抵扣其自身的排放量限额。至此，二氧化碳排放量才成为有价格的、可以用来交易的商品。与传统意义上的交易不同，碳交易过程中并不存在实际的物品交换，就是说，买卖的并不是二氧化碳本身。

由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国际义务，要降低同样额度的碳排放量，发达工业国家在本国实施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在发展中国家，于是，在过去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发达工业国家来到中国寻求清洁发展合作项目，中国企业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际碳交易的活动中。如今，国内的碳交易试点才刚刚开始，CDM这个随同《京都议定书》产生的市场机制，同《京都议定书》一样名存实亡。

有场无市同样是当前国内碳交易市场面临的突出问题。几个月前，深圳碳交所开闸对碳排放进行实质易，635家工业企业和200家大型公共建筑被纳入碳排放交易试点，成为国内首批碳排放受控企业。分配了2013年到2015年三年的排放配额。碳市场开放以来，碳交易价格也是呈上升趋势。深圳市碳交易累计成交量已接近12万吨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达到747万元，最低成交价每吨28元，最高达到每吨130元，超过了欧洲碳交易市场的价格。为了促成成交，深圳试点采用总量控制下的强制易，寄望于通过政府行政力量，达到碳市场买卖的繁荣。而从目前的交易情况来看，控制减排企业的交易活跃度一般，整体交易量较小。

制度短板

挑战才刚开始。作为碳交易体系的基础——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成了试点城市面临的首道“门槛”。因为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如果想把自己减排下来的“碳”，放到碳交易平台上交易的话，首先需要证明自己确实减排了那么多的“碳”。证明当然不能只凭自己说，因为这缺乏足够的客观性。于是就需要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计量监测体系，这个体系的建立是进行碳减排的基础。

为了能更准确知晓企业用能状况，各试点省市都建立了碳排放报告制度，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也基本编制完成，上海、深圳已经颁布实施，北京已经颁布实施，大部分试点省市已经完成企业碳排放盘查。即便这样，每个城市的排放家底依然是一笔糊涂账。两年前展开的“七省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试点”工作，并未给此轮“碳交易试点”打下任何技术和数据基础。有不少机构都宣称自己是唯一或者数家具有国内权威的核查机构之一，而最终并未有公论。

依照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经验，碳交易体系的搭建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从基础排放数据的统计到技术和规则的配套，再到交易管理办法和管理平台的设计。中国尚未形成碳排放和碳减排的计量标准，而此类标准的形成，对于中国建立碳交易平台是至关重要的。

在11月29日举办的第四届地坛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侯变化司副司长孙翠华认为，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制度非常重要。不管是7个试点省市，还是非试点省份，全国主管温室气体排放的主管部门要了解各个排放主体到底排了多少。她透露，近期将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方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制度。这个制度建成以后，也有利于碳市场深入的工作。

目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制定并10个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和报告格式指南，接下来将继续扩展行业范围，争取涵盖所有重点排放行业，为碳交易提供基础。

除此之外，碳市场价格稳定也是碳交易能够顺利开展的关键因素。深圳交易所碳价格从6月开市以来便坐上了过山车。从最初开盘的28元/吨一度飙升至10月中旬的超过140元/吨，4个月暴涨5倍；此后一路回落，1个月之间跌去将近50%，目前约80元/吨。这样的波动不是市场所需要的。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总裁陈海鸥坦诚，被这两个高峰吓到了。而对于出现这样的问题，陈海鸥认为这是“摸着石头过河”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和难题，她希望得到的是对新生碳市场的宽容和鼓励。

摸索前行

碳市场设计虽复杂，但已被证明是成本较低的减排途径。碳交易作为一种运用市场化机制实现碳减排目标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将节能减排的压力传导到企业，促进企业选择低成本减排路径。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负责人张建宇透露，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碳交易、碳税及其他形式的交易管制，被管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近年呈大幅增加趋势。

中国是温室气体排放数量最大的国家，提出2020年的碳排放量要比2005年减少40%到50%，面临着巨大的节能减排压力。为了实现这一政策目标，启动7个区域或城域碳排放交易市场试点，对那些年排放量超过1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企业进行碳排放限制。

目前，除了深圳、上海以及北京外，年底还将有一批碳市场试点地区“开市敲锣”，包括天津和广东。

据透露，国家正在加强国家层面碳排放控制顶层设计。孙翠华介绍说，现在国务院正在制定关于加强应对气侯变化的决定，另外也编制了《国家应对气侯变化2013-2020年的规划》，研究出台配套的政策措施。根据深圳的经验，碳交易市场开始运行后，将面临如何解决企业涉及的财税问题、境外机构参与涉及的外汇管制问题等，需要与有关部门协调，针对实施碳交易的实际需求，研究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明确碳交易相关的财税处理方法、外汇管理等方式，保证市场的正常运作。

当前，各试点省市已根据国家下达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目标，结合本省市宏观经济情况，设定了“碳排放配额总量目标”或“碳强度控制目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孙翠华透露，下一步将研究设定全国碳排放总量，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确定全国碳交易总量。

在北京碳交易所开市当天，北京市发改委、天津市发改委、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河北省发改委、山西省发改委、山东省发改委签订了《关于开展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合作研究的框架协议》。据北京市发改委介绍，六省市自治区通过该协议拟在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核查、配额核定等方面开展合作研究，为建设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奠定基础，为推动建设全国性碳交易市场探索经验，该研究有望为区域联动协同治理大气污染提供市场化手段。

“全国碳交易市场”战略包括制定全国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研究碳排放总量及其交易量的分配方法，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报告核查制度，建立完善国家碳交易登记注册系统，并对电力等重点敏感性行业以及国有企业如何参与碳市场交易开展专题研究。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认为：“必须把节能减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不仅关系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环境，同时也是国家实现能源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途径。”他说，企业参与到碳排放权交易中来，更长远的意义还在于推动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真正实现低碳化发展。

（陈述供职于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秦皇岛供电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