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结构、信用、法治与中小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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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基于1991—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样本，考察了地区融资环境中的银行结构、社会信用与法治水平三个方面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从而为融资环境改善对中小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提供依据。结果发现：银行业集中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为负但并不显著；社会信用和法律保护与中小企业发展之间呈现更为稳定和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提高银行竞争、培育信用文化、加强法治水平，才能切实缓解中小企业信贷约束，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关键词】 银行结构； 社会信用； 法治水平； 中小企业发展
一、引言
融资约束是阻碍企业成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中小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常常表现为信贷融资约束，特别是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和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制下，信贷融资约束更是成为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那么区域环境中的一些影响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的因素是否也会对中小企业发展产生影响呢？影响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的外部因素，国外的研究集中于银行结构，国内则更多关注转轨时期的制度环境，因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检验银行结构、制度环境中的社会信用与法律保护是否会影响到中小企业发展并产生怎样的影响，从而为改善融资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
什么样的银行业结构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国外的研究并未取得一致结论。传统的市场力量观认为银行业集中会降低信贷可得性而提高贷款价格；但有学者从信息的角度分析认为竞争市场会削弱银行通过获取软信息来建立银企关系的积极性，竞争程度低的市场贷款可得性更高（Petersen and Rajan，1994）。实证研究也出现了矛盾性的结果，有的发现了市场力量假说的证据，认为竞争会提高信贷可得性（Scott and Dunkelberg，2005）；而有的则支持信息假说（Berger et al.，2007），即在集中型信贷市场中，银行机构更愿意贷款给信贷约束企业，而在偏重人际关系网络的经济社会中对信贷市场实施市场化改革政策可能会对企业融资（特别是小企业融资）产生负面影响。国内的观点大多认为我国以大银行为主的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造成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卢峰、姚洋，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1；李志■，2002；鲁丹、肖荣华，2008），但这方面的研究尚缺少实证结果的支持。
对于制度环境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国内研究多以民营上市公司或国有企业为样本，集中考察了制度环境落后条件下政治关系对企业融资的改善（罗党论、甄丽明，2008；余明桂、潘红波，2008a，2008；唐建新等，2011），这就使得这些研究结论对于中小企业只能起到参考而不是证实的作用，同时制度环境中对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有重要影响的关键要素，如社会信用和法律保护也未得到足够重视。
对于中小企业，其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其信用不足难以获取银行的信任，带来签约难；受我国当前社会信用环境的不良影响，部分中小企业丢弃信用、逃废银行债务，带来了合约执行难，并进一步导致银行对中小企业整体的不信任。Woolcock（1998）指出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可有效减弱信息不透明程度，促进金融合约的签订与执行，那么这种体现着社会信用状况的信任关系与中小企业发展是否存在相关性呢？本文将在张维迎、柯荣住（2002）对地区信任形成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不同地区的社会信任程度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
对于银行来说，其规避风险的经营原则与中小企业较高的风险特征相矛盾，因此中小企业更容易成为银行信贷配给的对象。而法律保护的加强使银行在企业违约时更易于诉诸于法庭，拥有更多的讨价还价能力，减少企业机会主义行为侵害；或者在企业濒临破产时，能够行使清算权利，实现控制权的相机转移，解决企业“敲竹扛”问题。魏锋、沈坤荣（2009）以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地区债权人保护水平的改善有利于企业获得短期信用贷款，余明桂、潘红波（2008b）以国有控股公司为样本发现地区的法治水平与国有企业贷款规模和期限显著负相关，本文以中小企业为样本考察地区法治水平对其发展的影响，这将是对现有文献的补充。
二、理论分析与待检验假设
（一）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发展
国有大型商行多年来占据了我国银行业资产的半壁江山，保持着绝对的资产规模和市场份额，但从人民银行公布的2009年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情况（见图1）可以看出，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小企业信贷业务中的表现与其市场地位并不相称，相反是股份制银行在中小企业信贷中发挥着更突出的作用。
理论研究也普遍认为中小银行对中小企业融资具有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优势，因此，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建立以区域性中小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才能关注和愿意为中小企业服务、向中小企业增加信贷供给，进而形成合理的银行市场竞争结构和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多支持中小银行更倾向于向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发放关系型贷款（秦捷、钟田丽，2011），促进了中小企业生成与发展（雷震、彭欢，2010），而具有市场优势的大银行会索取更高的贷款价格，设置更为严格的信贷标准，并且缺少发现和挽留具有信贷支持价值的（creditworthy）中小企业的动力。因此，只有打破集中型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才能改变大企业信贷集中而中小企业信贷紧张的状态。另外，竞争也迫使银行更努力地培养客户关系和开拓新的客户群体，提高银行开发新的信贷产品和企业私有信息的积极性，进而降低中小企业准入门槛。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1：银行市场结构集中、竞争程度低，中小企业难以得到信贷支持，发展受限。
（二）制度环境与中小企业发展
信任、文化、风俗习惯等属于制度环境中的非正式约束，对法律等正式制度尚不健全的转轨经济国家而言，信任、文化、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尤其重要，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交易合约的顺利签订与履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North，1990）。相互信任能为借贷交易中的银企双方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减少事前为获得交易机会而发生的信息搜集成本、事后为防范道德风险而产生的监督和执行成本，从而节约交易成本；高信任的社会信用环境能够促进市场交易的有序开展，实现经济更快增长，进而带动金融发展。这种有助于放松约束的金融体系增量改进对中小企业最有利，意味着中小企业融资和发展环境的改善。信任程度的提高，会弱化银行对中小企业还款能力与意愿的先验式怀疑，并降低银行承担的交易成本和信贷风险，从而促使银行对中小企业增加信贷供给，支持其发展。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社会信用环境良好、信任程度高，可以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障碍，增加发展机遇。
Haselmann，Pistor and Vig（2010）通过对12个转轨国家8年的银行贷款数据考察了法律对信贷市场的影响，认为有效率的法律制度通过缓解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提高了一个经济体中银行的数量和每家银行的贷款规模，以此带动了金融发展，减少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融资约束。但书面法律只是从条款上对债权人权利进行了规定，这些条款的执行还需要国家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Safavian and sharma（2007）通过对27个欧洲国家的债权人保护法律以及法庭执行契约的质量进行考察后发现，更好的债权人保护使企业能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而在执法体系低效的国家，债权人权利的这种改善所带来的收益却要低很多。因此，我们推测当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能够给予银行债权切实的保护，银行会更有动力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信贷支持。由此，提出下面的假设：
假设3：法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放松中小企业信贷约束，促进其发展。
三、变量描述和数据说明
（一）变量描述
本文以除、香港、澳门、台湾以外的28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将重庆和四川省合并），建立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被解释变量MSED是中小型企业当年工业产值占该地区当年GDP总值的比例，表示某地区的中小企业发展水平（刘湘勤、龙海雯，2007）。
解释变量包括：CR4是某地区四大国有银行贷款余额占该地区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比例，反映银行业市场集中程度，预测模型中CR4变量符号为负；TRUST为加权平均的地区企业信任指数，用于衡量一个地区的信用状况；CASE为结案率，即某地当年经济案件结案数占收案数的比重，在回归分析中，对CASE取对数，这样便于解释它的影响程度（卢峰、姚洋，2004）。CASE是一个衡量各省法律体系效率的综合指标，本文用它来衡量地区的法治水平。
根据已有研究文献以及本文的研究需要，选择以下指标作为控制变量：BANKSC是除四大国有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的贷款余额占该地区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比例，利用BANKSC可以衡量地区内中小银行的发展规模和银行业的竞争状况；MARKET是市场化进程指数，反映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差异。
由于我国区域经济的重要特点是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各个省份的中小银行发展状况和市场化推进的程度也不均衡，因此，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又加入其他描述区域经济状况的控制变量：GOVFIN是一个地区当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反映政府支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之间存在挤出效应，预期其符号为负；FDI是各省每年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有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会给私营部门带来一定的资金供给，从而可能成为中小企业发展所需资金的重要来源渠道，预期其符号为正。同时，本文分别设定了年度虚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
（二）数据和计量方法说明
本文通过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法律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共收集了28个省级单位1991—2006年期间的数据，包括各省国有四大行当年年末贷款余额、除四大行外其他银行当年年末贷款余额、金融机构总贷款余额、各省当年GDP、财政支出、外商直接投资、经济案件数据用于实证分析；信任指数TRUST根据张维迎和柯荣柱（2002）的研究进行测算，即根据其平均的变化程度向以后年度进行大致估计，这虽然会对准确程度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一般来说社会信用状况在短期内不会有突然的或大幅度的改变，因此采用平均变化值进行推算应该是合理的处理方式；市场化指数MARKET来自樊刚、王小鲁（2004，2010）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报告》。
由于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因素复杂，本文所选取的变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关变量遗漏的问题。另外，得到的变量观测值也可能存在误差，例如所选取的CASE和TRUST等指标可能并不完全能够等价于它们所代表的变量特性。由于遗漏变量所反映的融资环境特征可能与解释变量存在着强相关性，如果利用横截面数据或者混合数据的估计方法，就会出现误差项的序列相关和异方差性，从而不能利用OLS或者GLS等回归方法得到具有一致性的无偏估计值。因此，本文采用了面板数据（Panel Data）的分析方法，从而可以较好地解决由遗漏变量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根据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表1）可知，其中CR4的最大值为0.956，均值也达到了0.7以上，从样本情况来看，我国整体银行业结构属于垄断竞争型；TRUST的方差在主要变量中是比较大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相差近2.4，表明各个省区社会信任程度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其他变量也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差距，证实了我国各个省份之间发展明显不均，因此在回归分析中，需要控制地区因素。
四、回归模型与结果
根据上文分析，这里首先构建如下计量经济模型并利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本文的三个研究假设。
上式计量方程的各个变量解释与上文相同，其中的X包括BANKSC、MARKET、GOVFIN、FDI等若干个控制变量。
表2汇报了方程的计量结果和相关检验。从中可以看出，在方程（1）单独对银行集中度和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行回归时，CR4与MSED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能够在10%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这证实了假设1，但是计量方程调整的R2却异常小，这说明CR4这一指标对中小企业发展影响很小。在引入解释变量TRUST和控制变量MARKET之后的回归结果显示，尽管CR4对MSED的影响仍然是负向的，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银行业的集中和中小企业发展虽然有一定负相关关系，但是统计上并不显著。
从对方程（2）的检验来看，社会信用对中小企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加权平均地区企业信任指数TRUST的回归系数为0.2013，并且能够通过5%显著水平的统计检验，调整后的R2达到70%以上，方程的拟合度较好。这检验支持了本文的假设2，即在控制经济市场化水平等变量的情况下，社会信任度的提高会促进企业发展。
方程（3）把各个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纳入计量模型，方程调整的R2为0.7428，说明这些变量已经能够较好地解释各省中小企业发展状况了。其中，CR4对MSED的影响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TRUST对MSED的影响为正并且在5%水平上显著，保持着较好的稳定性；CASE和MSED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些结果表明司法效率在解释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时，起着比较突出的作用。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来说，BANKSC与MSED正相关并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四大国有行之外的其他银行一方面自身积极开拓中小企业信贷业务，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机会；另一方面也提高了银行业的竞争程度，促使大银行关注中小企业信贷需求，并降低中小企业授信的门槛，放松了中小企业的信贷约束，有助于其健康发展。市场化进程变量的解释作用很强，说明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中小企业受到的准入限制就越少，在相对公平的市场环境下更具活力和竞争力，发展水平更高；外商直接投资FDI也有着正向的影响，验证了本文的推测；但是GOVFIN变量对MSED的作用并不稳定，甚至达不到10%的显著性，一般认为财政支出更高意味着一个地区行政力量更强，而政府干预往往带来对大企业的保护，为中小企业制造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四大国有银行的高度集中”一直被列为“导致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但本文基于中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结果发现，银行业集中度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影响并不显著，但四大国有银行之外的其他中小银行信贷份额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之间则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社会信任和法律保持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有着积极作用。这可能意味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有较高市场份额的银行业结构并不必然导致中小企业发展受限，我国信任度较差的社会环境、对债权人保护较弱的法律体系以及银行业整体竞争程度不足，共同提高了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的门槛。因此，在短期内设立大量中小金融机构、改变我国较为集中的银行结构并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其发展的必需途径。需要注意的是，在监管体制尚未完全理顺、监管水平有待加强的情况下，银行市场准入的过度开放只能弱化审慎监管的基础，最终不但没能实现支持实体经济、扶持中小企业的目标，反而可能造成金融资源的损耗、金融秩序的动荡。笔者认为立足现有的银行结构，提倡大、小型银行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开拓中小企业信贷业务，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是一种更现实的选择。当然制度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征信体系建设，减少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并通过社会信用文化的培育，逐步提高交易各方的相互信任程度；另一方面，补充完善现有债权人保护法律，更要提高司法执行效率，完备的法律离开切实的执行，无疑是纸上谈兵。
【主要参考文献】
[1] Petersen M.A. and Rajan R.G..The Effect of Credit Market Competition on Lending Relationship[R].NBER Working Paper No.4921，1994.
[2] Scott J.A. and W.C..Dunkelberg Bank Mergers and Small Firm Financing[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05，35（6）：999-1017.
[3] Berger，A. N.，Rosen，R.J. and G. F. Udell . Does Market Size Structure Affect Competition？ The Case of Small Business Lending[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7，31（1）：11-33.
[4] 卢峰，姚洋.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J].中国社会科学，2004（11）：42-55.
[5] 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1（1）：10-18.
[6] 李志.银行结构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2（6）：38-45.
[7] 鲁丹，肖荣华.银行市场竞争结构、信息生产和中小企业融资[J].金融研究，2008（5）：107-113.
[8] 罗党论，甄丽明.民营控制、政治关系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08（12）：164-178.
[9] 余明桂，潘红波.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J].管理世界，2008（8）：9-21.
[10] 唐建新，卢剑龙，余明桂. 银行关系、政治联系与民营企业贷款[J].经济评论，2011（3）：51-58.
[11] M.Woolcock.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 [J]. Theory and Society，1998，27（2）：151-208.
[12] 张维迎，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59-70.
[13] 魏锋，沈坤荣.所有制、债权人保护与企业信用贷款[J].金融研究，2009（9）：26-39.
[14] 余明桂，潘红波.政府干预、法治、金融发展与国有企业银行贷款[J].金融研究，2008（9）：1-22.
[15] 秦捷，钟田丽.“小银行优势”在中小企业信贷市场的实证检验[J].预测，2011（1）：35-39.
[16] 雷震，彭欢.银行业市场结构与中小企业的生成[J].世界经济，2010（3）：109-125.
[17] 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M].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8] 刘凤委，李琳，薛云奎.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J].经济研究，2009（8）：60-72.
[19] T. Beck，A. Demirguc-Kunt and V. Maksimovic. Financial and Legal Constraints to Growth：Does Firm Size Matter？[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5，60（1）：137-177.
[20] Rainer Haselmann，Katharina Pistor and Vikrant Vig. How Law Affects Lending[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0，23（2）：549-580.
[21] Cole，R. and Turk R.. Legal origin，creditor protection and bank lending：Evidence from Emerging Markets [R]. MPRA Paper，2007.
[22] M Safavian and Siddharth S. When do creditor rights work？[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7，35（3）：484-508.
[23] 刘湘勤，龙海雯.银行结构、信用环境与中小企业发展：基于中国跨省数据的实证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159-161.
[24] 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4年度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5] 张维迎，柯荣住.诉讼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及其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2002（2）：3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