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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化战略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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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概念界定、基本特征、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实施措施等方面对国内同城战略研究综述,评析目前研究的不足,提出重点加强发展阶段、发展路径、组织模式、社会效应方面的研究展望。

关键词:同城化战略;述评;实施措施

中图分类号:F5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197-04

21世纪以来,信息化战略的实施促进城市间的联系,但行政区分割导致的市场分割、地方封锁、重复建设等诸多“行政区经济”负面表现阻滞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为了破解“行政区经济”,兴起“撤县并区”的热潮,以减少行政壁垒。这一措施成本高,且负面效应愈加凸显。自2003年起,行政区划作为解决大都市区发展协调的手段已鲜有应用[1]。2005年,《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首次提出同城化战略[2]以来,同城化以其在不改变既有行政层级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治理模式创新打破行政区经济的阻滞,被国内城市政府所接受。如沈阳经济区的沈抚同城化、湖南的长株潭一体化、珠三角经济区的广佛同城化、深港同城化,以及长三角经济区的苏锡常一体化、沪杭同城化,西北地区的西咸一体化、成渝一体化等等。

一、同城化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

同城化作为国内首创的概念,其概念界定及内涵阐释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国内较早明确提出同城化概念的是邢铭(2007)[3]、高秀艳(2007)[4]等。邢铭(2007)认为,同城化一般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城市因地域相邻、经济和社会发展要素紧密联系,具有空间接近、功能关联、交通便利、认同感强的特性,通过城市间经济要素的共同配置,使城市间在产业定位、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和政府管理上形成高度协调和统一的机制,使市民弱化属地意识,共享城市化所带来的发展成果的现象[3]。高秀艳等(2007)认为,同城化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为打破传统的城市之间行政分割和保护主义限制,促进区域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以达到资源共享、统筹协作,提高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的一种发展战略,是大都市经济圈建设的关键性起步阶段,是开发建设大都市经济圈的前提和保障[4]。方创琳(2011)认为,同城化是指,一个城市与另一个或几个相邻的城市,借助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能够融为一体的发展条件,形成相互融合、互动互利、共同协调、共同发展的过程,是城市发展的新趋势,是辐射力、扩散力与竞争力越来越强的城市综合体[5]。

(一)基本特征研究

王德等(2009)选取国内正在实施同城化战略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概括其基本特征为:同城化是相邻城市特定发展阶段的路径选择;同城化具有距离门槛;同城化城市均为中心城市或次级中心城市,且城市之间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差异和经济地位的错位[1]。赵英魁等(2010)指出,同城效应具体表现为依托完善的快速交通网络,以高速公路、轻轨、地铁为半径,以现代通讯技术为信息联络的主要手段,缩短城市间的时空距离,调动区域内各城市的资源,并使之在城市产业和功能方面协调发展。构筑“1小时生活圈”,区域内居民的日常生活、工作往来像生活在一座城市般的频繁[6]。李王(2010)从国内三大典型城市经济圈同城化开发的经验总结出,发达的交通通讯网络、协调配套的产业协作网络、中心城市较强的辐射带动能力是城市经济圈同城化效应的共性特征[7]。王振(2010)提出,交通出行、产业布局、通勤就业、人口居住是同城化发展的四个显著特征,分别表现为日常流动性人群流量激增流速加快、企业总部主导下的产业分工与空间配置、跨城就业的常态化和由常住人口跨城居住形成的新型双向人口流动[8]。彭震伟等(2011)提出,我国城市与区域发展中出现的同城化现象,其共同特征在于城市发展及其空间要素超越了原有行政管理制度的设计范畴[9]。

(二)发展阶段研究

国内学者对同城化发展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同城化与都市区(圈)、一体化等发展阶段的关系研究上。高秀艳等(2007)探讨了大都市圈和同城化的相互关系,并以沈阳、抚顺、铁岭和本溪四城市的同城化进程为例,得出了同城化是大都市经济圈建设的关键性起步阶段的结论[4]。邢铭(2007)认为,同城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市群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区域城市间经济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趋势[3]。宋煜(2008)认为,同城化是作为城市群,城市圈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出现的,是迈向都市圈、城镇群的一个务实阶段,并提出同城化发展战略也具有阶段性,即同城共识城间共建同城联合城城融合实现同城[10]。王振(2010)则将同城化看做城市圈或都市圈发展、形成的中间过程,其本质是相近的城市在经济、社会、环境、空间等方面协同发展,共同构建大都市区的过程[8]。而段德罡等(2012)借鉴了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群发展的划分方法,创造性地将同城化的发展阶段分为四个时期,分别为雏形期、融合期、协调期和同城期,并提出每个时期城市的基本特征、同城化重点以及同城化的目标[11],为同城化发展阶段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方法。

(三)发展模式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从空间发展和组织管理两个方面提出同城化发展的模式。

第一,空间发展模式。梁文婷(2010)提出同城化毗邻城市的主、辅城概念,在充分考虑主城对辅城的吸引和辐射的前提下,将辅城的空间扩展模式分为连片密集扩展、辐射密集扩展、沿轴线扩展和跳跃式城组团扩展四种基本模式[12]。邢铭(2011)将同城化城市作为“点状”研究对象,抽象同城化的空间整合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飞地发展模式、双城对接模式和多点融合模式。并指出,不同模式并非孤立存在的,或分别出现于同城化的不同阶段,或在同阶段以其中一种模式为主,同时伴随着其他模式。周轶男(2011)认为,在同城化格局中,相关城镇按照对象发展、节点强化、网络联系等生长方式不断发展,同城化的区域空间将主要表现为主体城市、集中模式,交通轴线、带状模式和节点城镇、串珠状模式三种结果。段德罡等(2012)通过对当前同城化发展理论和相关案例的分析,指出同城化的空间模式可根据毗邻城市的空间距离的远近划分“毗邻型”和“遥望型”两种类型,其中“遥望型”又包括“共筑新城”、“分散组团”和“生态绿核+卫星城镇”三种模式[11]。

第二,组织管理模式。连井环(2008)提出,沈抚同城化政府协调机制应是“自上而下式多层次”政府协调机制,即应以省级政府行政介入和各个城市自愿加入的方式共同构成,形成以“职能部门管理、区域综合协调、民间联合推动”的新格局[13]。吴瑞坚(2010)针对广佛之间难以统一行使跨界职能的状况,有必要建立更高层面的大都市区政府专门协调双方之间的矛盾,统一双城之间的规划、产业布局及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统一安排。或者建立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专门协调委员会,就专门对某一项职能进行协调,负责跨越行政区划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如港口、机场、地铁等公共交通、大型水利工程、大江大河整治、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14]。叶祥松等(2011)提出,构建超广佛政府的管理和协调机构,即由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组成的“广佛管理协调行政委员会”,对广佛同城化在整体布局、利益分配等宏观方面进行有绝对权威的管理和监督,由国家赋予其法律地位,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广佛同城化相关的合作条款和规划[15]。王达梅(2011)提出,广佛同城化合作机制应是一套由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由两市人大、市委市领导、政府部门、企业、中介组织和公众组成的多层面,包括决策制度、专责小组制度、监督制度、利益协商机制、绩效评价制度、新闻会制度等多项制度安排在内的合作机制[16]。焦张义等(2011)归纳总结了4种目前存在的同城化模式,分别为跨行政区的理事会模式、地方政府首脑协商模式、上级政府派出机构模式、联合党委模式,并分析比较了上述同城化模式的利弊,提出了一个改进的同城化模式。并指出无论采取何种同城化模式,关键在于制定一系列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合理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形成的制度和运行机制一定要有法律的保障,要能够执行落实[2]。邢铭(2011)归纳同城化的组织管理模式主要有五种:地方首脑协商模式、上级政府派出机构模式、联合党委模式、框架协议模式和管理委员会模式[3]。

(四)实施措施研究

王德等(2009)以2007年以前提出并正在实施的7个同城化案例为研究对象,通过案例的比较(表1),将同城化战略实施情况总结如下:第一,成立协调组织,相关主体的参与热度决定实施进程;第二,以产业共建区为空间载体,管理方式影响同城化进程;第三,实施效果有待提升,利益、制度等问题尚需深入研究[1]。焦张义(2011)通过对国内同城化案例的比较分析(表1),指出各地同城化实施基本停留在硬件上,以道路、收费站、电话为主,而参与同城化的城市功能还未明确,利益分配机制和制度安排也没有触及[2]。

更多的学者则将关注点集中在同城化所面临问题的阐述上。桑秋等(2009)指出沈抚同城化仅侧重于表面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空间发展策略一体化等机制上,而非深层次的功能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同时缺乏有效的协调组织。梅伟霞(2010)提出,广州、佛山的同城化进程要想实现共赢,形成“1+1>2”的共振效应,而非“1+1

二、同城化战略研究的简评与展望

(一)研究简评

同城化战略研究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同城化的概念界定、发展阶段及总体特征、形成机制、发展模式等。这些研究对于我国同城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学、地理学、规划学、管理学以及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目前同城化研究多基于同城化地区发展的实证分析,体现出明确的问题导向,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2)国内关于同城化的空间规划多为广佛同城化、抚顺同城化的规划实践介绍,就城市规划编制内容本身如何结合同城化进行理论创新的研究较少。(3)对同城化发展路径研究较多,而对于因同城化而引起的社会效应研究较少。(4)对同城化发展路径研究又集中于规划对接、产业协调上,而对于设施建设、市场体系、生态保护的研究较少。(5)现有的大量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定量研究多限于描述,对于数理方法、计算模型等量化研究明显不足,如对同城化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和定量测度等。

(二)研究展望

1.加强对同城化发展阶段研究。同城化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它不仅是大都市区、城市群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有着自身的发展阶段、发展周期。正确认识同城化发展阶段,无疑对制定正确的同城化发展战略、发展策略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同城化类似于“大都市区化”和“城市群”概念,其演变规律也类似于这两个概念的演变规律。因此,可以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大都市区、城市群发展阶段的划分理论及方法,探索同城化发展阶段并科学测度,以便制定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所需的发展战略。

2.加强对同城化发展路径研究。同城化是大都市区、都市圈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在国外,工业革命以来,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地出现了世界性的大都市区、城市连绵带和城市群体。在国内,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壁垒被逐渐打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发达地区大都市区应运而生[19];目前,同城化在我国迅猛发展起来。因此,有必要结合国内外大都市区的发展和规划,建立一套比较完善、得到普遍认可的同城化发展路径,以加快推进我国现阶段的同城化进程。

3.加强对同城化组织管理模式研究。从国内同城化发展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因涉及到多个主体,合作机制至关重要。应通过对国内外主要大城市群的运行机理和政府协调机制模式的归纳总结,在充分汲取其优点的基础上,结合各区域同城化的实际,建立适用于不同区域同城化发展的科学实用的组织管理模式。

4.加强对同城化社会效应研究。虽然国内的同城化实施工作刚刚开展,但其所导致的社会效应不应为我们所忽视。在积极探索同城化发展路径的同时,加强对同城化社会效应的研究,有利于及时发现和解决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有利于修正和完善同城化发展路径,促进我国城市同城化更好更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