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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一年,各种农产品轮番涨价,“菜贵伤民”,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开春以来,菜价持续下跌,甚至已跌破生产成本,山东农民因此自杀,“菜贱伤农”成为人们的新议题。
其实,只要我们稍作回顾就可以发现,在最近20年,菜贱伤农的事情几乎年年发生,且在菜贱与菜贵之间存在恶性循环:菜贵,农民扩大种植面积,供过于求,导致菜贱;菜贱,农民种菜不划算,减少种植面积,供不应求,导致菜贵。菜贵,市民受不了,菜贱,农民受不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菜贱和菜贵的这种循环?能否保持果蔬供求的相对平衡,及因此的价格相对稳定,既不伤农,又不伤民的办法呢?
流通不畅难破“菜贱伤农”谜题
目前有两种关于果蔬价格恶性循环的解释及相关政策建议。一种解释是流通环节有问题,主要是流通成本太高,包括流通中间环节太多,收税收费太贵,运输成本太高,最近的汽油涨价也是导致运输成本太高的一个原因。解决办法是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收税收费,降低运输成本。更具体的建议是,农业部与商务部应该联合推广“农超对接”,即让果蔬供求市场上,一端连接农户,一端连接超市,果蔬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降低农民销售果蔬的难度,方便市民购买质优价廉的果蔬。
其实,全国90%以上果蔬都是通过集贸市场交易,就是说,蔬菜产销都是在高度市场化的背景下完成的。因此果蔬作为接近完全竞争的商品,很难被人为垄断流通环节来让菜贱或菜贵。因此,建议通过“农超对接”来降低流通成本,走出目前的恶性循环,至少不应成为主导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农民生产规模的悖论
还有一种解释是生产环节有问题,主要是农民经营规模太小,无法与市场对接。若农户经营规模比较大,他们就有能力收集信息、寻找市场,从而减少种植果蔬的盲目性,增加对市场的适应能力。
扩大经营规模,更多资本下乡,从而可能使农业经营者具备更多与市场对接的能力,但是这些集结起来的果蔬生产者就可以占据农产品市场的利润高端,也就意味着更少农民可以从农业中分享利益,且难以从农业高端产品中分享利益。若经营规模的扩大和资本更多下乡,是由国家政策扶持促成,这就是比菜贱伤农对农民更加不利的结果,因为菜贱伤农的另外一面还是与高风险相伴的高收益。现在,因为政府扶持,资本下乡,规模经营,之前尚可从果蔬种植中获取收益的农民就彻底被排斥到果蔬生产之外去了。
前不久“双汇”瘦肉精事件,媒体报道和“双汇”的总结,都说散户养猪不可靠,“双汇”因此下决心自办大型养猪场。前几年,猪肉价高,国家出台政策扶持万头养猪场,以致房地产商都开始养猪。规模养猪的好处很多,择要有二,一是便于监管,二是便于与市场对接。但是,中国农产品市场的蛋糕就那么大,资本进入养猪行当,之前农户还可能通过养猪来获取的收益,就会被资本挤出。
同样,当前菜贱伤农,我们若应对不当,可能结果就是,一般农户被挤出果蔬种植。若如此,则政策对农民造成的伤害要远大于市场的伤害。市场的伤害是可以修复的,因为还存在循环,政策造成的伤害则不可修复,因为农民被彻底挤出去了。
“菜农”逐利下的风险
是什么原因造成菜贱伤农,能否又如何走出恶性循环?
农民经营,风险小收入也少的是种植粮食作物。就全国来讲,粮食作物的种植要占到全国耕地的70%左右,而果蔬种植面积一般只占到耕地面积的10%。种植面积高于这个一般数,就很可能供过于求,低于这个一般数,则会供不应求。
粮价稳定,原因一是种植面积大,二是耐储藏,三是国家重视,保护价收购。最近30年,中国粮食供求关系保持了相对平衡,粮价也保持了相当稳定。种植粮食,投资少,风险小,收入稳定,同时收入也少。风险小和收入少,应该是中国农民种植粮食的基本特点。
经济作物的种植,尤其是果蔬生产,具有与粮食生产相当不同的特点,具体有三,一是果蔬种植面积较小,二是果蔬相对粮食,不是必需品,三是果蔬较难储藏。三点加起来,导致果蔬市场供求关系经常失衡,价格波动大。因此,种植果蔬的风险比较大,收入也比较高。
为了增加农民收入,一个基本办法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最常用的办法就是种菜不种粮。尤其是种蔬菜,一年几熟,遇到好的市场机会,种菜可以在短期致富。一户致富,户户效仿,地方政府出于好心,也积极号召、支持、推动。种植蔬菜农户越多,供过于求就越严重,蔬菜价格跌得就越惨,最终,种菜农民血本无归,就将萝卜白菜西红柿堆在政府门口抗议,并得出“政府号召我们种什么,我们就一定不能种什么”的金律。
换句话说,农民若要追求高收益,就必须承担高风险。中国有2亿多农户,在每户都有生产经济作物能力且每户都有极强响应市场能力的情况下,高度市场化同时也是具有很高风险的果蔬种植就容易陷入前述恶性循环之中。
农民逐利的冲动和中国规模庞大的农户,及因此而产生的极为庞大的果蔬生产能力,所面对的却是相对狭小的市场以及几乎没有通过储藏来缓解供求紧张关系的现实,一旦市场供过于求,必菜贱伤农,而一旦供不应求,又导致菜贵伤民。
农民种菜,是他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主选择的结果。农民是独立经营主体,他们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们不能只看到菜贱伤农,而看不到农民在承担更大风险种植蔬菜的同时,也获取了相对于种粮的更大的利益。
在中国农户规模庞大且需要依靠农业收入情况下,只要蔬菜种植具有比较高的收益,就一定会有农户愿意承担更大风险来种蔬菜。而随着农民年龄大了,外出务工不太方便了,他们见过世面,也有点存款,他们回到农村,也大多不愿种植利益小的粮食,而愿意作为投资来种植果蔬。在果蔬这个高度市场化的商品生产与供给领域,在市场风险和市场收益之间,是存在一个平衡的(虽然有点脆弱)。这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目前出现的菜贱伤农的问题,不是流通环节的问题,也非生产环节的问题,而是在中国特殊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必然结果。某种意义上,这种市场波动是无法克服的。也只有从改变社会结构等本质问题上入手,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从而避免“菜贵伤民”和“菜贱伤农”。
另一方面,对“菜贱伤农”的不当解读会扩大蔬菜市场价格波动。不管是引资入农,还是联合农民,很有可能打破高度市场化下的商品生产与供给的平衡,从而引发更为严重的问题。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主要是收集相关信息,提供市场预警,加强安全监管,减少市场波动的幅度。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责编/李逸浩 美编/叶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