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母亲“脱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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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广州工作。多年前父亲去世，母亲一直—个人在湖北乡下老家生活。

2011年清明节前夕，母亲给我打来电话，声音有气无力：“儿子，你如果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妈死，就把我接到广州治病。”几个月前，母亲被查出严重的妇科病，在镇上医院又是打针又是吃药，不见好转反而日益严重。医生说，要痊愈必须进行子宫切除手术，否则很有可能转化为宫颈癌等顽疾。

事关重大。我连忙将母亲接到了广州，次日就带母亲去医院。挂的是妇科号，排队等候的黑压压一片全是女人，我一个大老爷们在她们中间显得鹤立鸡群。没办法，母亲不会讲普通话，我得给她当翻译。轮到母亲看病了，征得医生的同意后，我随她一起进了诊室。母亲向医生陈述病情，她说一句，我翻译一句，“子宫，阴道，白带异常……”这些字眼被我这个大老爷们不顾廉耻地从嘴里吐了出来，那种感觉犹如被世人窥视了我最秘密的隐私。

谢天谢地，医生对母亲进行详细诊断后，说根本无需切除子宫。医生开了些中药，几个疗程后，母亲居然痊愈了。

这时，母亲向我提出：“儿子，我不想回老家了，就在这里和你一起住吧，给你洗衣服做饭。”尽管不知道母亲能否适应城市生活，我还是满口答应。

母亲就这样待了下来。我享受到她提供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舒适，也“享受”到她给我制造的麻烦：煤气灶、洗衣机、热水器……我一样一样地教她使用。如何开数字电视教了她无数次，她却依然只能把电视打开到那个小窗口，怎么也无法调出全屏。

母亲在乡下劳作了大半辈子，在城里也闲不住，并开始以劳动这种最高尚的方式来侵占我的领地、扰乱我的生活：她把从外面捡回来的旧报纸、旧纸箱、空饮料瓶、废布料、破铜烂铁等废品堆放在家里的阳台上。结果是，在家里我几乎不敢打开阳台门，否则苍蝇就毫不客气地飞进来。

这还没完，母亲捡废品还拉上我：阳台上的废品积累到一定程度，她会用纤维袋装好，“命令”我挑去卖。我并不鄙视劳动，只是我有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而且一个戴着眼镜、一脸书生气的大小伙子，挑着废品招摇过市，那感觉实在无地自容。

我的生活就这样因为母亲的介入而杂乱无章。仔细梳理，我发现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成了母亲的全部依赖。我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否则她永远无法融入城市，找不到自我：而我，只怕会被她“折磨”到疯掉。

母亲既然爱劳动，我决定为她找—份“体面”的工作。不指望她挣钱，只愿她过得充实些，精神上有所寄托。小区附近有很多小作坊式的制衣厂，我联系了几家，让母亲去这些制衣厂打零工：钉纽扣、剪衣服上留下的线头，工资计件、当天结算。一个月下来，母亲竞挣了两千多元，老人家乐坏了，叫嚷着要请我去外面的餐馆吃饭。

为了让母亲建立自己的生活圈子，我带她在小区里找湖北老乡。这样，母亲没事就可以找他们聊天，和他们一起去买菜、逛街，语言没有了障碍，老人们在一起不亦乐乎。

母亲终于渐渐摆脱了对我的依赖，每天过得忙碌而充实，也渐渐融入这座城市。这是她想要的生活，也是我希望看到的。母亲的“独立”告诉我们，人活在世上，不应该失去自我，年轻人如此，老年人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