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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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城区往南一公里许，地势陡然由高变低，一座东西长、南北窄，纵横132平方公里的湖泊赫然横亘在人们面前。这就是运城盐湖。远在2600万年以前的新生代第三纪时，由于造山运动和地壳变化，中条山麓造成断裂，凹陷下去的长长的地带，形成了湖泊。天长日久，湖泊中的钾盐、石灰石、镁盐、硫酸盐以及食盐，慢慢与早期淤积层结合，经过长期自然蒸发作用，盐类沉淀，结成了很厚的矿石层，从而形成了运城盐湖。

这上天恩赐的运城盐湖，南依苍翠高峻的中条山，北靠峨嵋鸣条岗，东连涑水瑶台，西接黄河古渡，宛如一条玉带，飘落在中条山北麓。那波光粼粼的万顷银泊，那环绕四周的芦苇湿地，那族聚欢飞的水禽候鸟，那飘浮的白云和徐徐的微风，让人顿如置身画中。尤其是如雪盐硝，晶莹剔透，银光闪闪，散布在硝田湖水之上，铸成了一个一望无垠的银色世界。明人朱知鳌曾在《咏盐池诗》中写道：“此境已超人世外，不须截海觅瀛洲。”近代文坛泰斗田汉先生赞叹其为“千古中条一池雪”。这些都不为过。

这如画盐湖带给人们的却远不止这美景，它在见证中华民族人类繁衍，促进人类进化，支撑人类历史、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更为重要和无以替代的作用。运城盐湖是晋商乃至华商的源头。这，要从它悠久的产盐历史说起。运城盐湖出产的盐从何时开始为人类食用，我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有历史学家通过从湖边发现的人类遗骨可以把它追溯到6000多年前，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祖先，最早在运城盐湖发现了盐，并使人类进化到一个新的文明阶段。为什么说我们的祖先最早发现并食用的是运城池盐而不是其它地方的海盐或井盐呢？一个原因，是池盐能够借助风和太阳的蒸发作用，自然结晶成盐，而海盐则需要“海水煮盐”，需要很大的技术成份，是在人们不满足仅仅依靠大自然恩赐基础上的一种探索成果。井盐的出现则更晚，史载：李冰“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多饶焉。”就是说，战国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在治水的同时，勘察地下盐卤分布状况，始凿盐井。因此，一般推测认为运城盐湖所产的“池盐”，比海盐大约提前了一千多年，比井盐提前2100多年是说得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运城盐池地处黄河流域，它的开发生产与中华民族的早期形成和繁衍生息是相伴相随的。据说，著名的“黄帝战蚩尤”就发生在河东盐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部落战争，争夺的目标就是――盐，因为谁拥有了盐，谁就拥有了财富，谁就能派出威武的士兵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征伐。其后的唐尧、虞舜、夏禹建都的平阳、蒲坂、安邑，也都在盐池附近。远古时期的政治家们就是在控制住盐的利益的同时控制住了政治经济的命脉。

从经济学角度讲，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贸易不是产生于分工或比较优势，而是基于生存的互通有无。在那时的自然经济中，交易是为求生服务的，所交易的是生存必不可缺的物品。一个地方要能产生贸易，惟一的条件是能生产出生存必不可缺而其他地方又没有的产品。这些栖息在盐池边的远古人类有幸具备了这个条件。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历史和盐》中考证出，商贾的“贾”字出自“”。《说文解字》说：“盐，也，天生曰，人生曰盐”，就是指盐池或盐池中自然结晶状态的天然盐。他由此推断出，中国的商业起源于盐，最早的中国商人是山西人。确切地说，是生活在运城盐池边的晋南人。

盐商就这样自然而然拉开了晋商的序幕。第一位出现的盐商叫胶鬲。历史上的胶鬲原为纣王大夫，遭商纣之乱，隐遁经商，贩卖鱼盐，后被周文王发现，举为重臣。他是后来人们供奉的三位盐宗之一，另两位一是海盐生产的创始人夙沙氏，一是食盐专营的创始人管仲。说到管仲，就要说到食盐的官营问题。管仲首先创制了食盐民产、官收、官运、官销的官营制度，结果“富上而足下”。运城是全国产盐之地出现的唯一因盐业而建立的“盐务专城”。运城原为盐池北岸一村镇，名潞村，元称圣惠镇。由于盐池官营，历代朝廷均在此设官置府，汉时设司盐，唐设两池榷盐使，宋置提举解盐司，元立河东都转运盐使司，明清派有巡盐御史，潞村这个弹丸小镇便显得异常重要。在元代末期，由盐运使那海德俊主持修筑了城池，并定名运城。

伴着运城共同成长壮大的，还有那浓厚的盐文化。雄踞运城盐湖北岸卧云岗上的池神庙，居高临湖。池神、日神、风神三大殿并列勾连，煞是壮观。它是国内唯一能见到的池神庙，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建造的起因是雨涝浸入盐畦卤水中，影响结晶而致“红盐自生”，但无法用科学原理解释这种现象的代宗皇帝和他的大臣们认为这是一种“祥瑞之兆”，特下诏书，赐运城盐湖为“宝应灵庆”池，钦定在盐湖建庙，赐封池神为“灵庆公”。盐池另一著名的遗迹是环池一周的禁墙，它是明成化十年在唐代壕篱、宋代拦马短墙基础上筑成，东西南北墙高、基厚均一丈有余，周百里多长，通过中、东、西三个禁门牢牢把持住了盐运的出口。运城、池神庙、禁墙无一例外地都是盐业、盐商蕴育出的历史文化产物。

可以想见，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盐业作为国家重要的资源和主导产业，它的兴衰是直接关系到一个地方商业经济兴衰的。那么围绕着运城盐池的盐商能否沿着历史的脉络把晋商这台大戏一路唱红呢？史料证明，他们做到了。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立足辖地盐业这个自然优势，因势利导，推行了“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的政策，鼓励商业发展。于是，晋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批富商。《国语》中记载，绛邑(现为新绛县一带)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就是说，这些商人已经富到可以开豪车，穿华服，游说、走动于王侯之间了。商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晋国迅速强大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运城市下辖的夏县出土了大量的铸造钱币的工具――范，专家们通过这些为数众多的范的标本又可证实，从战国到秦汉时期，作为河东郡制的安邑古城（今运城市附近）是当时中国官窑铸造货币的一个重要基地。其后在禹王城遗址里发现了一个货币窑层，这个货币窑层出土的货币达7600斤。盐业引起的繁荣和富足，由此可见一斑。

猗顿是盐商这个富足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个体。猗顿是孔子的后裔，原是鲁国一名穷士。后来他师从陶朱，来到今天的临猗县从事畜牧业和盐业。说到陶朱，还要从晋国流亡公子计然说起。计然经商成功，把经商经验上升为理论，总结出了一套称为“积著之理”的经商之道。范蠡在助越王勾践伐吴成功后，受计然理论启发从商致富，人称“陶朱公”。范蠡称计然为师，而猗顿又拜范蠡为师，经过刻苦学习实践，终成一代巨富。猗顿的名字也作为“猗氏”一个县名得以流传。今天的临猗县就是由原来的临晋县与猗氏县合并而成。目前临猗县还有猗顿的墓地和雕像，以纪念这位晋商的远祖。

盐业、盐商，慢慢地夯实着晋商的根基，积淀着晋商的底蕴，伴随着历史的潮流发展着，壮大着。在汉代，运城盐池的盐已远销豫、鲁、冀、甘、陕等地。盐商的视野越来越开阔，盐商的足迹越来越宽广，盐商的财富和经验也越积越多。

量变终会引起质变。终于，在明政府为解决庞大的边镇军饷问题，实行“召商输粮而与之盐”的开中法时，这些蓄势多年，拥有临北方边镇和盐池双重优势的晋商，便义无反顾地捷足先登，迅速兼盐、粮商于一身，把晋商这个涓涓细流瞬间汇成大海，一举成为全国商业中的劲派。不少专家学者把明清晋商与世界上著名的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等相媲美。但就是这驰名中外的晋商在驰骋商场500年中，除去晚期所依靠的票商从创办到日军入侵、晋商衰败百余年外，其余时段基本都是靠盐商来持续、演义的。据不完全统计，“开中纳粮”改为“开中纳银”后，因为经营解州池盐“盐利倍增”，盐商人数曾高达500余家。

晋商的雄厚资产由盐商来奠定，那么目前晋商研究专家们归究出来的进取、敬业、群体的晋商精神；审时度势、灵活机动、薄利多销的经营谋略；珍惜诚信、俭约自律的经营作风；经理负责制、学徒制、人身顶股制等严格的组织管理；儒贾相通观、义利相通观、谋略竞争观、修身正己观的心智素养等等这些明清晋商的成功之道，是否也得益于盐商呢？我看是的。

“诚信”和“义气”是晋商精神的核心内容。靠着这个精神，他们诚信经营，厚实不排他，在信誉和道义上给全国商业做出了典范。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两个词的代表人物都与运城盐池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关公的故里是运城解州，与运城盐池近在咫尺。关公的忠义仁勇既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盐商、晋商严格遵循的行为规范。他们知道，在缺乏契约和法律约束的社会中，要想做出一番大事业，共同的精神崇拜就可能是维系一个群体最强有力的纽带，而关羽就是几乎所有山西商人都认同、崇拜的神圣。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公庙宇。有些地方的晋商甚至是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他们把关公精神作为自己的伦理取向，以致关公精神在其思想、道德、行为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成熟的经营谋略，严格的组织管理是晋商独领数百年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掌握着先进的经营模式，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他们这些先进的经营理论一方面得益于他们较高的文化程度和智慧，一方面就是千百年来不断的经验积累和总结。这一点完全可以追溯到最早总结出经营理论的晋国流亡公子计然。计然的《积著之理》思想内涵非常丰厚。《史记・货殖列传》说：“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史记・货殖列传》上又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施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范蠡用计然之策于家，三致钜（巨）富”，三年下来就成了一代巨富，世人“言富者皆称陶朱公”。晋商从其中汲取的理论和经验恐怕也不少吧。

其实，在盐商、晋商看来，他们所从事的都是一项普普通通的平民事业，是一项他们力所能及且愿意付出全部心血去从事的事业。但这项事业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而且正是由于他们的出色作为，使中国文化显出更丰富的层次，更灿烂的色彩；使那片长长的盐湖释放出更强大的力量，产生出更丰厚的效益。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啊！南风，我愿意再为你而歌！

（本文作者系山西省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