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姑的死与鲁迅的情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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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与表妹琴姑的相恋，是20世纪90年代以後鲁迅研究领域争论的一大热点。鲁迅与琴姑的相恋是存在的，是有史实根据的。琴姑的死，对鲁迅的情感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鲁迅；琴姑；相恋；情感生活

鲁迅有一位表妹琴姑，是鲁迅小舅父鲁寄湘的大女儿。鲁寄湘有四个女儿，依次是琴姑、意姑、林姑、招官(也写作昭官)。後又生幼子佩纹。据周建人回忆：这四个女儿，个个汉文很好，大女儿琴姑尤其好，能看极深奥的医书。鲁迅在南京读书时，曾经提起过，是否两家结个亲，可是那时听得长妈妈叽叽喳喳地说什么“犯冲的呢”，因此也就不提了。後来，小舅父把琴姑许配给别人了，不久病逝。她在临终时对服侍她的贴心妈妈说：“我有一桩心事，在我死前非说出来不可，就是以前周家来提过亲，後来忽然不提了，这一件事，足我的终身恨事，我到死都忘不了。”

鲁迅与琴表妹的相恋，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有鲁迅研究学者提及：

1990年，李允经在《鲁迅的婚姻与家庭》首次做了详细的叙述：“小舅父是个郎中，家有四个女儿，个个汉文很好，琴姑尤其出众，能看深奥的医书。她比鲁迅小两岁，属羊的。她十一二岁时，父亲曾带她在鲁迅家住过几天。他们年龄相仿，都爱读书，又常在一起玩耍，两小无猜。因此，琴姑对鲁迅有深刻的印象。後来，鲁迅母亲去提亲，琴姑不好说什么，但心中是很愿意的。可是，按照绍兴乡俗，男女成婚一要门当户对，二要生肖不犯冲，八字不相克，三要女方的年龄稍大于男方，以便侍奉公婆，料理家务。如果琴姑配鲁迅倒是门当户对，年龄小了两岁，也倒无妨，可是琴姑是属羊的，俗语说：‘男子属羊闹堂堂，女子属羊守空房。’属羊的女子要么嫁给算命先生这种命硬的男人，要么屈做‘填房’，因为人们认为男子死了元配，其命必然凶强。偏巧，鲁迅出生时是‘蓑衣包’(胎盘先下来)，乡俗认为这样的孩子虽然有出息，但命弱，难以养大。所以，家人除了满月时祭祀，求神佛保佑之外，还特地为鲁迅拜了一个和尚做师父，表示已经出家，免得神鬼妒忌，动手抢去。这样，通晓人情世故的长妈妈便出来反对这门亲事，说是‘犯冲的’。长妈妈的主观愿望是为了鲁迅好，可经她一说，这门亲事就再也不提了。後来，小舅父把琴姑许配给另外一家，不久病逝。”接着，又记述了琴姑临终前的那段话。

1995年，马蹄疾在《鲁迅――我可以爱》第一章“琴表妹饮恨死去”中更为详细地述及了此事。

1996年，马蹄疾又在《鲁迅生活中的女性》一书“至死苦恋着鲁迅的琴姑”一节中描述了此事，并对报刊和书籍中出现的一些记述鲁迅和琴姑爱情故事的文章做出这样的评论：“杜撰了琴姑到火车站为表哥鲁迅上南京送行，又送了一支钢笔给鲁迅，这些描写，都是使人难以置信的，因为1899年绍兴根本没有通火车，当时也没有钢笔，因此编得神乎其神，不值一驳，但笔者以为，如果去掉这些常识性的错误的编造，说鲁迅的母亲要琴姑送一送鲁迅，或琴姑在鲁迅去南京前，的确从安桥头赶来送一送表哥远行，也小能说绝对不可能的事，如作为故事来写，也无可厚非的。但细节必须真实。”

以後，鲁迅与琴姑的故事少有人提起了。

但经过一段沉寂，到2007年8月，张恩和的《鲁迅的初恋》一文又掀起了更大的波澜。张恩和除了重申李允经、马蹄疾的观点外，推出了自己的新看法，那就是，说鲁迅对自家与琴姑家的议婚毫不知情，很难说得过去。“第一，应该说鲁瑞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慈母，一向疼爱鲁迅，尊重鲁迅，遇事并不专权。这不但周家族人公认，鲁迅兄弟更同声称颂。对于为鲁迅议婚一事，她没有必要瞒着鲁迅进行”。“第二，此次议婚，鲁迅的弟弟们都知晓，後来也是由鲁迅的三弟说开此事，鲁迅是婚事的当事人，能够不知?第三，鲁迅虽然给人印象治学严谨，生活严肃，但青年时期较之一般同龄人，可谓活泼开朗，敏锐早慧，对于异性的观察当不至十分愚钝。”至于鲁迅自己的态度，从他的两篇作品：《朝花夕拾》中的《阿长与》和《彷徨》中的《在酒楼上》，可以窥出一些端倪。鲁迅知道此次议婚，後来为什么只字不提呢?这是因为“无法言于口舌，形诸笔墨，那就不如让它永远尘封在无言的记忆中”。“鲁迅的初恋――与琴表妹未成婚事，立刻对鲁迅与朱安的正式‘婚姻’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影响了他一生，实在不可低估。”

最重要的是张恩和结尾对鲁迅的《自题小像》一诗做了新的诠释，认为这首诗写的就是自己的心实在躲避不了丘匹特的神箭，心中一直把琴姑牵挂。

张恩和在2008年1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与许广平》一书中，也重述了这一观点。

李允经在为此书写的书评《可喜的突破――张恩和读後》中，对张恩和在鲁迅与琴姑相恋一事中的新发现和新突破予以高度的评价。

但是，对鲁迅与琴姑相恋一事，也有不同意见。

2007年2月，吴作桥在《关于琴姑的“神话”》中说：琴姑“在十二三岁时，曾跟父亲在鲁迅家住过几天。他们年龄相仿，都爱读书，又常在一起玩耍……鲁琴姑曾去过三姑家――鲁瑞家；鲁迅小时候为避难也曾去过小舅父家。鲁迅与琴姑自然是认识的。但我想也只是认识而已，他们之间并没有到‘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程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反证是，如果达到这种程度，鲁迅在他300余万字的文章中，300余万言的书信中，为何连琴姑其人、其事只字未提呢?”

2009年，纪维周在《鲁迅事迹的考证要重“证据”》中，表示同意吴作桥的观点，认为：“鲁迅对情爱非常严肃，他一生只爱过一个人，那就是众所周知的许广平。但使人惊奇的，有一位鲁迅专家，竟发表文章，披露了鲁迅与琴姑的‘初恋’。作者没有任何史实根据，从头到尾，都是推测。当事人鲁迅从未说过此事，两个弟弟也未提及，由于‘证据’不足，很难使人置信。”接着，又引述了吴作桥的话和马蹄疾提到过的鲁迅与琴姑相恋的伪造故事，强调说：“从以上实例看来，证明‘主观臆测’往往是靠不住的。而伪造的敞事，更属荒唐。因此，我希望鲁迅专家，考证要重‘证据’，避免‘主观臆测’，更不能伪造，以免误导读者。”

那么，对于鲁迅与琴姑的相恋究竟应该怎样看呢?

由于我近几年一直致力长篇小说体鲁迅传《苦魂》三部曲的创作，并已经写出其中第一部《会稽耻》的30万字初稿，有五章选登在郑心伶主编的《鲁迅世界》上，产生一定影响，所以对鲁迅与琴姑的初恋一事非常重视，下了相当工夫考察，因此提出如下看法：

琴姑对鲁迅的爱慕和她临终前对贴身妈妈说的话，肯定是有根据的，见于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的《鲁迅故家的败落》，一是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219页第6至第8行，二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242页第7至第9行。不仅白纸黑字印着这段话，该书当页还记述了鲁瑞听到这话时的表情：“後来这位妈妈把琴表姐临终的话讲给我母亲听，我母亲听了，低下头来，半天没有作声。”福建教育出版社版第23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255页又回忆道：“我母亲有她的难处，自从她知道我的琴表姐那遗恨终身的话，心里非常内疚。我母亲也爱琴表姐的。我觉得小舅父因琴表姐的死，似乎对我母

亲也颇有意见，我亲耳听他对母亲气恼哄哄地说：‘难道周家的门槛那么高吗?我的女儿就进不了周家的门吗?’我母亲只能低头听着，她要设法补偿，这时，小舅父的二女意姑已结婚了，三女林姑也许配了曹娥陈家，只有四女昭官还待字闺中，而且年龄和我相仿，虽然没有下聘礼，但两家似乎默契了。”最後由于昭官于1912年10月早逝，未能成为事实。但周家是承认这桩婚事的，周作人在1 912年lO月28日日记中记道：“饭後乔峰往安桥头送招官葬。”“乔峰”就是周建人。11月9日周作人又记：“下午乔峰往安桥，因明日为招官作六七也。”

可见鲁迅与琴姑之事，是有史实根据的。说鲁迅的“两个弟弟也未提及”，恐怕是没有读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的《鲁迅故家的败落》，也没有细读研究者的文章，因为从马蹄疾、李允经到张恩和，都在文章中标叫了琴姑临终前遗言的出处。断定鲁迅“一生只爱过一个人，那就是众所周知的许广平”，也未免简单。鲁迅与许广平定情後，确实是很专一的，他俩的婚姻也堪称楷模。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与许广平相识相爱之前，特别是青少年时代，没有爱慕过其他女性。不仅是鲁迅，就是对一般人来说，也不能女如此断言。

据我考察，鲁迅与琴姑有据可查的往来，有如下三次：

1.1893年10月，祖父科场案发，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前往皇甫庄舅父家避难。

据鲁迅在绍兴事迹的权威专家裘士雄先生《鲁迅避难过的皇甫庄旗杆台门及其主人范啸风》一文所说：“鲁迅的外祖父鲁希曾(晴轩)系清咸丰元年(1851)举人，同治年问初期当过几年户部主事。他在安桥头的祖宅实在太矮小，连那时为世人所重视的‘文魁’匾额都没有地方挂。皇甫庄旗杆台门屋宇高大宽敞，与其身份相符，主人范啸风副榜出身，知书达理，对鲁家又十分友善，鲁迅外婆家迁居皇甫庄。”这座范家大院门前竖旗杆若干，故俗称“旗杆台门”。门前有一与其等长的道地，呈长方形，约300平方米，由一块块石板铺就。道地前是一块2亩左右的烂田，长年不会干涸，只能种植菱白、蒲草之类的水生植物。寒冬腊月，它宛如天然溜冰场，成了少年儿童嬉戏玩耍的好去处。台门共七进屋宇，而南。步入台门斗，即可看见仪门上悬“文魁”、“副魁”两方匾额。台门斗、仪门，算一进。入厅，即第二进，建筑高大、气宇轩昂的大厅正上方高悬一方“深远堂”横匾，字体浑厚，笔力雄健。第三进是香火堂，建有神龛，陈放列祖列宗神像，陈列列祖列宗牌位，是祭祀先祖的地方。走出北面的圆洞门，穿越天井，就是第叫进座楼。原先是范氏寓居生活区，後面原是花园，假山叠翠，树木掩映。後因子孙繁衍，住房不敷，将它改建为住宅，即第五、六进屋宇。花园仅存一隅范蘅洲读书亭，该亭琉璃拱顶，亭柱抱对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第七进已临河，是後台门，筑有埠头，范氏外出时即在此上船。鲁迅祖父科场案发牛在1893年9月，一个月後逃往这里避难。鲁迅时年13岁，一直住到年底，鲁家租赁到期，二舅父搬到了鸡头山，大舅父一家则移往小皋埠岳丈家的当台门居住。寄食的周氏兄弟也跟着去了。

皇甫庄的情况，鲁迅的作品没有提及。在我过去的印象中，鲁迅避难时似乎是在安桥头_刀15矮小、l洲潮的祖宅里。读过裘士雄先生文章後，方知是在文化氛围如此之浓的书香门弟中的。当然鉴于人事沧桑，现在的旗杆台门绝大部分已变了样，裘士雄是根据向范瑶书等范氏後人的采访所得和提供的资料对它作了描述。

少年鲁迅在这里最主要的事情是描摹书上的图画。周氏兄弟原本就与琴姑四姐妹相熟，描画时有琴姑在旁，当是不足为奇的。刊载张恩和《鲁迅的初恋》那期的《鲁迅研究月刊》封二，印有裘沙、王伟君的《鲁迅画传》中琴姑陪伴鲁迅描画的画页，还有琴姑的两幅肖像，我想这是并不为过的。少年鲁迅作为“乞食者”，心境是很悲凉的，琴表妹当起到了安慰的作用。所以到年底分开时，应当是依依惜别。因而我住小说《会稽耻》第八章《娱园》①中设计了《冬雨》一节，做了描绘。当然，要掌控好分寸，既写他们心巾的默念，义不可像写现代男女恋爱的拥抱、接吻、送定情物等，只是悄悄在花园一隅的范蘅洲读书亭见了一面，琴姑就在冬雨中恸哭着跑回家了……

2.1894年初春，小舅父一家曾经到鲁迅寄居的小皋埠去过。

周作人的散文《娱园》，描述过寄居地的情况，还写了他偷跑到表娣俪永平屋里嬉闹的情景。

大舅父鲁怡堂前妻的父亲，是绍兴有名的文人秦秋渔。他本名树锸，字秋渔，别号勉，中过举，以诗画著称，刊行过四卷《娱园诗存》。他家和小皋埠前水坝的胡姓共有这座台门。台门前面悬挂着“文魁”、“孝文文章”的匾额，因为开过当铺，门前还有一个很大的“当”字，所以取名“当台门”。这里出过三个举人，门前竖过三对旗杆，因而也称为旗杆台门。风水先生认为：台门不能完全朝南，要歪一点。于是义称为“歪摆台门”，原来的主人沈氏是明代著名谏臣沈炼的後裔，沈姓是小皋埠的望族，但後来衰颓了，台门转由秦、胡两家共有。厅堂以西的厢房属于秦家。这所厢房有七间楼屋，朝北的楼屋有坐起间，樟寿的大舅父一家住楼下。楼上是秦秋渔的卧室和书房，秦氏早已去世，由他的儿子秦少渔住着。

後园还有假山、藕池、洗砚池等，是过去诗人聚会的娱园。现在已为荒园，类似百草园那样的菜园子。园里行一座微云偻，只是普通的楼房罢了。楼前一丈见方的水池边，还有一间单面开着门窗的房子，匾额题曰“潭水山房”，显得很阴郁。园门外，又有一间侧屋，名字很好听，叫作“留鹤庵”。其实也是很普通的房子，不见得留得住鹤。周氏兄弟就寄住在这里。

秦少渔，即大舅父的内弟。小孩们叫他“友舅舅”，倒很是说得来。因此，少年鲁迅也就不再影画绣像，时常跑去找他谈天。秦少渔也是抽鸦片烟的，但是他并不通日在床上，下午也还照常行动。常给孩子们画花，他算传了家法，喜画墨梅。他又喜欢看小说，买的很多，不是木板大本，大都是石印铅印的，看过都扔在一间小套房里，任凭少年鲁迅自由取阅，只是乱扔一堆，找得比较费时，譬如六本八本一部，往往差了一本，要花好些时光才能找全。这些书对少年鲁迅大为有益，从前在家里所能见到的只是“三国”、“西游”、“封神”、“镜花缘”之类，在这里竟然看到了《红楼梦》。

所以，我在《娱园》第2节“《红楼梦》”中，专门描写少年鲁迅读《红偻梦》的情景。

第3节“春雪”，写琴姑与全家到小皋埠来看望大舅父和周氏兄弟，少年鲁迅与琴表妹在娱园会面，琴表妹显得虚弱多了，盼望尽早离开安桥头。但只止于谈心而已，无过分举动。可以想见，安桥头的房子比皇甫庄的范家大院有天壤之别，父母又渴望生儿子，对女孩儿就不够呵护，琴姑心里挚爱着大表哥、盼望出嫁离开是合乎情理的。周作人的散文《娱园》说：“忘记了是哪一年，不过总是庚子以前的事吧。那时舅父的独子娶亲……中表都聚在一处，凡男的十四人，女的七人。”白天趁平表姐等女眷不在房内，和几个较为年少的人“乘虚内犯”走上楼去掠夺东西吃。“有一次大家在楼上跳闹，我仿佛无意似的拿起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穿了跳舞起来，她的一个兄弟也一同闹着，不曾看出什么破绽来，是我很得意的一

件事。”周作人说的事情肯定不是1894年春天避难时发生的，但传记小说创作的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小拘”。我将这件事情，安排在《娱园》第4节《女衫》。最後第5节则以《雪罗汉》结束，取《野草》中《雪》的寓意。也是创作所允许的。

据周建人回忆，周氏兄弟避难时，琴姑和父母及三个妹妹到绍兴城周家台门看望过。还住了几天。这肯定是为了抚慰正在遭难的周家，琴姑很受姑父母喜欢，她又很聪明、懂事，主动慰藉他们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在《会稽耻》第九章《圣旨压魂》等4节“慰藉”中做了描写。

据周建人回忆，1895年清明上坟之後，母亲鲁瑞曾经带着他到安桥头看望外婆，住了几天，这段时间肯定受到了琴姑的悉心接待。我把这事写进了《会稽耻》第13章《春寒》第4节“安桥头”。

3.1896年lO月12日，鲁迅父亲去世，举行了七天葬礼。

据周建人回忆，父亲周伯宜病故後，他外婆、舅父母、姨母、表姐们全去了，一再劝慰他母亲。琴姑当然也去了，这是她与少年鲁迅的第三次见面。我在《会稽耻》第16章《父亲的死》第3节“无言”中，写了琴姑参加葬礼的情景，只写她暗暗帮助着少年鲁迅，暗示庆叔把令大表哥尴尬的祖父周福清挽联挂到众多挽帐後面、不易看到的地方，两人竟然没有讲一句话。然而深情自在“无言”中。

最後，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上学，我在《会稽耻》第21章《走异路，逃异地》第6节“别诸弟”中，这样写：

鲁迅见姆娘坐卧不安，不住地往外看着什么，像是在等人，心中好生奇怪，问姆娘还有什么事。姆娘凑到他耳边小声说：“我托人把你要去南京的事通知琴姑了，让她来送你。她传话说要来送，怎么还没有来?”

一句话惹起了鲁迅的万般思念：父亲去世後就再没有见过她，她怎样了?好吗?真盼着再见她啊!

但是左等不来，右等还是不见影儿，天近黄昏了，仲翔叔提着行李来叫，不好再拖了。人家是给自己帮忙，怎能让人家久等，鲁迅只好拎起行李，向家人告辞。姆娘看时辰不早，再晚就赶不上南门外的夜航船了，只得放他走。

来到南门外，鲁迅下意识地不愿上船，仿佛要等候什么。仲翔叔再三催促，才不得不上去了。上船以後，又掀开舱窗帘往外看着，恍然间，似乎看见岸上绿柳丛中有一个绿色的倩影向船奔来，鲁迅怦然心动，恨不能向那倩影迎去，正要招呼，船起动了……

这里采用了虚实模糊的手法，不仅不敢写琴姑到火车站送大表哥，还送钢笔留念，连来到周家都不敢写。因为以当时的乡俗，男女授受不亲，尤其有定亲趋向的男女更是要避嫌，琴姑从安桥头坐船到绍兴城送表哥的可能性实在不大。但是又不愿意让其毫无留痕，而是虚写了一个倩影，将来与《苦魂》三部曲之三《怀霜夜》鲁迅晚年一种爱好相对映。

鲁迅晚年在枕边放着一幅木刻画，小得和纸烟包里的商标差不多。画面上，一个诗人手捏诗卷在朗诵，地而盛开着红玫瑰花；远方，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长发的女人在大风中跑。鲁迅常常拿出这幅画自赏。这幅画包含着什么寓意?鲁迅为什么这样欣赏?萧红不得其解，询问许广平，许广平也不知道。我想，这可能隐含着他对那盛开着红玫瑰花的完美的梦之境的向往吧?也可能有早年离开绍兴到南京求学时，从舱窗口恍惚看到的岸上绿柳丛中向船奔来绿色的倩影有关。但都具有不确定性，是一种虚写。

为什么要这样虚写呢?这就言归正题，再谈我对于鲁迅与琴姑相恋的看法。

我认为此事肯定是有史实根据的，纵然可能到不了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程度，也是一种心心相印、互相爱慕的情感，不能视而不见。但是为什么“鲁迅在他300余万字的文章中，300余万言的书信中，为何连琴姑其人、其事只字未提呢?”

问题提得很好!然而我们从中并不能得出此事无有的结论，而是可以看出鲁迅情感生活的特点。1898年12月20日，鲁迅四弟椿寿因患急性肺炎夭折，小儿子的死给母亲鲁瑞沉重的打击。我们可以想见，丈夫刚刚去世，最疼爱的小儿子又在自己怀里死去了。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该是多么沉痛啊!为了安慰母亲，鲁迅二弟周作人特地请来画师叶雨香，画了四弟椿寿的像，挂在房间里。这张像後来带到北京，一直挂在鲁瑞房里，直到去世。周作人也极为悲痛，後来写了很多诗悼念四弟，1902年6月还写过署名梦平的《薏川荫仙小传》，说椿寿“生而神异，目炯炯有芒，如岩下电”等。而鲁迅呢?没等四弟安葬就因为矿路学堂要开学，回南京去了。由堂兄周伯文代他写了一块碑，碑文是：“亡弟荫轩处士之墓”，下署“兄樟寿立”，葬在南门外龟山。以後在著作、书信中也只字未提。但在小说《在酒楼上》里写吕纬甫移葬小兄弟的墓穴有所透露，而如张恩和在《鲁迅的初恋》中所说：“鲁迅为什么用这么长的篇幅写顺姑，并且写得如此有声有色，深含爱怜之情?作品写顺姑信了长庚的‘诳话’忧郁而亡，是不是暗射琴姑是听了周家议而不定的婚事(也算一种‘诳话’)抑郁而终?鲁迅故意把误导顺姑致死的人取名‘长庚’是否含有一种自责?从‘顺姑’身上是否可以多少看到一点琴姑的影子?这些问题恐怕都可以考虑和讨论。笔者认为，从作品里这些叙述和描写中，我们多少是可以体察出一点鲁迅对琴表妹以及对这次议婚的心意和感情来的。”我认为，最起码不失为一家之言。尤其是小说中写顺姑“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这里的就没有那么明净了。”更像是暗写死去的琴姑。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鲁迅在他300余万字的文章中，300余万言的书信中”没有提四弟椿寿，就断定四弟椿寿及其早夭不存在。也不能由此断定琴姑及她与少年鲁迅的情感不存在。据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鲁迅从1896年，丙申年开始记日记，到1902年去日本留学中止，自题为《丙中日记》。周作人曾经看过这部日记，分房会议上鲁迅所受的欺侮就是从当时的日记上知道的。当然，鲁迅也可能把四弟和琴姑都写进了这部早年的日记。但这部日记至今没有找到，谁也不能判定是写还是没有写。就算都没有写吧!也只能说明鲁迅情感生活的一大特点：越是沉痛刺心的事情，越可能不提。也反映出了周氏兄弟性格的不同：周作人的情感生活外露，易于伤感，但写出的东西却又比较平干¨；鲁迅则内敛，更为深沉，但如一爆发，就像火山喷发，不可收拾。

鲁瑞丧子後极为悲痛，1899年底和次子作人、三子建人一起回到小皋埠“娱园”和安桥头娘家散心，琴姑给她以极大安慰。正是在这个时候，鲁瑞有意两家结亲，但回家商量，长妈妈认为两人属相“犯冲”，搁置了。琴姑也因此大约在1901年冬天抑郁而终。

如果提亲的事，可能没有跟鲁迅说的话，那么琴姑的死，怎么会不让他知道呢?鲁迅1901年底寒冬凹绍兴时，肯定知道了琴表妹去世的消息，心痛欲碎。然而悲痛越切，埋藏越深，他将哀痛埋在心灵最深处，不愿提起。鲁迅後来在杂文《杂感》中说“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我看有影射琴姑事的意思。这时又得知姆娘给自己找了朱家姑娘，很不满意，一再推托。张恩和文章中认为琴姑的死，对于鲁迅与朱安的婚姻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影响了他一生，是有道理的。他对《自题小像》的新解也有一定根据，不过实证终归不足，所以我在《苦魂》三部曲的创作中，很想使用张老师的创意。因为倘若这样写，会动人得多!但始终不敢实写。因为一种新探，无可厚非，但写进著作，哪怕是传记小说，也须慎重。传记小说当然要有想象和虚构，但是必须有根据和限度，因为鲁迅是绝对不能“戏说”和“胡编”的。

总之，鲁迅与琴姑的相恋是存在的，是有史实根据的。但鉴于时代久远，缺乏实证，又不可说得过实。无论怎样，琴姑的死肯定对鲁迅的情感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我以为，这当是没有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