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中朝朝贡关系中的文化交流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试论明代中朝朝贡关系中的文化交流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中朝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交往历史悠久。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和平和相互尊重的中朝朝贡关系，在明朝时期达到顶峰。在这种体制下进行的文化交流成为中朝关系中更为动人和持久的内容。中朝朝贡关系是两国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的切入口，它为文化的交流打开了一扇窗户。相较于政治和经济层面，文化的影响在历史中更持久、更具亲和力、更加动人。
[关键词]明代；朝贡关系；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06-0027-02
一、引言
早在中国古代的尧、舜时代，就已经有外族或其他部落的首领前来朝贡的传统。“朝贡”中的“朝”，即觐见天子的意思；而“贡”则是献，即为天子呈现贡品。在未完成统一的中国古代，相对强盛的中原邦族除军事手段外，往往采用使小邦宾服的策略来维持自己的正统地位和保持相对强盛的优势。古语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国在处理与邻邦的关系时，这种主张“礼”与“和”的思想始终影响着后来的中国历史。而中国明朝时期建立的中朝朝贡关系，则正是这种思想观念的深刻反映。朝贡关系的建立，可以正式溯源到中国的秦始皇统一之后。到崇尚“和”与“礼”的明代，朝贡关系达到顶峰，因为作为强大帝国和具备中国古代文化繁盛发展的明朝，对当时的李朝具有莫大的吸引力。目前关于中朝朝贡关系的研究，有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前人研究中朝朝贡关系有一个特点，即往往以政治上的分析和以朝贡贸易为代表的经济交流为侧重点，但从中朝朝贡体制的角度来审视两国进行的文化交流更具有探讨的价值和历史生命力。
二、中朝建立朝贡关系的心理状态和政治考虑
在明与李氏朝鲜友好关系的建立中，充分展现了明初统治者在政治策略上的考虑。“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初，鉴于元朝对日本等国用兵的失败，吸取前元之教训，立足稳定国内统治，不轻易用兵。朱在《明皇圣训》中明确规定一些不征之国，朝鲜即为其中之一。他认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其子孙不要向外扩张。同时，也决不许别国侵略，主张保境安民。”{1}这是明朝统治者的立场。而1392年建立的李氏朝鲜，建国初便派出了使节以求得明朝的承认和支持。李朝之所以如此积极，是因为明太祖尊重朝鲜的独立和自治，并明确表示不干涉其内政。这点在《明史》中有详细记载：“帝以高丽偏处东隅，非中国所治，令礼部移谕：‘果能顺天道，和人心，不启边衅，使命往来，实尔国之福，我又何诛。’冬，成桂闻皇太子薨，遣使表慰，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曰朝鲜。”{2}两厢情愿之下，友好关系正式开始。从政治层面来看，明朝之所以强调与李朝的朝贡关系，是为了表现大度和包容，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明王朝刚刚统一时巩固政权的考虑，以及崇尚礼仪、平和的儒家传统的观念。儒家追求和谐，恰值明太祖朱元璋要保国安民，于是明朝选择了这种没有实质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朝贡关系。因此，在较为宽厚的外交政策中往往喜欢“厚往薄来”，以显示自己的丰硕与大度。
朝贡体制下的文化交流，基于文化上的相互吸引，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明太祖实录》卷37第二册中就言：“昔我中国之君与高丽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宾，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3}出于文化的吸引和政治上的保护，朝鲜选择继续保持朝贡关系。朝鲜史学者也曾讲过，李氏朝鲜的统治者把自己与明朝的外交关系，看作是巩固自己统治和维护政权稳定性与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因此，他们在处理这种关系时，虽然有时会表现得过于卑躬屈膝，然而，朝鲜政治上的自主并没于因此受到丝毫的损伤。{4}朝鲜愿意为这种文化所吸引，但也坚决地保持着自己政治上的独立。
其一，儒学在朝鲜的广泛传播。古朝鲜境内的儒学传播，起于3世纪中叶，汉字的陆续传入引起了中国儒家思想在高句丽、百济、新罗进一步传播。当时中国的“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等书籍已传入朝鲜半岛。李氏朝鲜建立，以李成桂为代表的新兴士大夫阶层，开始提倡德治，大力提倡儒学，主张用儒家“克己复礼”的传统精神教化民众。具体的措施有许多，如修建孔子庙，尊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或“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广泛地传播儒家经典著作；建立成均馆；在科举考试中将儒家经典列为必修科目。在民间，大量讲授儒学典籍的书院建立。其中最早的书院是由周世鹏创立的白云洞书院，后来又陆续建立了陶山书院以及嵩阳书院。由于政府的极力推广，以及在下层普通民众中流行的儒学教育，都促使儒学成为等同于信仰的学问，有人称之为儒教，于是儒学思想也成了指导人们实际举止及行为的普遍准则。
其二，两国间书籍的交流传播及众多儒士的来往。李氏朝鲜与明朝的图书交流，主要途径有两种：第一种途径是明朝赠予李朝图书。明朝皇帝谈到所赐之书的本意是“圣人之道与前代得失俱在此书，有天下国家者不可不读。闻裪勤学，朕故赐之。若使小国之民，得蒙其惠，亦朕心所乐也”。{5}明惠帝建文三年（1401），明朝赠送《文献通考》；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明朝赠送《元史》、《十八史》、《略山堂考略》、《诸臣奏议》、《大学衍义》、《春秋会通》、《真西山读书记》、《朱子全书》；第二年，又增送《古今烈女传》；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明赠送《通鉴纲目》、《四书衍义》等；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明赠送《孝慈高皇后传书》、《劝善书》300部；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明赠送《为山阴骘书》600本；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明赠送《四书》、《五经》、《性理大全》、《通鉴纲目》等书。{6}第二种途径是李朝遣使赴明，求赠或者自己购买。李朝除了获得明朝赠书之外，还常求赠于明朝及另行购买。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李朝遣使到明，求《历史笔记》、《宋史》、《通鉴前编》、《源委》等书，明朝都答应赐予。而李朝文宗时集贤殿依国王之命，拟定的购买书目是《周礼》、《仪礼》、《通志》、《资治通鉴》、《宋史》、《朱文公集》、《宋朝名臣百家》等一系列书籍。{7}
除书籍的流通外，两国儒士的文化交流更是不胜枚举。《明宪宗实录》卷61第23册记载：“且朝鲜虽称外国，其人多读书识礼，苟使臣非人，必为所轻。付讫追寝成命，于翰林院或六科给事中推选一员，及行人司官一员往使为便。”“而上曰：‘英所言良是，今后赍赏遣内臣，其册封等礼仍选廷臣有学行者充正副使，庶不失中国大体而亦可服远人之心。’”{8}可见，当时明朝在派使节时的谨慎考虑。关于明代两国使臣研究中的数据，更令我们叹为观止。洪武初年，明朝皇帝朱元璋与高丽国王颛互遣使臣，开始了两国使臣频繁往来。在明代，朝鲜派往中国使臣1252次，平均每年4.6次；中国派往朝鲜使臣153次，平均每年0.6次。可见，当时两国使臣往来的频繁程度。
其三，中国理学对退溪学术的影响。在这样浓厚的儒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氛围中，李氏朝鲜出现了以李退溪为代表的研究“性理学”的朱子派大儒。李退溪是主理论者，他的学生则是著名的主气论者李珥。李退溪毕生研究程朱理学，他继承与发展了朱熹的哲学思想，从而构成他自己宏大的哲学理论体系。他认为程朱理学是绝对完美的学说，理是先于事物的绝对东西，是万物产生的源泉。之所以为“主理”派者，正是由于他“理先气后”、“知先行后”的哲学思想。1556年，完成著作《朱子书节要》；1568年，完成著作《圣学十图》。《圣学十图》体现了他“体任圣学大端、心法至要”的研究心得。{9}他提出了“理”有动静故能生“气”的重要结论，于是为“理”造作万物开辟了道路。而且他也认为“太极”之动静和“天命”之流行，都是万物的自身属性所致，并无特别的“使之者”。他主张人心并非私欲，并且提出了“饮食男女，至理所寓，而人欲存矣”的观点。{10}其实，李退溪有关“人欲”的观点，源于中国古代孟子提出的“食、色，性也”的理论。可见，李退溪学问的渊源实在是于中国的儒学。明代经宋以来的理学传承，到了王阳明时代，则是“心学”的天下。他是“主气”论者，讲究“心性”。王阳明的哲学观念与李退溪的差异较大，但却与李退溪的学生李珥的“主气论”自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三人是中韩两国在明朝时程朱理学发展的代表人物，对后世的影响不可估量。
四、结语
中朝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交往的历史悠久。传说中“箕子朝鲜”的存在，便是最好的证明，尽管这一事实为多数韩国学者所否认。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和平和相互尊重的中朝朝贡关系，在明朝时达到顶峰。而以学术为代表的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便是在这种朝贡体制下发生和进行的。朝贡为两国文化的深入交流打开了一扇窗户，最终在以儒家传统为背景的李朝社会，形成了朝鲜历史上以“儒”而闻名的时代。在现实的民众生活中，儒家礼仪和传统仍然是朝鲜半岛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和生活情操。所以，文化的影响往往更持久、更具亲和力、更动人。
[注 释]
{1}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页。
{2}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点校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546页。
{3}{8}刘菁华等：《明实录朝鲜资料辑录》，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46页、第147页。
{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页。
{5}《明太宗实录》卷22第10册，洪氏出版社1975年版，第578页。
{6}{7}{9}{10}杨昭全、何彤梅：《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页、第576页、第241页、第5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