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聪:十年救孤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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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9日晚，杜聪和白先勇挨坐在国家大剧院的池座6排，青春版《牡丹亭》的第199场正上演。
良辰美景奈何天，水袖一荡美不胜收，诗意在丝竹管弦中流淌。杜聪说，他喜欢《牡丹亭》，很美很雅，爱得死去活来。最近还想写一篇文章《白・牡丹・圆梦》。
他是个很懂生活的人，在纽约的时候，常去歌剧院听歌剧，去曼哈顿最高级的美食餐厅。当然，这是十年前的事了。如今，这样的休闲，对杜聪来说，少之又少。翻看他12月上半月的行程就看得出来。
12月4日，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演讲，12月6日，北京顺义国际学校演讲，12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演讲，12月9日，天津开发区国际学校演讲。12月12日，感动香港2011人物颁奖典礼，中间几日，还要出席几场慈善晚宴。杜聪在微博上说，自己快要hlod不住了。
演讲是为了播下公益的种子，呼吁更多的青年加入帮扶艾滋遗孤的行列。慈善晚宴的任务是为智行基金会负责的8000名孩子筹款。
杜聪习惯了过空中飞人的日子，他常常拖着行李箱从香港整洁的家中出发，走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小道，走进那些不幸破败的院落，走上都市奢华的红地毯，这是他的生活常态。这样的奔波，他已经坚持了10年之久，仅行李箱就用坏了十多个。
白先勇用200场牡丹亭圆了昆曲心结，杜聪用10年光阴圆一场大爱义工的梦。
“杜聪近来跟我说，他的‘家累’更重了，因为他手中有8000多个孩子等他缴学费，一年他需募捐180万美元才够开销。尤其是这两三年世界经济不景气，募款更加困难。我看他飞来飞去，不分昼夜，常常累得坐在车上打瞌睡。”
白先勇把杜聪帮助河南艾滋孤儿的故事写成了一篇文章――《行菩萨善》。
托孤之重,从1个到1.3万
“我不是神，没有办法扭转艾滋病人逐步走向死亡的命运，但可以改变他们的孩子，教育可以给他们希望和未来。”杜聪语气平静，已没有十年前的悲恸彻骨。
十年前，一次河南之行，改变了银行家杜聪的人生之路。
“很多户人家的床上，躺着一个年轻、瘦骨嶙峋的生命，发烧、溃疡、腹泻、痔疮、疱疹，最后都没有尊严地死去。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常有的事。有户人家，为了盖房子去卖血，全部染上艾滋病，六个兄弟姐妹死了五人，最后一个奄奄一息。剩下一群孙子需要照顾，老人只能天天去搬运砖头赚钱。”
炎炎夏日，却寒意心生。那天下午，站在玉米地旁，杜聪哭了。他遗憾自己来晚了，觉得应该全部精力投入进来，哪怕仅为了抚慰心中的怜悯心。
他辞职了，在一片反对、惋惜声中。
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哈佛大学东亚所硕士，在常人眼中，闯荡在华尔街的他属于金领中的金领，27岁就任瑞士某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29岁荣膺法国一家银行副总裁，年薪百万。
杜聪投身义工事业是在1998年，他创办了智行基金会，利用业余时间在香港、广州等大城市做艾滋病的预防宣传工作，“一半银行家一半义工”的身份维持了三年。
河南之行后的几个月，杜聪有条不紊地处理完工作交接，辞职做起了全职义工。“艾滋孤儿一天天长大，时间不允许我慢慢物色合适的人选。一个人挨饿时，给他碗粥比他饱时给碗肉更急需。”
整日奔波在农村，杜聪明白，很多艾滋病人死的都不安心：撇下儿女，没有尽父母的责任。常有弥留在床的农妇哀求杜聪，给孩子一个复学的机会，一个有出息的人生。这几乎是所有临终艾滋病人的遗愿。
在那些破败的房间里，面对病人的请求。杜聪常常别过脸，重重地点点头。对于病人的苦痛，他无能为力。能施以援手的，是那些遗孤。
“托孤之重”，似乎世界上很少有哪种情感比得上这种更庄严、更悲壮。从第一名初中辍学的艾滋孤女，到1.3万的庞大人群，杜聪忙碌奔波，动力便是曾经的承诺――在那些孩子父母临死前许诺过照顾孩子。
缺乏父母关爱和上学机会的孤儿，常常受到亲邻、同学的歧视，认为他们克死了父母。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也伴随着不少问题：缺乏管教、自虐自残、心怀仇恨，以长大找“血头”报仇为理想……“如果他们得不到照顾，将来长大后流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无亲无故，后果不难想象”。
杜聪把救助的突破口选在教育，并选择了最为稳妥可行的救助体系：以村为单位，凡是村里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都可以免费入学。基金会把学费直接付到学校，以免被挪作他用。
智行基金会正在资助的8000名学生中，除了中小学生，还有300多名技校学生、1000多名高中生、700名大学生。每年，基金会都会在北上广举办夏令营、绘画比赛，让孩子们增广见闻，感受爱。
“世界上最大的贫穷，是没有爱与不被关心。”德兰修女的这番话，杜聪常常提及。
十年来，每当“挺不住的时候”，他便以一张照片自励：一个瘦小的男孩，吃力地推着板车，车上是他骨瘦如柴、身患艾滋病的父亲，两个人都低着头。孩子这样做，是想让父亲出门透透新鲜空气。
摁下快门的瞬间，杜聪泪流满面。
救助模式,负资产变良性资产
智行，是把智慧付诸行动的意思。智行基金会现在九个省份开展工作，被誉为在“救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方面的最佳实践模型。
“我不想做零散的救助，带着一沓钞票去，看到谁可怜就给谁钱。我想建立一个有系统、可延续、可铺开的体制，去把这个救助体制建起来。”杜聪说。
杜聪有着银行家一般缜密思考。不仅要保证孩子们有学上，还要让他们健康成长。他设计出一套理性而专业的系统，总结为四个层面。
首先是一对一的救助行为。这是一般慈善机构最普及的运营模式。资助1.3万名孩子读书，即是一个很大成就。
第二个层面是授人以渔，不能永远发米面、发毛毯。智行设立互助自救的体制，通过年纪较大的智行资助的艾滋遗孤回到家乡去帮助更小的遗孤群体。
第三个层面，动员他们去回馈社会。从接受公益服务的弱势群体，变成一个有能力主动帮助别人的人。
“智行基金会现在44个全职员工，其中有18名是以前资助过的艾滋遗孤。他们在十年前被资助，十年后变成了有能力帮别人的人。一帮三、三帮九、九帮二十七，这样公益就会覆盖更多领域。”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杜聪动员了17个艾滋孤儿大学生去灾区做志愿者。由于同样经历过失去父母的心理过程，他们对地震孤儿的心理辅导做了不少工作。“我希望大家会觉得，艾滋孤儿不一定是社会的负累，他们也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第四个层面，通过智行资助的学生，主动改变社会的一些问题。比如农村贫穷的问题。
“四年前，我去河南农村探访一位孤儿，他爸爸为了改善生活赶制鞭炮，结果被炸死。我就想，他爸爸不是被鞭炮、艾滋病害死的，而是贫困。所以我想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企业、通过大学生回农村，促进农村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目前，智行基金会资助的大学毕业生已有300人，在读大学生700人，这就意味着，被输入了公益元素的1000名大学生，在融入社会之后，会逐步实现杜聪设计的“三帮九”的愿景。
对于考不上高中的孩子，杜聪想方设法给他们寻找职业培训的机会，他联系了不同的企业，接纳艾滋孤儿去工作。智行也创办社会企业，比如法式面包师的培训及就业、雇用艾滋女士做环保袋、少儿英语培训等等。
对于银行家杜聪来说，每一个毕业的大学生、每一个凭技术吃饭的工人，都是“负资产变良性资产”。“看着孩子们长大成材，并且运用自己所学回馈社会，懂得感恩，这就是我工作的原动力。”
杜聪自言 “人生乐趣很多”。他会陶醉在孤儿烤出的面包的香气里，会幸福在参加一场婚礼、端详一张毕业照的时刻。“我很开心，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结婚、毕业、做面包给我吃一样。顺便交代一句，杜聪是同性恋，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也会偶尔担心自己的孤老岁月。
开心的时候，便会忘记那些吃过的苦。“有一年春节，为了赶路，整个晚上都在车上颠簸，冬天很冷，又是我的生日，我想念自己的家人，哭起来了，觉得我那么辛苦到底是为什么。
走进村子，看到那些期待的眼神，杜聪又振作精神，他告诉自己，吃苦受累都值得。
这些年，随着资助人数的增加，杜聪的头发也日渐稀疏。“由风华正茂， 到风烛残年， 要经多少年？ 我还有多远？”他这样问自己。
时光流转，谁人不喟叹？不过，十年救孤，杜聪对最好的年华有了一个交代。
感恩、幸福之外，要记得回馈社会
《中国青年》：10年义工做下来，自己会有怎样的感触？
杜聪：做义工不止是个人付出，更有比付出更多的回报。比如，你会更真切地体验感恩与幸福。
以前我身边的人都是在哈佛读书，在华尔街投行工作。健康聪明优秀，我习惯了这样看待人类，忘记了这只是世界上一部分人的生活，做了10年义工，我会觉得有手有脚能呼吸，能够温饱无忧,这都是值得珍视的东西。
我看到过很多人的死亡，很多人间悲剧。命运弄人，我们只是幸运而已。所以，在珍惜、感恩之外，应该帮助比我们弱势的群体。
《中国青年》：跟10年前相比，中国大陆的义工事业有什么变化？
杜聪：新一代年轻人物质上相对富裕，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感。现在的青年人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公益人群，对义工、慈善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很多人已经把做公益变成了生命的一种自觉。
《中国青年》：对于这些有志于公益的青年人，有怎样的建议？
杜聪： 并不是要每个人都要全职没有收入地做公益。无论他们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只要他们怀着一颗回报社会的心,怀着公益的心，在各行各业都可以发挥公益效应。
青年人可以追寻自己的人生理想，如果你喜欢唱歌，我希望等你有一天成为刘德华、李宇春之后，开个慈善演唱会。如果你想做医生，当你有能力的时候可以免费义诊，这也是做公益。你的志向在做一个出色的银行家，你也可以动员银行、身边的朋友筹款。总之，我希望全部的人、所有的机构都有回馈社会的心。
《中国青年》：作为一名基金会主席，你现在的工作主要在哪些方面？
杜聪：可能我是一个另类的基金会主席，花很多时间在农村、在一线工作。很多人觉得我应该多一些时间去社交、去筹款。但我觉得首先工作要做扎实，人家自会捐钱给你，而不是整天忙着找钱。
有些基金会发展壮大后，决策人高高在上，跟前线的工作脱节，制定的措施未必合适，我现在坚持做家访，坚持面试每一个大学生，我要看一线的情况，才能摸索下一步怎么走。
《中国青年》：智行基金会发展到今天，你觉得什么事情最让你操心？
杜聪：眼下有三个隐忧，一是基金会大部分筹款来自香港，人民币再升值，港币就贬值。一个是通货膨胀，三年前100元港币能做的工作，今天需要募捐145元才行，再加上9个办公点的租金上涨。还有一个是孩子的年龄越来越大，花费越来越高。小学生250元、中学生450元、大学生年平均5700元。今年大学生上升到700名，比去年多了300名，费用一下子涨了150万元。这个事情还是很操心的，我也不敢扩展太快。
《中国青年》：说到钱，得问问你，现在你全职义工，个人生活来源怎么办？
杜聪：我自己有一些投资，一些物业收租已经够我基本的日常花销。偶尔也买卖股票，我做金融多年，对看股票还是有一定经验的。按我以前的生活水平，钱可能不一定够。但我这几年的启发就是，有太多的钱未必开心，很少的钱也可以过得很开心。
《中国青年》：常常穿梭在香港、纽约与农村艾滋家庭中间，会不会觉得有强烈的反差？
杜聪：有时候同一个星期，从一些贫穷绝望的农民家里一下子回到了香港、上海这样繁华的地方，反差的确很大。这样的反差也是我做工作的动力。如果我只看到风花雪月，就不会意识到有人艰难度日；如果我只看到贫穷的一面，就没有办法动员有能力的人施以援手。可能我在两个人群中做了一个桥梁。
《中国青年》：在救助艾滋遗孤这项行动中，怎样看待民间NGO与政府的关系？
杜聪：民间机构的作用可以比喻成样板间，在一栋商品房中，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民间机构，可以探索出一种适合民情和国情的模式，而政府部门认可了这种模式后，就可以推广到所有的毛坯房中。
智行基金会推出过一个鸡蛋策略。动员邻居督导病人服用抗病毒药，同时给每位按时吃药的艾滋病人发鸡蛋，效果很好。后来，政府就在24个村全面推广发鸡蛋的策略。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