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宏观调控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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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2007年下半年的本轮宏观调控以反通胀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为初始目的，进入2008年后中央在“两防”的基础上又添“一防”――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从“两防”到“三防”足见我们的决策层已明见万里算无遗策了，但是，我们在分析宏观调控问题时还应想到如下一些问题：（1）从最高决策层的方向定调到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出台中间还有许多环节，业已出台的具体政策可能不一定是最佳选项；（2）有些出台的政策在一定的时期内会产生积极的调节效果，过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就可能会演变为带有很大负面效应的政策；（3）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利益集团干扰和江湖庸医的政策处方可能使我们业已采取的政策在其出台伊始就存在着“误诊”和“吃错药”的可能性。这第三点可能性在本轮宏观调控的评价中似乎特别有现实意义。自从2008年2月份的CPI指数上涨达8.7％后，我们看到许多知名经济学者在媒体上大发议论，说来说去还是重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经典论断：“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始终是一种货币现象”，从这一货币主义的教义出发，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物价上涨归根结底是货币供给增长过快造成的，这自然也容易引发相应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建议。在中国，货币紧缩通常都诉诸于信贷扩张速度限制手段，例如，中央银行重新回到1998年之前，用信贷增长指标控制的办法来约束商业银行的放款行为――而这，恰好是中国现在正在上演的故事。十年来，中国各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风险内控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在中国银监会的督导下，各商业银行在信贷扩张时也存在着严格的核心资本比例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已没有必要再对各商业银行实施严格的信贷扩张速度指标管理。还有一点应当引起注意的就是：近年来中央银行反复运用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已将准备金率提升至16％，这可能是全球最高水平，大多数商业银行已经在资金头寸上有吃紧的感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说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过剩似乎已不合时宜。

在以反通货膨胀为主要调节目标的形势下，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关键看本轮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与货币供给是否存在紧密的相关关系。我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就一直认为，从全世界看，石油天然气价格、矿产品价格、粮食价格都在猛涨，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都已超过两位数。中国虽然通货膨胀率尚未突破9％，但从生产到消费领域已经处处可以看到全球性物价上涨的输出性影响了。

中国目前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近50％，在经济连年高速成长背景下，今后几十年的进口依存度还将不断提高。因此对石油价格上涨中国只能顺之应之，象目前这样用严格控制国内成品油销售价格的办法来控制其对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冲击只能产生短期的有限的价格稳定效果但却形成了畸形的价格结构，并对正常情况下高价格对消费量的抑制以及石油替代品的科技开发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当然，不管怎么说，石油价格变动与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率都毫无关系。2007年以来，世界已出现了明显的全球性粮食危机。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全世界的粮食总产量一直处于缓慢的增长状态，在正常情况下并没有产生全球性粮食危机的道理，但在气候暖化造成的自然灾害、新兴经济体人类食物构成变化及用农作物生产乙醇燃料等几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的粮食恐慌业已形成。2007年全球的粮食产量为21.3亿吨，这一产量并不算少，但其中人类只直接消费了11.1亿吨，却有7.6亿吨被用作牲畜饲料，1亿吨用于生产乙醇汽油，实际按照往年的经验数据，即使仍保持大体不变的人类食用和牲畜饲料的比例，全球人口直接食用粮食缺口也就0.5亿吨，但2007年1亿吨的乙醇生产用粮使得原有的食用粮缺口陡然增加了一倍并致使全世界粮食储备量只有3.09亿吨跌至35年来的最低点。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粮食出口大国又纷纷采取限制粮食出口政策，这使得全球性缺粮现象雪上加霜。中国是本轮全球化中的重要角色，中国物价也是全球物价的一部分，中国在全球性粮价上涨中有哪几点“贡献”呢？第一，全世界大豆产量约40％被中国进口用于生产豆油和饲料，这明显地拉升了国际市场的大豆价格；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白酒生产，每生产一斤白酒需要用粮两到三斤，茅台五粮液等名酒用粮系数更高达1∶5，单是造白酒一项每年就消耗了大量粮食；第三，2007年猪肉价格大涨，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一猪肉生产和消费国因而猪肉价格上涨及其产生的旁顾性影响对国内物价总水平及国际市场相关产品的价格都有一定的拉升作用。从上述三个因素看，粮价上涨似乎也与货币供给增长率没有多大关系。既然从油价和粮价两个最关键的价格构成部分看不出货币政策所决定的货币供给变动对本轮通货膨胀有什么直接的“贡献”，那么，目前宏观调控将紧缩性货币政策作为基本内容就显得缺少逻辑根据。

那么，我们是否还是坚持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作为第一要务从而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紧缩性货币政策呢？我觉得这种想法也到了及时调整的时候了。从全国情况看，紧缩性货币政策虽没有在反通胀中产生明显作用，但却在房价抑制、投资抑制、中小企业扩张抑制方面产生了明显效应。这和决策层的政策设计初衷十分吻合。现在，由于美国已经出现经济衰退，世界经济的两个火车头只剩中国一个，所以，中国的紧缩政策不可矫枉过正，可以考虑近期适当收手，由强调紧缩性转向传统的“稳健”基调，即使不出台数量和价格松动刺激措施，只要放放“气球”转转口风就可以给市场给微观经济主体带来信心，实在是一个不错的政策选择，并以此来具体落实决策层提出的“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的新目标。

宏观调控转向了，高通货膨胀怎么办？不要紧。本轮通货膨胀的生成与过去几年的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本来就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哪一项以往的政策措施一定要为本轮“全球资源约束型通货膨胀”承担责任。人民币大幅升值；进一步降低“三农”服务型金融机构的行业进入壁垒；加大财税金融对节能减排和新型能源科研开发的支持力度；在中国资本走出国门时不仅瞄准能源矿产资源类产业投资还同时瞄准农业类投资；用财政食品补助券的方式直接帮助绝对贫困人口；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中国同本轮通货膨胀作斗争的政策选项。总之，本轮通货膨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选错政策或不及时调整政策，可怕的是我们为了眼前的一时稳定贻失中国经济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一旦错过了时机，将来某一天，也许很多人会发出如下的慨叹――“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