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是天生的道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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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你的邻居或者关心国际难民问题，哪个更合乎人道主义的评判?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曾启动一项名为“伯恩哈德行动”(Operation Bernhard)的计划，目的之一是通过伪造大量的英镑，冲击以至毁灭英国的经济。1942年夏，党卫军在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开设了印刷伪钞的工广，利用集中营里的犹太囚犯做工人，一直工作到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5月3日。在将近3年的时间内，这里一共伪造了面值超过1亿3千万镑的纸币，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英国外汇储备的4倍。刚刚获得第80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德－奥合拍片《伪钞制造者》，讲述的就是一个在此真实背景下的故事。

犹太人索洛维奇战前是个制作伪钞与假证件的高手，他有高明的绘画技巧，也许是觉得画画赚钱太慢，于是决定直接画钞票。他因此名闻江湖，也因此进了监狱。1939年，作为犹太人，索洛维奇被押到了毛特豪森集中营，5年以后，因为他独特的技能，又被党卫军选出转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成为了这项伪钞制造计划中的关键人物。

同索洛维奇一起被选来的犹太囚犯都足印刷方面的好手，包括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阿道夫・博格，他是他们中间唯一懂得珂罗版印刷技术的人。博格同索洛维奇的冲突也成为影片的一条主线。

博格是一位抵制纳粹的激进分子，在他看来，为纳粹做伪钞将影响战争的进程，会造成更多人的牺牲，是助纣为虐。而对于信奉“适者生存”的索洛维奇来说，用制版的修整刀去对付党卫军的冲锋枪是不可思议的。不合作就意味着死亡，即便他们的贪生会造成更多人的牺牲，那又是谁的责任呢?

以大义责人总是岸然而简单的，然而个体生命如何与国家机器抗衡?在这种制度性暴力下，每一个犹太人都是无辜者。牺牲一个无辜者以拯救另外N个无辜者，是不是应该的?如果是，这个“N”的准确数值又是多少?

这种道德上两难的问题从来就没有解决的公式。博格的大义凛然也许只能使利他主义显得比实际上更为合理一点。公共的责任相对于私人的动机，并不具有道德上先天的优越性。因此当博格于众人在室外休息之际鼓动反抗时，大家都不以为然，只是冷冰冰地告诉他：“博格，你挡着太阳了。”

索洛维奇使所有的人暂时保住了性命，他为纳粹做出了足以乱真的英镑。接下来是做美元，他们遇到了麻烦，博格不合作并蓄意破坏；纳粹开始失去耐心，以杀人相挟。博格早将生死置之度外，这个唯一掌握珂罗版印刷技术的人拒绝为虎作伥。其他犹太人质问博格：“凭什么由你决定我们的死活?”他回答：“这是原则!”

索洛维奇也有自己的原则。他也许真的不关心诺曼底的盟军或者意大利的游击队，但他一直在努力使自己以及周围的同胞能够活下去。他可以冒巨大的风险为患了肺结核的难友寻找药品，也极力阻止了其他人向纳粹告发博格的企图。“不可以出卖同伴”，这是索洛维奇的原则，同博格的“不可以和纳粹合作”相比，似乎因缺乏崇高感而显得没有品位。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关心下岗的邻居或者生病的同事超过关心达卡贫民窟或者达尔富尔难民营中贫困而绝望的人，这在道德上真的有问题吗?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在全欧洲搜捕犹太人，但依然有许多犹太人被他们的邻居或同事藏匿。这些人协助犹太人逃过搜捕并不是因为坚信“我们同样是人类”，他们也许会告诉你：这个犹太人其实是慕尼黑人，或者她是我孩子的同学的妈妈。人们对于比较容易产生想象认同的他人总是感到更亲切。我们的心胸其实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宽广。

影片最终以一个戏剧化的俗套解决了二人之间的矛盾：索洛维奇以一己之力攻破了技术难关，所有的人也因此得以苟延残喘，包括差点被枪毙的博格。幸还是不幸?无论如何，如索洛维奇所言：“我还活着，这不可耻。”

战争结束了，博格成了反纳粹的英雄――信仰往往会出其小意地给人戴上光环。索洛维奇则带着阴差阳错落入手中的一箱伪钞悄然而去。

地中海边、蒙特卡罗、Beau Rivage酒店，豪赌、美酒、女人，索洛维奇似乎又回到从前，恣意地挥霍着金钱与体液。但手臂上集中营的烙印被共欢的女子瞥见，他开始惊悸。第二天，他输光了带来的所有钞票，仿佛要将过去的痕迹统统清除，包括曾经折磨着他的牛存、责任与牺牲。然后呢，明天的生活又应该怎样?这真是个无稽的问题，因为生活从来就不会像它应该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