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汉简:华夏文明的绚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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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甲骨文、金文，从简牍到古代印刷术，再从传统印刷技术到光电信息技术，其间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从西周至魏晋造纸工艺出现前的1200多年间，简牍作为汉字的主要载体，在人类文明史上产生过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自1900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一带发现近千枚汉简开始，到目前全国共出土不同历史时期的竹木简牍7万多枚，其中甘肃就达6万多枚。作为甘肃四大汉简之一的凉州汉简，从数量而言虽赶不上居延、敦煌、长沙等地，但从保存完好程度和内容完整方面而言，堪称汉简之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凉州汉简包括1959年在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的《仪礼》简，1959年、1981年在磨嘴子汉墓发现的王杖诏书令简和1972年在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药简等。
《仪礼》简1959年出土于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这批汉简共480枚，计有《仪礼》简469枚，其他日忌杂占简11枚，除少数竹简以外，绝大部分为木简，以松木制成，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其中《仪礼》简分三种，甲本木简398枚，每枚长55.5～56厘米，宽0.75厘米，包括《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7篇；乙本木简37枚，每枚长50厘米、宽0.5厘米，内容仅《服传》1篇；丙本竹简34枚，每枚长56.5厘米、宽0.9厘米，内容仅《丧服》1篇。据考证，这批简册是墓主人平时诵读的经书，其中一枚后有“河平年四月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一行。“河平”为西汉成帝年号，即公元前28～25年。这说明墓主人生活在成帝年间，可能是所谓的文学弟子或文学弟子的老师。这批汉简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一部包含9篇完整《仪礼》的手写本经书，内容包括今存《仪礼》11篇中的7篇，为研究汉代简册制度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同时，由于它不是散乱的残简令札，而是完整的书册，是西汉经书的样本，在我国所有出土的简牍中，保存最完整，大多数木色、墨迹如初，虽稍有残损，但每一篇首尾俱全，保留了原书的编题、尾题、页码和顺序，对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的版本具有重要价值。另外，此简字体已摆脱了篆书框架，笔势流畅，工整秀丽，具备了成熟汉隶的气质，被当今书法家奉为奇珍异宝，也是研究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
王杖诏书令简分别于1959年和1981年在磨嘴子汉墓发现。1959年武威磨嘴子18号汉墓出土木简10枚，简长23.2～23.3厘米，宽约1厘米，简文记述东汉永平十五年幼伯受王杖事，录有西汉本始二年和建始二年诏令，因而被史学界称为“王杖十简”。出土时简次已乱，学界对10简的排列顺序曾有争议。1981年武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又征集到王杖诏令简26枚，据说亦发现于磨嘴子汉墓，每枚长23.2～23.7厘米，宽0.9～1.1厘米，背面有“第一”至“第廿七”的编号，中间缺“第十五”，简次顺序明确，内容包括建始元年（据“王杖十简”或为建始二年之误）、元延三年关于高年授王杖以及关于汝南郡王安世等殴辱王杖主被弃市的诏令。诏令涉及对高年鳏寡残疾人的优抚，是研究汉代养老制度的重要资料。两次出土的“王杖简”内容丰富，记载明确，既有尊老养老、高年赐王杖的明确命令，也有抚恤鳏寡孤独病残人的具体法规。这些命令和法规，一是提高老人的社会地位，二是减免老弱病残者的刑罚，三是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西汉时期，国家对养老尊老制度曾有过三次大的变革，即惠帝时期的免除老幼刑罚、宣帝时期的高年赐王杖和成帝时期的放宽受王杖的年龄限制，可史书对这三次变革中的后两次却没有明确的记载，“王杖诏书令简”的发现，为我们填补了这一空白。
医药简1972年在旱滩坡一座东汉早期墓葬中发现，共92枚。木简分为松、杨两种材质，其中一简书“右治百病方”尾题。据考证墓主人是一位老年医生，这些医药简牍就是他多年行医的经验和有效方剂的记录。简书内容相当丰富，包括了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及其他内容。在临床医学方面，不仅有对疾病症状的描述和病名、病因、病理的记载，还有许多治病的方剂，载有内、外、妇、五官、针灸等方剂30多个。在药物学方面，简中列举了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和其他药物100多味，并对这些药物的炮制、剂型以及用药方法、时间都作了详细记载。在针灸学方面，简文记载有针灸穴位、留针方法、针灸禁忌等内容。从整个简文的内容来看，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医学“辨证施治”的原则，并将这一原则具体运用到了临床上；在药物学方面，简文中所载药物较《神农本草经》有所发展，而且这些药物的性能在当时已被人们掌握，某些药物的剂型，在当时就已兼有数种用途。这批医药简是我国年代较早，形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验方著录，反映了我国早期医学水平和中医的临床治疗等真实情况，不仅是我国考古学上的重要发现，也是医学史上的大事，为我国古代医学，特别是汉代医疗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简书书体以隶为主，兼用章草，洒脱流畅，用笔练达，字里行间闪耀着一种动态美，具有“率意、质朴、粗犷、雄健”的风格，深受书法家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