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以中国文化解读《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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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堂吉诃德》是西班牙著名的反骑士小说，在欧洲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介绍至中国，到八九十年代展开讨论，与中国的本土文化逐渐融合，并有了话剧、电影等作品的出现，本文以中国典型的小说形象阿Q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武侠小说”与之对比，并以堂吉诃德追求理想的精神和正确的价值取向来批判中国当代社会的责任缺失感。随着时代的变迁《堂吉诃德》在现代仍有很强的反思意义，而站在中国本土化文化的角度来说，对其也有了新的解构思想。
【关键词】阿Q精神；游侠；修性；理想王国
同中国的武侠小说兴起一样，欧洲的骑士小说的兴起有着它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何谓“侠”？那便是游离在政治之外，以自身的武功锄强扶弱、劫富济贫的江湖人士，当这些“侠”不满足于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时，便会以自己的力量去打抱不平，这样的精神衍生出来的特定身份在中国称之为“侠客”，而在欧洲则有了“骑士”一说。《堂吉诃德》并不是一部荒诞的闹剧，塞万提斯只是借用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形象向我们展现了躲在堂吉诃德体内怒吼歇斯底里咆哮的灵魂，在嬉笑的同时能在我们给予我们沉重的思考。
一、阿Q精神与堂吉诃德精神
如果要拿一个中国人的形象与堂吉诃德作对比的话，那么阿Q则同样可以作为一个个性鲜明的形象与之相比。20世纪初，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在日本最先接触到了这部作品。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则被认为有着堂吉诃德的影子，鲁迅用阿Q创造了一个毫无理想主义色彩的反堂吉诃德，但两者仍具有其相似性。
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堂吉诃德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阿Q与人家打架吃了亏，心里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于是他心满意足，俨然得了胜利似的。当他被关进牢房时，他便“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当他被拉去杀头时，他便“觉得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也未免要杀头的”。所以，阿Q“永远是得意的”，阿Q为自己建立起一个自我的精神王国，而堂吉诃德呢也是这样。在对“性幻想”方面，阿Q则认为“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所以阿Q会忽然的抢上前去对正在和赵大爷说话的吴妈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而在堂吉诃德把一个毫无瓜葛的村妇杜尔西内娅当作他作为一个骑士的梦中情人以后，当他看到客店老板的女儿依旧会自作多情的以为这个漂亮的姑娘喜欢他，而后还在夜里把女仆当作那个漂亮姑娘，并把这个穿着粗布麻衣的女仆幻想成一位公主，更甚以为这位“可爱的公主”对他一见倾心，从而出演了一场十足的闹剧。如果说阿Q的精神扭曲是因为饱受压迫、处在社会底层而造成的，那么堂吉诃德这样一个有名的绅士本应该无忧无虑的，却是被骑士小说“毒害”得“不疯狂、不成魔”。而在艺术成就上，《堂吉诃德》通过主人公堂吉诃德的“骑士行”把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描写同对社会现实的描绘结合起来，逼真地再现出贵族绅士的专横跋扈和普通老百姓的辛酸苦辣，同《阿Q正传》一样把漫画般的讽刺意味带到文学中来，通过描写贵族、地主、商人、农民、女仆等等各种身份的人来展现了当时的欧洲的社会面貌。
二、中国的“侠”与《堂吉诃德》中的“骑士”
《魔侠传·堂吉可德》是一部中国化的《堂吉诃德》电影，故事情节不过是《唐诘诃德》的断章取义，但是影片却依旧能表现堂吉诃德这个人物形象的鲜明个性，影片中的唐吉可德是中国版的堂吉诃德，适应中国的历史，唐吉可德的形象转化成一位梦想自己是江湖中的大侠的“疯子”，幻想自己身怀绝技，并被一位乞丐打通了任督二脉，而实际呢？他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除了一颗维护正义的决心和不怕死的精神以外其余都是靠运气来维持他不灭的精神王国。郭涛在荧屏上身穿盔甲、不彪悍的坐骑，手执一柄战戟，向众人介绍自己：姓唐名吉字可德。唐吉对武侠的痴迷让他自然地中了武侠的蛊，他的深思与专研以及一股狭义劲儿，拧成他的一股动力绳子——精神，这一切都与《堂吉诃德》的所要表现的东西契合。《史记》中说道：所谓言必行，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千里诵义者也。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堂吉诃德放在中国的背景下就是一名“游侠”。不管是作为一名游侠或者是骑士，他们都肩负着捍卫正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即使虽然堂吉诃德是脱离现实的“幻想者”，但他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人物”依旧表现出了强烈的“人”的个性。塞万提斯生活在文艺复兴这个特殊的时代中，所以笔下的堂吉诃德和中国的侠士一样更多的是拥有维持正义、构建理想社会的血性，将“个人”放大化。在中国的武侠小说中的角色从来都是浪迹天涯、无拘无束的人，比如杨过、令狐冲，他们的桀骜不驯体现在崇尚理想的精神的人最本质的追求上，而塞万提斯则是戏仿骑士小说，以“多个作者”的身份转换完成这部骑士小说，但实则是以荒诞的后现代主义来体现“人”的追求和精神，让人处于现实和理想无法实现统一的尴尬境地，只能以“自欺”或者“欺人”的方式生存下去。
在中国的武侠小说中，“武”和“儒”是密不可分的，武侠小说中的角色多是以不为人身世、隐居江湖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眼前，并以高超的武艺和儒家风范的道德征服世人，使这些侠士颇具道士之风。这源自于中国的“道教”“佛教”和“儒教”思想的日渐融和，习武之人得道之人必也习性，侠有侠的方式，骑士也有骑士的原则，堂吉诃德在效仿“忧愁俊杰”进行苦修赎罪，可比拟为中国武侠中所说的“闭关修炼”，尽管目的不尽相同，但形势上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堂吉诃德“光着下半身，上身只穿着一件内衣，在地上倒立，翻跟斗”且“不食人间烟火，只爱吃苦受罪”，若不是知道他思考的问题仅仅是“学罗兰还是学阿马蒂斯”来表现自己对爱情的忠贞这种无聊的问题的话，这样修炼的行为倒是与中国所说的“修身养性”又相仿了。
三、像堂吉诃德一样“奢侈”的生活
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理想王国存在的痕迹时便会寻求另一个出口，以幻想来救国，这便是《堂吉诃德》存在的意义，摒弃这个“黑铁时代”去寻找再创一个“黄金时代”。从现如今的中国社会看来，中国人的梦想要么就是被洗劫一空要么就是被同化成对利益的追求。我们需要反思自己生活的意义。
不管以何种文化来解读《堂吉诃德》都能找到与自身民族相符的共性和劣根性，因为它所讽喻的性格不仅仅存在于某个民族身上，而是存在于“人”身上，存在于每个国家历史洪流当中的某一个激流勇进的落差口，当历史归于平静，人们则能从它身上找到历史的影子，从而反思自我。《堂吉诃德》已在中国闯荡百年，与中国文化的冲撞却没有让人看到过多的火花，先锋话剧导演孟京辉将书中背景放置中国，造就了一台中国版的《堂吉诃德》话剧，让我们看到堂吉诃德作为一个外来的“侠士”即使败得狼狈，但却是抱着信仰前行的，就像《炼金术士》中所说的“当一个人拥有了梦想并为之奋斗，全世界都会来帮助你”。堂吉诃德在中国的“骑士之行”与中国文化到底能达到怎样的契合度、造就怎样的影响力，仍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