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北渐的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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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为国饮，生于名山秀水之间，得天地之精华，儒家以之养廉，道家以之求静，佛家以之助禅，茶的文化内涵已超出其本身的物质层面。从总体上讲，茶文化中心一直在南方，这不仅是因为茶的原产地在南方，更因为五胡乱华以后我国经济、文化发达之区已由黄河流域南移至长江流域。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往往是把一切与农业、与植物相关的事物起源最终都归结于神农氏。也正因为如此，神农氏才成为农之神。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是茶的发现者，同时也是传说中的发明药物来治疗疾病的人。为了辨别草物的药理作用，神农氏曾经亲口品尝百草。有一次他在野外考察休息时，用釜锅煮水，恰巧有几片叶子飘落进来，使锅里的水变成黄绿色。神农氏不以为意，喝了一点其中的汤水，却惊奇地发现，这黄绿色的水味道清香，竟是一味不可多得的药材。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农氏得出了这种植物能够解渴生津、提神醒脑和利尿解毒的作用。至于“茶”的名字的来源，也和神农氏有关。传说中的神农氏，长着一个玻璃一样透明的肚子，但凡是吃进肚子里的食物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因此能够知道这种食物对于身体的利弊，这也是他多次中毒不死的原因。他喝了黄绿色的水之后，看见这种水在肚子里流淌，所到之处，把肠胃擦洗得干干净净，于是他就把这种植物叫做“擦”，后来就转化为“茶”的发音。

茶自被神农氏发现后，因其有解百毒之效，在较长的时间里多用作药物或祭祀品，有时也被当作蔬菜一样食用。茶树原产于中国的西南部，云南等地至今仍生存着树龄达千年以上的野生大茶树。从现存较早的茶叶文献――西汉谏大夫王褒所作《僮约》来看，至迟到西汉，茶叶的生产已从其原产地云南发展到了四川西北部，且产量不小，茶叶被当成饮料，并已形成市场，拥有一定的消费群体。不过，当时茶叶的消费尚未完全大众化，茶在一定程度上仍被视为珍贵之物。魏晋、南北朝时期，产茶渐多，陕南、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茶园遍布，饮茶之风也传播日广，有的地区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茶、泡茶法。而且不光是茶叶，现成的茶粥也已进入了市场。南人饮茶，已成风俗。

然而，当时茶在北方却不受欢迎，多数北人不惯饮茶，甚至有以之为耻者。这种状况至中唐方始一变，唐中期前后，茶的饮用开始普及到北方，时“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饮茶成为一件很家常的事；且饮茶之人多而广，已成“比屋之饮”之势，“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邹、齐、沧、棣等州乃至京邑城市，茶店茶肆遍布，四方往来之人，“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十分方便。用唐人封演的话说，“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

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唐代饮茶之风北移呢？

其一，佛教的发展。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弟子的重要修行之一便是坐禅。由于饮茶有却睡之效，一时间，茶在气候适宜的南方各山各寺广泛种植，饮茶风气迅速流传于各大小寺庙，至有“茶佛一味”说出现。至唐仍是如此，尤其是重坐禅、断食及苦思渐悟的北禅宗在北方兴起后，茶叶成为与之相伴随的特殊饮料，几乎无一寺无茶。僧人饮茶既已成风，民间奉佛者自然转相效仿。因此，借着佛教的力量，民间饮茶之风由南渐北，遍及全国。《封氏闻见记》卷《饮茶》中有一段记载，也明确指出大兴禅教对饮茶的影响：“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可以这么说，佛教在唐代被推广的同时，也带动了北方的饮茶之风。

其二，文人的推崇与宣扬。正如诗僧皎然所言：“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在文人心目中，茶是高洁、脱俗的代表，与大多数文人的审美情趣不谋而合。而且，茶还能激发文思，所谓“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一碗茶下肚，文思顿如泉涌，足可见茶助诗兴、发文思之神力。唐代文人创作了大量与茶有关的诗文，如钱起的《与赵莒茶宴》、顾况的《茶赋》、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皮日休与陆龟蒙的《茶中杂咏》唱和诗，等等。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和推动者，文人在创作这类诗文时，虽绝大多数为的是抒发一己之情愫，但就客观效果而言，这些作品极有力地奠定了茶在唐人、尤其是北人心中的地位。文人嗜茶、赞茶、相互之间赠茶、谢茶，都可能为百姓所仿效，从这个意义上说，茶能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家常饮料，并进而发展成为社交活动中的媒介，其中文人的诗文无疑起有重大的宣传作用。

其三，江淮种茶业的迅速发展。中唐以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单一的农业经济格局被打破，农业、手工业、商业齐头并进，呈现出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江淮一带，丘陵和山地被大量开发出来，用于种植各种经济作物，茶树即其中之一。时江淮种茶技术已有明显突破，有些地区茶叶产量相当之大，绝非南北朝时寺院茶园可比。如面积并不大的湖州顾渚山，每年贡焙就高达18400多斤。常州义兴县所产的紫笋茶，也是当时名品，与顾渚山紫笋茶一起被列为长庆年间的贡品。宣歙地区亦为唐代重要的茶叶产地，所产茶叶首屈一指，尤其是歙州祁门县，茶树遍植，农民十之七八以茶为生，出产的祁门茶名噪一时，四方贾客摩肩接迹而至。此外，婺州、睦州、寿州霍山、舒州天柱山、蕲州蕲门等，均有茶区分布。

江淮种茶业的迅速发展还可从朝廷征收的茶税中体现。自德宗贞元九年（793）诸道盐铁使张滂奏请税茶以后，此法在唐朝便常行不废，且税率不断提高，高额的茶税同盐利一样，成为国家财政的来源之一。唐政府所获的茶利从贞元九年起直至唐末，始终呈上升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所定的税率不断上调，另一方面则在于茶叶的生产和交易情况有明显的提高，即使政府税率下调，茶利所得也丝毫不见少。

有唐以来，江淮地区凭借其良好的交通条件和地理位置，迅速发展商贸。大运河的开通，更促进其水运的发达，使该地区的商贸渗透到四面八方。就茶叶而言，四方茶商云集于此，将本地或邻近产茶州县的茶叶贩运至北方，舟楫声昼夜不息。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量必然刺激茶叶的生产，促使种茶和制茶技术不断革新，茶叶的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而优质高产的茶叶又必将吸引更多的商贾前来争购。中晚唐江淮的茶叶生产，就处在这样一个良性发展的态势之中。北人的饮茶之风，则是这一生产与市场循环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因此，饮茶时尚于中唐前后在全国各地风行开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僧人、文人的崇茶让百姓从意识上接受茶，茶业发展也只是为饮茶之风提供了物质基础，要使这种风尚在饮茶尚未完全普及的北方和以肉类、乳酪食物为主的游牧区盛行，还需要适当的催化剂，这个问题在唐代因为大运河的开通而被解决了。唐时，由于产茶地多在南方，如巴蜀、江淮、两湖等地，茶商大都从这些地方集散，贩运四方，不排除他们沿陆路北行的可能，但在便于大宗货物转运的水运仍作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唐代，缘运河北上无疑是茶商最佳的路线选择。大运河促进了南北两地的沟通，使北人与南人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风俗习惯也互相影响。中唐以后，唐政府越来越倚重江淮漕运，运河发挥的社会作用也越来越大，南北各地加速了文化融合的进程，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盛中唐之交，北方百姓才较广泛地接受饮茶。

假如我们把文化大致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类，那么，饮茶风俗由南而北的流传当属于精神文化体系，而茶叶的交易则完全属于第一类的物质文化。这两种文化在中晚唐得以有机地结合缘于诸多因素，但有一个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即二者拥有同一个物质载体，或者说同一个媒介，那就是茶商，确切地说，主要是缘大运河北上的茶叶运输商。换言之，北人对茶叶的需求为茶商提供了商机，而当茶商将茶叶沿着运河由南向北大量转运时，饮茶之风也随之日益普遍，呈现出由南而北的渐进过程。

不可否认，由于茶区广布于南方各州县，各地茶叶除留于本地消费外，若要运往他地销售，可供选择的途径是很多的，但大运河无论从运费、运量还是便利程度上考虑，都是各地茶商北上的首选之途，包括来自远在长江上游的蜀地的茶商。因此可以说，江淮一带除短途贩运的茶商因“东南郡邑无不通水”而可能取道其他河渠外，绝大多数以北方为主要销售地区的茶商都可能选择运河。也正因为如此，运河上才出现“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的盛况，汴州城内也才会有“水门向晚茶商闹”的热闹场面。

从运河上运来的茶进入北方市场后，主要以两种方式流通：其一，茶叶的直接交易；其二，茶水作为饮料在茶肆中交易。但无论以何种方式，其结果都一样，即促使饮茶之风行于更远更广，使普天之下，从宫廷到民间，从文人到百姓，从僧道到隐者，无人不识茶味，无人不闻茶香。宫中饮茶不必多说，每年大量进贡的名茶就是证明；文人闲时待客、独处咏怀乃至友情往来，也都少不了茶。茶也同时进入了平常百姓家，成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所谓“尚茶成风”、“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都是当时百姓嗜茶的真实记录。

茶自为神农氏发现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到唐代终于融入广大百姓，尤其是北方百姓的生活中，北人最终能接受饮茶并达到“比屋之饮”、“穷日尽夜”的狂热程度。所以有理由认为，承载过无数茶船的运河就是唐代饮茶之风的北渐之路。而且从这一意义上说，《封氏闻见记》中关于开元中泰山灵岩寺降魔大师因兴禅教而带动北人饮茶的记载，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饮茶之风在北方兴盛的起因，而只能视作中唐以后南北文化融合大背景下的一种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