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虚构,正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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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声机”前冠以“1937年”修饰，透露叙事者“我（小雅）”是怀旧的，甚至透露些许浪漫的意味。“1937年”其实还将惨烈的南京大屠杀隐了在其中，“留声机”意味着这个故事将由一位不幸中的幸存者陈述。小说中的三个人物是“我”、麻生、父亲，在1937的南京――这部魔性统治的“留声机”里面，发出过自己的声音。小说中也确实有一部留声机，放着一曲《雨夜花》。这首歌1934年在台湾创作，由歌手纯纯演唱，歌词本来写的是一个女子被男友抛弃，沦落风尘遭践踏，但其时日本侵略台湾，词曲暗合了人们无奈、哀怨的心声，颇为风行。1937的那部留声机放这首曲子，是可能的，盛可以这样“特定”则颇有识见和意味。《雨夜花》是这对男和女，以及众多百姓当年命运的共同注脚。

小雅成长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父亲是报馆总编，颇为绅士。恰恰生长在文明有教养家庭的女性，反倒易滋生受虐倾向。此外，父亲喜欢和女儿喝酒等等，这里面又含恋女情结的因素，而小雅同样怀有恋父情结。所谓的“受虐倾向”“恋父情结”“恋女情结”，都是潜意识的，常态下是隐形。特定的环境，下意识的态度往往又起决定性作用。小雅以为父亲被日本人杀死后，她穿上父亲的长袄出门；当她被，从小说中动用的词句来看，她眼中的暴力具有美感；麻生把她送回家，阻止她自杀，于是她继续受虐，被捆缚、灌食、禁闭……总之，父亲缺席时，做了犯的麻生占据父亲的位置，麻生本为日本的青年艺术家，充满力量且绅士，这让她想起父亲，尤其和麻生喝酒的时候。虐蒙羞后，小雅欲复仇、求死，均不得。只能接受暴力的伤害和暴力的拯救，心理被迫逆向转变，同时潜意识的东西也左右了她。小说在表现这一点的时候，可以说惟妙惟肖，写出了人立体、复杂的心态，写出了人是如何站到自己对立面去的。

直到父亲生还重现，小雅抱着父亲哭起来，但这时她已爱上麻生。这种情绪真实而复杂，尤其在生离死别的战时，更显真实和复杂。父亲作为男人，对于麻生的存在则和女性小雅的感受，天壤之别。父亲刚从日本人的一场屠杀中侥幸生还。即便他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面对女婿的时候也是有敌意的。打死麻生，父亲一定坚信子弹是射向一个禽兽不如的侵略者。这就是作者笔下的“1937年”，处身于“1937年”，即便是不乏辨别能力的知识分子，曾经喜欢日本并送女儿东渡扶桑的父亲，一个平民的他也拿起枪，杀死了自己的准女婿――尽管麻生此时是站在侵略者的对立面。他们全都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如果理智细想，麻生罪不至死，就算把他当作投降的士兵。1937年的南京被魔性占领，战争使人缺乏理智和细想的耐心。这就是战争，令人疯狂，理性崩溃，残酷，血淋淋。

但麻生和小雅的故事，肯定是小说展开的艺术虚构。实际上，日军中可能有士兵和麻生一样人性未泯，但未必会有麻生的行为，小说虚构放大了人性。盛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实“麻生们”的结局：必死无疑。小说展开虚构，飞翔的同时，也正视现实。这就是盛可以笔下的战争，毫无退路，人性微茫而愈显美轮美奂，通过战争的残酷将其凸显。小说虚构之妙，勘测人性，指向有效的可能，引发无尽之思。小雅被侵华日军，是惨剧。盛可以将麻生之死也作为悲剧，这是见境界的。本身“爱仇敌”便见高境界，尤其放在南京大屠杀这种极端暴行的背景下来写。情感的来龙去脉真实、本质真实、令人信服，极其检验小说家的笔力。

“我常想遇到一个像父亲这样的男人，不顾一切地爱他”。实际上爱还是有一定条件的。她曾用沉默应对麻生，麻生曾穿着军装谢罪“盛装求死”，曾忏悔自己的罪孽，他意识到自己是战争游戏操纵者的游戏工具，侵略才是真正的魔鬼，直到“日本军队明天大撤退”，小雅才开口和麻生说话。麻生的忏悔、谢罪，不是面向小雅一个人的，而是面向小雅所属的族群。这场战争中的小雅和麻生，都是被迫卷入，是受害者。当这种共同点生成，小雅才接受麻生。爱，是男女做出的双向选择。麻生对小雅的爱和拯救，也是来由充分的，来自麻生的忏悔，他对小雅的拯救同时也是他的自我救赎。盛可以笔下的爱里，包含的道德、忏悔、宽容、自救……是爱之美誉和爱之价值的完整体，即便在战火和仇恨弥天的威压下也不会更改丝毫。

李昌鹏，文学评论家，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