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筠的“分别文”及其与古今字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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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筠是“说文四大家”之一，其著作对文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他在《说文释例》中提出了“分别文”与“累增字”的概念，可谓贡献巨大。本文将着重探讨分别文的内涵，以及分别文与古今字的区别。
关键词： 王筠 分别文 古今字
一、关于分别文
王筠在《说文释例》中指出：“字有不须偏旁而义已足者，则其偏旁为后人递加也。其加偏旁而义遂异者，是为分别文。其种有二：一则正义为借义所夺，因加偏旁而别之者也（冉字之类）；一则本字义多，既加偏旁，则只分其一义也（伀字不足兼公侯义）。”这一小段文字清晰而简明地阐述了王筠对分别文的认识，并在文后详论了三十五例分别文，以证明其说法之正确。通过分别文的定义我们知道，分别文分为两类，下面我们举例进行分析。
第一类分别文是“正义为借义所夺，因加偏旁而别之者也”。即一个字的正义被因加偏旁而形成的分别字所“借”，所加偏旁用来区分原字与新字。例如：
1.然——燃：“嘫下云语声也。盖即然否之然。火部然，烧也。借为应词。又加口为别耳。脈经凡应答之词，皆以然字代曰字，嘫下只云然声。”即是说“然”的正义是“烧”，给“然”加了“火”字旁构成新字“燃”，“燃”便借走了“然”的本义；加了口字旁构成“嘫”，就借为应词了。
2.共——供，龔，恭：“部首共与部中龔人部供盖同。龔，给也；供，设也，一曰供给，是龔供同也。共下虽云同也，然具下云共置也，则共供同义，供盖共之分别文也。周礼以共为供，左传以共为恭，似非省借一类，盖供具为共之本义。凡周礼所云共王共祭祀共宾客，其事皆当致敬，则恭义生焉。而所供非一物，则共同之义亦生焉。故古文 四手上向，则恭以奉上之状也，恭行天罚，或作龔行天罚，正以恭龔皆共之分别文，故用之也。龔从共龍声，供从人共声。”说明“供”、“龔”、“恭”是“共”的分别文，此三字的意思均对应于“共”的义项，并且在一些文献中出现过“共”与其分别文换用的情况。
第二类分别文是“本字义多，既加偏旁，则只分其一义也”。意思是说一个本字有多个义项，加了偏旁之后的字“抢”走了本字的某一义项而独立成字。例如：
斗——枓：“斗部云十升也，木部枓，杓也，此即桮、杓也，盖专为酌以大斗而设……知斗兼酒斗、水斗、羹斗三义，加木为枓，第分其酒斗一义耳。枓下小徐云斗声，大徐误改为从斗。”王筠认为“斗”本来就包含了“枓”的意义在内，加了“木”旁，将“酒斗”义分化出来。此外，王筠在《说文句读》中说：“《诗》‘酌以大斗’，《周礼》‘大渳设斗’，皆古字也。迨有‘枓’字，而酒斗、水斗、羹斗皆用之，维升斗如故。必谓‘斗’是斗斛，‘枓’是枓勺，则昧于制字之先后。”这进一步说明了本字“斗”与分别字“枓”之间的分化关系。
一字多义使汉字的表意任务较为繁重，且在日常交际中有诸多不便，使语义表达带有不确定性与模糊性，而由于人们需要表达的明朗化，就采用了分化词义的方法，通过加偏旁等方式赋予“旧字”部分意义以新的物质外壳，即新字的读音和字形均与旧字极为相似，但已独立成词。陆锡兴先生将这种在词义的发展基础上通过改变外壳的办法来构制新词的方法称为分裂构词法。他强调：“词就是存在于感知系统殊的刺激形式与某些概念的联系……”
一个从原词概念发展而来的新概念，一旦与感觉形象建立起固定的反馈联系，就意味着词分裂已经实现。”王筠所提出的“分别文”正是这种现象的具体体现，通过加偏旁构成新字来分担原字过多的表意任务，在《说文释例》中给出了很多例字，除上述的例字之外，还有诸如“臭—殠”、“奥—澳”、“合—佮”、“面—偭”、“象—像”等字组，正如王氏所说：“一部仅数字，而音义皆相近者，大抵尽是分别文。”这足以证明分别文之广泛。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分别文”在文字发展史上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解决了一字多义所带来的交际困难等问题，而且丰富了汉字体系，新生的文字增添了汉字系统的新活力，完善了汉字体系记词的功能。王筠“分别文”这一概念的提出，很好地阐释了汉字字形孳乳的现象，为文字学做出了一大贡献。
二、分别文与古今字
文字学学者对王筠“分别文”的研究可谓十分深入，但对于其“分别文”与“古今字”的关系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部分学者认为《说文释例》中所论的“分别文”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古今字，只是相同现象的不同叫法而已。例如洪成玉先生在其著作《古今字辩证》中针对王筠“分别文”的概念，这样评述：“王筠所说的分别字，就是古今字。”对于这种观点，我们不予苟同。我们认为，把“分别文”与“古今字”的概念相混淆，是有违学术事实的。“分别文”是关于汉字造字演变的术语，“其加偏旁而义遂异者，是为分别文”，讲的就是造字问题；而“古今字”则是有关用字的问题，如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随时异用者，谓之古今字。”以及“古今人用字之不同，谓之古今字。”就是说同一个词在不同的通行时间有先后两种不同的书写形式，并不存在构制新字的问题。所以，“分别文”与“古今字”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现象。
“古今字”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领域中一个有着较长历史的术语，它最早见于汉代经师所解经典文献，郑玄第一个使用了这一术语，如：《小雅·鹿鸣》：“视民不恌。”郑笺：“视，古示字也。”《礼记·曲礼下》：“曰予一人。”郑注：“余、予古今字。”郑玄所说的“古今字”其实就是指同一个词，之前（古）用某字表示，后来（今）改用另外一个字来表示，它们虽然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上，却表示同样的意义。他是从用字的角度着手的。
在王筠的《说文释例》中，卷八是专门用来讲“分别文”、“累增字”等字的，但是这本书并没有单独设置一个章节来系统总结古今字，并不代表着分别文与古今字有着某种类属关系或等同关系。研读此书我们可以发现，古今字的例字散见于王筠的说解和注释中，王氏并没有把这些字归结到分别文之中。例如：
辵部“迹”之或体“蹟”，《玉篇》在足部，引《诗》“念彼不蹟”，而用《毛传》之说曰“不蹟，不循道也”，与“迹”训“步处”义既不同。其“蹟”字之下，即出“跡”字，“迹”、“跡”，古今字也。
酉部收“酒”字，而两字说解大同，则“酉”、“酒”是古今字，与豆部“梪”字同。
《说文》：“ ，山 也，从木尻声。”王筠注：小徐作“樗”，说见上文“ ”下。《唐风传》：“栲，山樗。”《释木》同。“ ”、“栲”，古今字。
《说文》：“ ，山间陷泥地，从口，从水败皃，读若‘沇州’之‘沇’，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沇’名焉。”王筠注：直是古今字。古人词不促迫，故递云“读若”而已。
《说文》：“ ，箕属，所以推粪之器也，象形。”王筠注：《集韵》“ ”，吕静作“籓”，“籓”见竹部，大箕也。是“ ”、“籓”为古今字也。
我们以辵部“迹”为例，来分析一下王筠的古今字概念。《说文》辵部“迹”存在着或体“蹟”，而在《玉篇》中收在了足部，并且两处的训释有所不同，但是《玉篇》的“蹟”字下收有“跡”字，翻查《玉篇》，“跡”的训释为：“《左氏传》曰‘车辙马跡焉’”，“马跡”也就是“马步处”，由此可见，“跡”“迹”意义相同，只是在不同的文献中写法不同，王筠把它们看做是古今字。其他例子亦是如此。我们把这几组王筠总结的“古今字”与上文我们论证的“分别文”的例子相比较，我们便可以得出以下几条结论。
“分别文”是造字问题，“古今字”是用字问题，二者属于不同的意义范畴，并不在同一理论层面上。
二者的形成方式不同：“分别文”通常需要另加偏旁而形成新字，是关乎汉字的孳乳、发展问题，而“古今字”则是从历时的角度来研究汉字书写形式的异同，它的产生一般有两种方式：一为文字的假借，二为词义的引申，均不涉及造字问题。
“分别文”中的分别字是用来解决一字多义现象的，分别字分担了原字的部分意义，原字与分别字的表达范畴是不能等同的，可以说分别字的意义只是原字意义的一部分；而“古今字”只是书写形式不同，但古字与今字的表达范畴是基本一致的，它们可以在文献中等同替换。
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某些共同点，分别字与今字的形音义都是在原字与古字形音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尽管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似联系，并且有一些是有规律可循的。可即便二者之间有共同点，也不能将他们相混淆。
三、结语
人类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庞大体系，文字系统亦是如此，因此我们要用全面而具体的眼光来研究文字学中的语言现象。王筠提出的“分别文”一说为文字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虽然看似一个小小的概念，且已有大量的研究，但是依然存在着更多层面、更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对于分别文与古今字这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复杂的文字学现象，我们更应谨慎思考，准确把握。
参考文献：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王筠.说文释例.中华书局，1987.
[3]洪成玉.古今字.语文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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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陆锡兴.谈古今字.中国语文，19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