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向不同梦想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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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号角响遍中国大地，而在此之前一直被土地的禁锢的农民也一下被解放出来。他们浩浩荡荡奔涌入城，其中大部分人的目标便是深圳。就如十九世纪中叶蜂拥至盛产金银的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掘金者一般，他们也怀着同样的原始而粗犷的发财梦。

共同起点

老周现在是上海一家小饭馆的老板，生活忙碌，倒也平稳。提起八九十年代的那段往事之时，虽然时过境迁，可他脸上依然保持着兴奋。

老周是绍兴人，一直住在当地的农村。那时刚改革的时候，村里已经有一些“胆子比较大”的人，先行一步到了广州、深圳等地。期间也不停有同乡相互介绍，出去打工。据说，当时的上海开放程度还远不及广州、深圳等地，深圳的机会更大，收入更多，这使更多的人涌向了深圳。

据当年的统计数据来看，1976年流入广州市的省内外民工尚不足两万人；1980年上升一倍；1984年增至10万；1985年为12万；而1987年猛增到45万。这就是说，当时每7个广州人中就有一个农民。

在1988年的春天，老周和他的另一位同乡李某一起踏上了南下的火车。两人的大致情况如下：老周，由于原因，大概读到初中毕业为止，不过学了一手熟练的木匠手艺。李某的成分比较好，自己读书也比较努力，一直读到高中毕业，此外还跟老周学了几个月的木匠手艺。据老周回忆说，当年南下还带了一把斧头，他们觉得应该以木匠手艺为生。

到了深圳，两人先是在李某姐姐的家具店里工作。之后，经人介绍一齐进了当地的制衣厂工作，自此走上了与起初想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年后，老周由于工作出色，被提拔为组长，这在当年已是了不得的事情，老周自己也工作的更为卖力。

又过了一年，李某的姐姐由于经营不善，准备转投他行，就把店铺转给了李某，而周某继续在制衣厂工作。据李某回忆，这是一个极不起眼的街边小作坊，就是做一些简单的三合板加工的活儿，不过有店面而已。

分歧的列车

不过，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两人的命运在此刻，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没想到后来的家具生意会这么好做。”这是李某发出的感慨。据他回忆，当时的深圳就是土城一座，整个深圳，有完整水泥路的，估计就只有深南路了，其他的地方都是土路。到处都在修路，建厂房，造房子，而且大部分否是港商、台商的企业，然后那些厂房和写字楼就需要家具。那时的办公条件普遍很差，临时性的居多，所以三合板做的家具，简单便宜，就成了市场上的紧俏产品。

“你知道，那时候的家具市场需求大到什么地步吗？家具都是要提前预订的，刚做出来的东西一摆出去卖就被抢购一空。所以虽说那时做的都是粗加工的活儿，但正应了市场的胃口。不过当年也没想很多，也没没想着扩大规模，就是几年下来把家里的造房子和其他的欠债都还清了，让我们觉得很轻松、很高兴。”李某说。

而在之后的几年里，李某又留意上了当时的新鲜东西——股票。老周说，那时他还在厂里闷头干活，另外可能就是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对这些新兴事物没有什么了解，而李某这时已经先行一步。“当时的股票和现在可不一样，要凭身份证去买，而且要看你有没有中签的，大概十个里面有一两个吧，这样你才能买。当时他（李某）就回到村里向村里人借身份证，提着一麻袋一麻袋的身份证去买股票。那时，我和我爸的身份证还都给他中过奖咧。”老周羡慕的说。

自此之后，李某便彻底与老周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李某的生意越做越大，由小作坊、几个工人，到自己买了地皮建了厂房、几十个工人，还把剩余的地皮也造成厂房，出租给其他商户。而时局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在经过几年的疯狂，人们渐渐稳定下来和当地人的经济状况得到提升之后，粗制滥造的简易家具不再受到追捧，取而代之的是精致的家具，甚至是高档家具。产业类型也从原来的低端粗加工缓缓转向了深加工，这自然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门槛，即需要更大的资金投入。而李某此时早已积累了足够资金，在此次大转移中没有“掉队”，完成了自身的转型升级。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李某的视野也在逐渐拓宽。从第一次参加广交会之后，李某便大开了眼界，而更重要的是他尝到了其中的甜头。不仅接到了平日难以想象数量的订单，经营范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他说，他的生意原来仅限于南山区，现在扩大到了整个深圳，甚至是珠三角。此外主营业务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他的业务开始向家居的其他方向拓展延伸，比如灯具等等。

命运的另一边

而另一边的老周，自然也没闲着，在深圳打工近十年之后，也开始学着其他人开小服装店和小饭馆。“不过那时的情况已经大大不同了，竞争相当激烈，就是微利经营。只要有一点点利益，就会出现大规模竞争。主要当时也没什么经验，不懂销售更不懂管理，客流不足、东西卖不出去，成为了失败的直接原因。我可以告诉你，当年在深圳打拼的10个人大概只有1、2个人能成功，其他8个里面还有好几个是欠债的、剩下就是平常过的，我当年就是欠债回来的。那时候，结婚、造房子、生孩子再加上开店欠的钱，大概一共欠了5万吧。你知道，不少人欠债更多的又还不起的，有的是跳楼跳海的。”

同样是当年村里的两个小伙子，一起从同一列车上下来，一同进了制衣厂，同样的一文不名，而现在一个还在做着小买卖的营生，另一个已经是身家过亿坐稳了一线城市企业的巨贾，命运竟会如此不同。老周把这些都归结为受教育程度、性格还有运气，他说：“这些年我有时候也在想，为什么他成功了，而我没有。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他的读的书比我多，接受新鲜事物和学习能力也比我强，此外就是他命比我好了。”老周说完哈哈一笑。

“去深圳这么辛苦，最后还欠了一屁股债，你后悔吗？”

“我觉得虽然有点遗憾，可是当时谁又会认为能发财的那一个不是自己呢？而且我们也不想背井离乡的，人都是被逼的，为了生计，更是为了改变命运。过了很多年我才醒悟，深圳的发展大概是牺牲了我们60和70后这代人的利益，就如现在高房价牺牲的是这一代人的利益以换取发展。”

过客之言

对于当年在深圳打工的人而言，大部分人不过是城市的过客，深圳也并非遍地是黄金，但能得到温饱，能领到月薪，就是他们多少年来梦里才有的事了。而到头来，深圳得到的是繁荣，他们失去的是青春。时过境迁，再次谈及梦想，老周显得很轻松、眼角的皱纹也舒展开来，他说：“其实我当初的想法就是发财致富，然后有了见识回乡当个村干部什么的，带着大家一起致富。我上面说的很多外出闯荡失败的8个人里面的几个，就有很多回乡当了乡镇村的干部，还是回到农村，也有一些还在外面。”

“那你显然是留在外面的那个，你现在还觉得自己是农民吗？”

“这倒不觉得，因为出来这么多年，我们中大部分人都已经不会种地了。比如你看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搞城市化，其实我们这一批人是最先能接受放弃土地去城里生活的，我们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已经没有上一辈人那么强烈。而且那些即使在外闯荡失败的人，近况还是要比一直呆在农村里的那些人要好很多，他们有见识、能力也得到了锻炼。拿我们那的情况来说，如果我当初没出来，那么现在最多在当地乡镇企业上班，一个月3、4千元，这样的收入我如今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你看我现在开的这家店一个月也有2万元左右的收入。”

“那你觉得自己现在是个城市人了吗？”

“不，我觉得自己还是个打工的。”

“为什么，是户籍原因吗？”

“这个倒没有，我们这些人一般很少有户籍观念的。而且你说上学、看病不方便什么的，其实只要交钱，也能上、也能看病。而且现在中国户籍制度已经没有以前那么严格，只要不是体制内的，体制外的老百姓有没有户籍其实也差不多，再说户籍制度改革也是未来的大势，这点也不需要担心。主要是我们想在城市定居、买房、买车，正常的过上城市人的生活，而这些需要的钱都比较庞大。所以说为什么我对财富的渴求比较强烈，说白了我们现在的梦想就是多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