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平水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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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之时，有一位名叫孙逖的诗人住宿在浙江绍兴境内云门寺阁，写了一首《宿云门寺阁》的感怀诗。诗曰：
香阁东山下，烟花象外幽。
悬灯千嶂夕，卷幔五湖秋。
画壁馀鸿雁，纱窗宿斗牛。
更疑天路近，梦与白云游。
且不说这孙逖的诗想象如何奇诡、匠心如何独具、诗境如何雄浑，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一千多年后，根据孙逖这首诗中的一句话编拟的科举诗题，竟让一位饱学之士、举人、进士，止步于状元门外，留下了“平身双四等，该死十三元”的千古话题。
这人名叫高心夔（1835～1883），原名高梦汉，字伯足，号碧湄，又号陶堂、东蠡，江西湖口县人。他出身书香门弟，自幼好学不倦，颖悟异常。咸丰元年（1851）举人。咸丰九年进士。同时代的人这样评价他――文学家王运在《湘绮楼说诗》中评其诗风曰：“高伯足诗少拟陆（机）谢（灵运），长句在王（维）、杜（甫）之间。中乃思树帜，自异湘吟”；好讥时人的名士李慈铭称赞高为：“实名士也，文学为江右之冠，己未，庚申两榜中人，罕能及之者”；与他同取进士的挚友、时任江苏按察使的李鸿裔叹息他：“嗟乎，伯足负干济之才，士不得志，年未五十郁郁以殁。”并检其文稿付梓，名曰《陶堂志微录》。可见，高心夔绝非泛泛之辈。否则，他也就不可能与王运、龙汝霖、李寿蓉和黄锡焘诸人一起进入清末宗室贵族肃顺的幕府，号称“肃门五君子”。
咸丰九年（1859），高心夔应会试并进入前10名。然而到殿试时，鬼使神差，竟将命题律诗限押的十二“文”韵误入十三“元”韵，遂不与三甲之列，列为四等。状元衔就这样与他擦肩而过。
次年会试，高心夔入了二甲。殿试之前，肃顺神通广大，居然在考前一日探听到诗题为“纱窗宿斗牛得门字”，出处为唐人孙逖的《夜宿云门寺》。肃顺立即把心夔叫来，嘱咐他连夜赶做。第二日入场，果然是这个题目。当时殿试场中三百多人，几乎没有知道此题出处的。心夔大喜，自命不作第二人想。匆匆写就，出来就找肃顺报喜。肃顺接过诗稿一看，顿足捶胸，大呼“完了！完了！”原来，高心夔记错了韵部，不知“门”字在“平水韵”中属于“十三元”韵，结果押到了“十一真”韵。考试出韵，内容再好也要被淘汰，榜下，心夔又列四等。
同时落选的王运幸灾乐祸，送他一幅对仗工整的对联：“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
从这个故事可见“平水韵”作为古典诗歌押韵标准的权威地位。任你皇亲国戚、文坛大佬，一旦出韵，就叫你下课！现在我们倒推回去，庶几可知语言音韵的变化由来。本来，“门”与“元”字，按记现代音的《新华字典》，门的发音为mén，元的发音为yuán，韵母不相同，是根本不同韵的；按记近代音的《中原音韵》，门押真文韵，元押先天韵，也不同韵；按记中古音的《广韵》，门是莫奔切，元是愚袁切。依“反切上一字，与切成之字必为双声……，反切下一字，与切成之字必为叠韵”（黄侃《音略》）之理，也还是不同韵。按记上古音的《说文解字》，段玉裁所注“门”与“元”的反切字与《广韵》相同。然而，《广韵》中有这样规定：“元第二十二（魂痕同用）”。这就是说：《平水韵》在十三元韵部中，将《广韵》中的“元第二十二”、“魂第二十三”、“痕第二十四”三个韵部合而为一了。而“门”字原来在《广韵》中二十三魂。古人就这么毫无理由地规定了门、元同韵。高心夔就这样栽在古人这条没道理可讲的规定上。
那么，“平水韵”是怎么来的呢？王力认为：《广韵》的“206韵分得太细，不完全符合当时的语音，故唐代规定相近的韵可以同用。到了南宋，原籍平水（今山西新绛县）的刘渊索性把同用的韵合并起来，成为107韵，后人又减为106韵。这106韵被称为平水韵”（王力《诗韵举要》）。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简单。近现代以来，“平水韵”的面目依然神秘而模糊。学界对“平水韵”的得名与由来还是诸说纷纭，莫衷一是。
“平水韵”在什么时间、由何人所编？是只有一部韵书，还是两部？因何原因而得名？它出现在南宋，还是出现在金朝？它是通过何种途径成为后世近体诗写作的用韵标准的？居于诗韵垄断地位的“平水韵”背后，隐藏着一个又一个问号。
一种观点认为：“平水韵”的编撰者是刘渊。刘渊（江北平水人）曾编过一部《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此书写成或刻印于宋淳壬子年（1252年）。分107韵。在元初至清代中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平水韵”是与“刘渊”这一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甚至被称作“刘平水之韵”。然而，清代的钱大昕曾见过一部元刻本《平水韵略》。分韵是106韵。书前有许古（1157-1230年。金明昌五年即1194年进士）在金正大六年（1229年）夏天写的一篇序。这至少证实此书也就在那一年完成，比刘渊书要早二十三年。
另一种观点认为：“平水韵”的编撰者是王文郁。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平水韵略》的编撰者。王文郁是当时平水的书籍（一说是一种官名），平水韵之名是不是由此而得的呢？这很难说。因为许古在序中指出：“水书籍王文郁携《新韵》见颐老人曰：稔闻先礼部韵，或讥其严且简。今私韵岁久，又无善本，文郁累年留意，随方见学士大夫，精加校雠，又少添注语，既详且当，不远数百里敬求韵引。仆尝披揽，贵于旧本远矣。”这说明王文郁也只是就“旧本”“精加校雠，又少添注语”，并非新创。而且，这“旧本”虽流行了很久，却还是“私韵”。这私韵是谁人所创，不得而知。
本来，从《切韵》到《广韵》及其系列韵书，都是由国家颁布其作为诗歌押韵标准的，从而使这些韵书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南宋对官韵的任何微小修订，都要经过郑重讨论，由朝廷下诏，方能写进韵书。在流传至今的《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与《修互注礼部韵略》中，丝毫未见并韵的痕迹。在这种背景下，刘渊如果在南宋刊刻韵书，并韵之举与官韵不符，士子怎么会将其捧为圭臬？
同样，许古的序言说明，王文郁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是对“私韵”“精加校雠，又少添注语”而来的，也不是官韵。
这就奇了。“平水韵”似乎从来没有正统过，从他的出现一直到清王朝终结，从来也没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位皇帝指定其为官韵，但他又实实在在地成了金、元、明、清七百年间流行最广、使用率最高的韵书。占据了中国1300年科举历史（公元605年-1905年）的大部分时间。与前代的韵书相比，它最与时音相分离，而且，各种“平水韵”原本都已亡佚，但它的音韵体系却又稀奇地出现在康熙皇帝的书房中，通过编撰中国韵书的最后一部大书《佩文韵府》，“平水韵”获得了更为强大深远的影响力。你说怪也不怪？
元芳，你怎么看？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