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文人瓷”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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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意义上的“文人瓷”，始于清咸丰年间以程门为代表的文人用浅绛彩拟元人之法绘画于瓷上的瓷器。程门之子程言于1895年在“浅绛山水人物将军罐”上的绘画，诠释了文人瓷的“六如之法”（图1）。至民国时，以“珠山八友”为首的绘瓷艺人们或以新彩作画，或继续拟“六如之法”，迅速地确立了民国新“文人瓷”的地位，极大地推动了民国文人瓷的快速推广与发展。

一、封建帝制，新文人瓷闪亮登场

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出现的百日维新，不仅是中国政治进程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一次思想启蒙的运动，它也影响到了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文化需求，人们从艺术感受上，已不乐意中国传统文人的含蓄灰冷的表现形式。为了生存，文人与瓷匠艺人相结合，尝试用微铅或去铅后的改良浅绛彩以元人绘画技法施于瓷器（图2，1910年王和太浅绛彩花鸟冬瓜罐），明快与亮丽的新“文人瓷”闪亮登场。

辛亥革命成功地了清王朝统治，为民众的思想开禁打下了社会基础。之后的，及民国初期诞生的《新青年》等刊物等，以及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不但影响了青年学子和一般市民，更是触动着旧有文化人的文化精神，文人山水、高仕草芦、庭院楼阁，也已不再是瓷绘题材的唯一选择。瓷绘艺人们在坚持浅绛艺术绘法下，用新（洋）彩釉作画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如1922年尚友氏花鸟帽筒，以新彩色调表达鸟儿相互依偎，更贴近社会新思潮 （图3）。

涂菊亭1936年作的独钓图水洗，尽管仍用“六如之法”，选择传统的“独钓”题材，但他用新（洋）彩的明快与亮丽艺术效果，体现老翁独钓间休息时孩童们端茶倒水的温馨场景（图4），更具有社会现实意义和人本理念。民国时期不仅有改良浅绛彩，同时还有刷花、贴花、喷花以及刻瓷填彩等新工艺的出现，更是引发了现代瓷画装饰的全面革新。

二、新文化生活，促使“文人瓷”形式日趋成熟。

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成功地奠下了第一块民主思想与自由文化基石。最早逃离缠足束缚参加革命的女性代表秋瑾，为“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参政”打了宋教仁耳光的女英雄唐群英等新女性，她们的身体力行，客观上引导了当时女性追求自由的新风尚。传统思想动摇、文化审美松绑，影响瓷器艺术市场需求下移，明美显意、爽快直白反映社会现实的艺术形式倍受欢迎。如1910年王和太绘制的“锦衣富贵冬瓜瓶”，背面行书“占得花万境，天香一只红。画于庚戌年于珠山客次王和太作”（见图2）。所绘锦鸡精准，色阶鲜明，满笔点染花叶与蕾，夸张了黄公望“点、皴、擦、染”技法，爽快直白地表达了老百姓对锦衣富贵的向往。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学生爱国运动，出现了青年女子学生摒弃千年封建礼教束缚勇敢地走上街头的一幕，也出现了如冰心和丁玲等一大批新式女作家，她们带给社会的文化冲击更新更大。“新思想”、“新文化”、“新文艺”对民间艺术的刺激，改变着艺术市场需求方向。“五四”兴起的“文明新装”，民国伊始不断改革的“旗袍”，中西合璧的“新式婚礼”等已深入人心。穿西装、喝咖啡、品洋酒已成生活时尚，看《良友》美女、听西洋音乐、跳交谊舞已成文娱新潮，这些新思潮也反映在了瓷绘题材上。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景德镇生产的时尚女冬瓜罐（图5），与程言山水人物小将军罐比，彩料稀薄油亮，彩釉更纯净艳丽。传统文人那种“美人如玉皆声吟，好学高士均耸肩，清山水秀一去处，江上独垂无鱼钩。”的意境，已不再受垂青，取而代之是“美人似玉咖啡频，好学高士西装领，灯红酒绿一去处，男女簇拥歌舞厅”的兴起，摩登题材瓷器也因此更受推崇。

三、新彩普及运用，促使“文人瓷”市场日趋确立

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摧毁了千年帝制，不仅宫廷御用艺人流入民间，也使得民间艺人可自由运用宫廷御用洋彩了。这种彩料色调稳定、色种繁多、色阶明快、色泽亮丽，被艺人们称之为“民国新彩”。浅绛彩易脱落的缺陷，使得民国初年浅绛彩色调暗淡，品质下降，这些都为新彩登上瓷器舞台提供了机会，“珠山八友”等人的加盟，使得新文人瓷获得了强大的动力，新文人瓷市场日趋确立。

综上所述，民国新“文人瓷”的出现与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赏析民国新“文人瓷”，一定要领悟承载其中的历史文化，才会使收藏更具意义。（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