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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相子产的为政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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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后半期,周王室衰弱,诸侯兼并,战事频繁,天下大乱。曾经有“春秋小霸”之誉的郑国已经国势衰微。当时晋楚争霸,郑国夹在晋楚两国之间,为两国必争之地,处境十分困难。因遭受晋、楚军事和经济上的压迫,致使民穷财尽,盗贼蜂起,甚至戕杀执政,威劫国君;同时卿族专横,互相嫉妒,内乱迭起。当此内忧外患之时,郑国出了一位政治家叫子产。子产,名侨,子产是其字,又字子美,郑穆公(公元前627年―公元前606年在位)之孙,自郑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任相国,先后从政20余年。

面对“国小而逼,族大宠多”的严峻形势,子产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治国之道,包括改革之道、仁德之道、用人之道、外交之道,使郑国在北晋南楚的夹缝里安然生存了几十年。

改革之道

子产执政后,先后进行了三项改革:作封洫、作丘赋、铸刑书。子产的改革之路并不是平坦的,每次改革都伴随着国人的反对。例如在作封洫之后一年,舆人之诵曰:“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在作丘赋时,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已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铸刑书时,晋叔向写信给子产表示反对,他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但是子产毫不动摇,他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吾不迁矣。”这种坚定的意志,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所少有的,也正是他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其当时的改革措施是:

作封洫,就是田制的整理、改革。主要是挖掘沟渠,整编田亩,承认土地私有(私田因而合法化),按田亩征收税赋,取消土地定期分配的井田制。

作丘赋,就是改革军赋。古有“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之说,按丘(旧时一种社会基层组织)向新的土地所有者征收军赋(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

铸刑书,就是把新颁布的法律条文铸在青铜大鼎上,公布于众,昭示全国上下一律遵行,以限制强宗贵族的特权和不法行为,保护庶民百姓的利益。

子产执政期间,他推行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郑国逐渐由弱变强,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国人起初对子产的不满和诅咒,也变为“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公三十年》)的热情颂扬。《史记・循吏列传》中高度评价子产的政绩:“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自不提挈,僮子不梨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

仁德之道

子产的仁德之道:以民为本,宽猛相济。对于民意,子产认为“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作为一个为政者能这样体恤民心,体察民情,以民为师,他又怎会不得到人民的拥戴呢?子产的民本思想和仁德精神,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的为政者中是罕见的。

作为一个政治家,子产的仁德之道达到了怎样的境界呢,他说:“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因此,子产施政,“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最后达到了“政是以和”的最高境界。

郑国大夫丰卷为了祭祀要求进行狩猎,未得子产批准。丰卷大怒,立刻征调忠于他的势力有所动作。子产得知,为了避免国家陷入分裂,马上辞职,并声明要离开郑国,以此表示他并非要通过排挤别人来为自己谋利。幸亏当时郑国最有实力的罕氏子皮经过考虑,表态支持子产,把丰卷驱逐,子产才复职。复职之后,子产却下令保存丰卷的田产,过了3年又召丰卷回国,并把田产还给丰卷,连这3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给丰卷。子产并没有因为丰卷企图造反而没收他的田产,这正是子产为政“宽猛相济”的体现。

用人之道

子产的用人之道:任人惟贤,择能而使之。古人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子产正是这样一位知人善任的伯乐,他对冯简子、子大叔、公孙挥(子羽)、裨谌这4匹“千里马”的特长、才能了然于胸,并能让他们发挥不同的作用,因此运筹帷幄,鲜有败事。

子产对有才能的人是择能而使之;对于没有才能而又想谋取官职的人,子产却不给任何机会。有一次,子皮想让家臣尹河担任自己封地上的主管。子产认为尹河太年轻,没有管理的才能,难以胜任。子皮说:“尹河谨慎、敦厚,我喜欢他,他也不会背叛我。让他去学一下,就懂得管理了。”子产还是不同意。说:“不能这样做。大凡爱一个人,总希望对被爱的人有利。现在你喜欢一个人,却把重要的政事交给他,这好比让一个不会拿刀的人去割东西,多数情况下是要损伤他自己的。今后谁还敢在您这里求得喜欢?”子产接着又诚恳地说:“您是郑国的栋梁,要是栋折椽散了,住在屋里的人都要遭殃,所以我不敢不说真话。再举例说吧,您如果有一匹漂亮的绸缎,决不会让别人用它来学习裁剪衣服。大官、大邑是用于维护百姓利益的,这比一匹精美的绸缎重要多了,怎么能让一个毫无经验的人去治理呢?我只听说过学习以后做官的,没听说借做官的机会来学习做官的。如果硬要我按您的要求办,一定会造成重大损失。”一番肺腑之言,使子皮大为感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于是就不再坚持了。子皮对子产是有知遇之恩的,是子皮把子产推上执政者的岗位的,但是子产并没有将个人感情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使子皮心悦诚服。

外交之道

子产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他不仅善于辞令、胆略过人,而且对当时列国的形势和实力了如指掌。“告范宣子轻币”,“坏晋馆垣”,“却楚逆女之兵”,屡屡使弱小的郑国化险为夷、从容进退。在他执政期间,子产在对外关系上,特别是在与当时晋、楚等大国的交往中,既不卑不亢,又谦虚礼让;既不失原则,又机智灵活,把以往“朝晋暮楚”调整为“从晋和楚”。通过平衡外交,在晋、楚争霸的夹缝中,为国家赢得了应有的尊严和较长时间的和平。

公元前549年,晋国范宣子执政,诸侯朝见晋国时缴纳的贡品很重,郑国深为这件事所苦。二月,郑简公去晋国,子产便托随行的子西带信给范宣子,劝他减轻诸侯朝聘的负担,信中说:“……掌管国家和大夫家室事务的,不是为没有财货担忧,而是为没有美名担忧。诸侯的财货在晋国国君的宗室,诸侯就离心。如果您依赖这些财货,晋国人就会离心。诸侯离心,晋国就会;晋国人离心,您的家室就会。为什么沉迷不悟呢?说到美名,它是传播德行的工具;德行,是国家和家室的基础。有基础就不会,您不也应当致力于这件事吗?有了德行就快乐,快乐就能长久……宁可让人说‘您的确养活了我们’,而能让人说‘您榨取了我们来养活自己’吗?”范宣子看信后很受触动,便减轻了诸侯朝聘的贡品。

公元前542年,子产陪郑简公出访晋国,晋平公轻视郑国,以为鲁襄公逝世致哀为借口,把他们安排在一所简陋的宾馆里,迟迟不予接见。子产非常气愤,就命令随从人员推倒宾馆围墙,赶进车马,安放带来的礼品。晋大夫士文伯跑来责问子产:“为什么毁掉宾馆围墙?”子产回答说:“郑国是个小国,什么都得听大国吩咐,不敢怠慢。这次我们国君亲自带礼品拜访贵国,你们却一直不安排会见,而招待我们的宾馆又这么简陋,大门矮小的车辆都无法进去。我们怕礼物在露天里风吹雨打受到损坏,你们晋国又会怪罪我们,所以我们只好把围墙拆了。”接着子产又说:“我听说晋文公做盟主时,自己住的宫室低小,而接待诸侯的宾馆却造得又高又大。宾客到达时,样样事情都有人照应,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可是,今铜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盗贼公行,而天历不戒。宾见无时,命不可知。若又勿坏,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敢请执事,将何以命之?虽君之有鲁丧,亦敝邑之忧也。若获荐币,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惮勤劳?”(《左传・襄公三十二年》)子产以其巧妙辞令,既直接回答了毁馆垣的原因,又委婉地表达了牢骚和不满。士文伯无言以对,晋平公听了情况报告,也感到惭愧,让士文伯代他表示歉意,并马上安排会见,隆重宴请郑国君臣,给了丰厚的回赠礼物,并下令重新建造宾馆。子产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再次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郑定公元年(公元前529年),晋会诸侯于平丘,子产和子太叔代表郑国赴会。及盟,子产争承(承,即贡赋)。他说:“昔天子班贡,各国按班爵大小而有不同,郑是伯南,与公侯出同样的贡赋,恐怕不能如数供给,所以谨敢以此作为请求。”“诸侯会盟是为了使小国得以生存,而贡赋过重,小国将会很快灭亡。这不是违背会盟的宗旨吗?决定我们生存或是灭亡,就在今天,务请慎重考虑。”子产争承的议案晋国自然是不想接受的,但子产却不退让,从中午一直争论到傍晚,晋君终于不得不答应。事后,子太叔责怪子产:“万一晋人翻脸,带诸侯兵讨伐郑国怎么办?”子产回答说:“晋国现在政出多门,尚且无暇应付,哪里还顾得上讨伐别人?(说明子产对当时晋国六卿的情形是很清楚的)我们如果不力争,便愈受欺凌,还成个什么国家?”

子产以其过人的智慧和胆略,从容地周旋于列国之间,在晋、楚争霸的夹缝中,为郑国的和平与发展争取了时间和空间。

贤相子产,在其执政的20余年间,对内励精图治,大胆改革,宽猛相济,选贤任能;对外应对诸侯,从容周旋,有理有节,不卑不亢,使处于乱世的弱小郑国政通人和,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百姓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