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研究与整体史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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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3-0088-02

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西方中国女性史研究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伊佩霞(Patricia B，Ebrey)、曼素恩(susan Mann)、高彦颐(Dorothy Ko)、白馥兰(Francesca Bray)、白凯(Kathryn Bernhardt)等人的著作不仅在中国女性史文献资料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发掘，而且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以及研究进路上对历史研究都有深刻的启发。《缀珍录》出版10年之后，曼素恩以新作《张家才女》在中国女性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并且以复古而新鲜的形式和引人入胜的内容向学术著作的撰写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让人耳目一新，爱不释手。

以曼素恩的话说，《张家才女》是一本非传统的学术著作，这主要因为它在直接利用关于张家的文献之外，还加入了作者自己的猜想和创作，并且在编纂方式上复“太史公曰”之古，在重构张家三代才女的生命旅程之后，借“历史学者说”(the historian says)的形式阐发作者对于一些学术问题的看法和讨论，当然，作者所关心的仍然是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潮流中相当传统的问题。

作者以倒叙的方式开篇，从1893～1895年山东河道总督许振神为自己的女家庭教师、张家第三代才女王采苹的诗集《读选楼诗稿》作序的场景开始叙述，通过许振对王采苹的人生经历进行粗线条的叙述，重构许振对王采苹的观感。接着，作者把时间上溯到王采苹的外祖母――常州精英家庭出身的汤瑶卿生活的时代(1763～1831)，汤瑶卿在作者的定义中属于“闺秀”，瑶卿少女时代所受教育、婚后的生活主要仍然局限于传统的闺阁之内或者家庭之内，其父亲汤修业“女子无才便是德，内言不出阃外”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瑶卿在诗词方面的发展，她的生活以经营家庭和教育子女为中心，对于文学和书法的追求都是次要的。汤瑶卿与张琦的4个女儿张绍(qie)英、张栅(guan)英、张纶英、张纨英和儿子张曜孙以及他们在父母逝世之后保持的联合家庭生活是本书之中的最重一笔。书中的彩色插图《比屋联吟图》为我们呈现出张曜孙及其妻子包孟仪(包世臣的女儿)、张纶英及其丈夫孙劫、张纨英及其丈夫王曦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情景。这一时期作者以张褶英(1792～1863)为叙述的中心，褶英在作者的定义中属于“诗人”，因为她代表了张家第二代对其父张琦和伯父张惠言开创的家学“常州宋词学派”的传承和发展，其同辈和后辈在宋词方面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她的影响，并且她的生活重心主要在于文化方面，她的词逐渐受到闺阁以外世界的现实的影响，并且通过同道好友走出闺阁。叙述最后回落到张纨英的大女儿王采苹(1826～1893)身上，至此，作者创作了一段完美的故事。王采苹在作者看来是已走出闺阁的“女家庭教师”，她年轻时与母亲家族的亲人住在一起，受到张绍英对于宋词创作观点的深刻影响，1858年王采苹失去了所有的夫家亲人，走出闺阁成为一个女家庭教师，她对于张褶英所发扬的张家家学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常州宋词学派在王采苹之后便无后继之人。虽然作者力图论述“新女性”对于闺秀传统的继承，却很难在情感上说服读者。

在对19世纪常州张家三代才女以及男性的生活轨迹及社会关系复原的基础上，作者得以讨论很多关于19世纪的问题，也可以说，本书是作者在其关于18世纪的讨论(《缀珍录》)之后，关于19世纪的一个整体认识的阐述。

首先，随着汤瑶卿的脚步，我们游历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常州、京杭大运河、山东；我们跟随张褶英生活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京；我们和张纶英、张纨英一起跟随其弟张曜孙去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武昌居住；当然，我们还经常短暂地游历于江南一带。这些地区在张家三代的生活中串联起来，形塑了我们对于19世纪中国本部部分地区的印象。作者从女性史的角度对常州历史进行了梳理，认为常州作为当时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也是女学兴盛的中心之一。常州培养女学的文化氛围，男子对于科举功名的追求导致的对知识女性的需求，以及苏南地方的婚姻习俗等因素，使得它在清代所拥有的女性作家数量仅次于苏州。

第二，关于女性史研究中“无声的历史”与“女性的声音”的问题。本书的主要文献资料基础是张家三代留下来的诗作，以及其他与张家有关人物如包世臣、许振神等人的记录、地方文献等等。作者通过这些资料寻找张家才女的声音，然而女性本身的自我审查(以缠足话题的缺失为例)及其知识来源(唐宋元的男性诗人，而非李清照等女性诗人，故而被称赞为“无闺阁气”)都意味着女性声音的缺失，加之编辑出版的过程由男性操持，听到女性真实的看法是近乎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中刺探一些个人情感的宣泄和内心世界，以张琦夭折的大儿子张珏孙的未婚妻法小姐为例，作者从旁侧的记录中搜寻她的影子，终于听到她对张家女性成员的愤怒和失望。“沉默”不仅是女性史的问题，涉及到金钱和经济方面，历史资料也会出现“无声”的问题。汤瑶卿的故事引起作者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缺少丈夫经济支持的精英家庭，闺秀如何经营家庭经济和家庭社会声誉，作者看到汤瑶卿的嫁妆、张家女性成员的手工作品和书法作品的经济价值，以及她们对于社会关系的经营同时也具有经济上的意义。

第三，关于中央政府、地方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关系的问题。作者认为清政府政策、独特的常州文化和家庭制度等因素形塑了张家精英的社交生活。联姻策略(将女儿嫁入社会地位较好的家族以提高其社会地位，或者招赘以保持家族成员的社会地位)是张家维持社会地位和家族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同胞情谊在张家第二代联合家庭时期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与19世纪上层精英家庭的大家庭生活模式密不可分，以往的研究很少注意同胞之间的影响对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性，而从与《红楼梦》中人物经历相似的张家儿女的生活可以触及到这一点，精英大家庭中的同辈之间在教育和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比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更深。在性别与生命状态的关系方面，作者首先讨论了男性外出奔波与女性深处闺阁导致的寿命长短的不同；其次以张家为例讨论了“统治阶级”的问题，作者认为张家及其姻亲和入赘男性丰富多样的职业生涯体现了19世纪知识分子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无常；再者，作者关注于张家女性成员在家庭权力流转中地位的变化，对招赘丈夫的姐姐张纶英与弟弟张曜孙的妻子包孟仪和贞女法小姐(张珏孙的未婚妻)之间的关系，以及妾在家庭中的地位进行了讨论。

第四，关于19世纪的危机与转型的问题。作者认为太平天国造成了文化和知识分子社会网络的破坏和断层。从物质上说，张家出版的著作在太平天国期间被毁于一旦，这些珍贵的记录在战争之后重印了残存的一些，却让人扼腕叹息。从精神上说，战争对于王采苹一代精英阶层来说是一个时代

的结束，也是一种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的终结。虽然如此，在作者看来，在19世纪，反满的情绪还没有出现，女性也还不成为一个问题。女学在19世纪一直是为了保持其家庭在知识界的地位而进行的，与20世纪初被创造出来的“新女性”在性别意识上、政治和经济的自我定位上大有不同。作者认为，张家三代才女的变迁呈现了19世纪闺秀逐渐转变成“新女性”的过程。

本书给人的感觉主要是新颖，然而正是本书的新颖之处――结构形式和书写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些学者的批评和怀疑：通过推测和臆想的方式重构古人的生活情景是否已经超越了历史学的界限?“历史学者说”的结构是否使本书的主题过于零散和杂乱?我个人认为，正是这种结构上的处理让作者得以借一个案全面地展示她对于19世纪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如果本书的读者追求的是一种阅读的愉悦和对历史知识的扩增，它绝对完全可以胜任；如果他们从学术专论的角度来看本书，我想他们不难从注释和字里行间辨别作者虚构的场景、历史事实以及资料来源。作者虽已步人雷池，却寻得一种合适且有历史传统的书写方式来维护本书的学术论著的本质，不仅如此，作者选择的这种书写方式对于个案研究具有启发性的意义，是将个案研究和整体史结合起来的成功案例，当然，这与作者早已形成的对19世纪中国的印象和对各区域的发展脉络的深刻认识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正是基于对19世纪中国社会和地域文化的整体认知，作者才能够从个案出发来阐述以上涉及的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传统学术论著通常专门讨论的问题。所以虽然本书作为文学作品参评，桐山环太平洋文学奖将它归入非小说类的判断是有一定根据的。

由于本书的整体史追求，《张家才女》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通常要怀疑如此特殊的个案是否真能呈现19世纪的中国部分地区的历史脉络?比如关于闺秀与新女性的传承关系的讨论，事实上是作者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然而却没有得到充分的阐发，甚至让读者不免产生两者之间断裂的感觉，毕竟闺秀和新女性是被两种不同的男性话语和社会意识洗脑的女性群体，书中缺少一个从闺秀转变成新女性的个案，王采苹并非这一类。又如，本书对于常州宋词学派的思想史内在脉络解释得不够，并且没有对这一学派所处的大的思想环境和背景作一交待，对于家学如何形成以及家学以外的学者对常州宋词学派的传承关系也缺少关注，而这些问题与张家在知识界的地位直接相关。另外，作者所关心的书法、医学、教育等科举之外的副业对于精英的意义问题、亲人子女的死亡对于个人的影响问题等等，也都引起我们对19世纪中国的想象和思考，这个19世纪精英大家庭所经历的时空，以及其中每个人的经历和体验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遐想，引导我们进一步探讨作者所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