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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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文化、大众与大众文化的厘清和界定作为切入点,试图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进行批判与解读,以求达到对其批判精神的真正把握。

Abstract: In this paper, culture, popular and mass culture to clarify and define as a starting point, attempts to criticize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pular culture, in order to achieve a real grasp of their critical spirit.

关键词:大众 文化 批判

Key words: Popular Culture critical

作者简介:张毅,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专业09级专业学位研究生

一、文化、大众与大众文化的厘清和界定

(一)文化的理解

大众文化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文化内涵的把握之上,这样才能把握一种作为具体形态的大众文化,同时必须明确文化是在劳动中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将生产区分为人自身的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三部分,提出了研究精神生产的科学方法论。他们对精神生产方面的论述,为作为具体形态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深刻的理论依据。我们从作为具体形态的狭义文化来分析大众文化,文化是与经济、政治一起作为并存的三种形态构成社会有机结构的一部分。文化作为社会的精神活动,是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现实物质条件基础之上的。人们在改变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实践和交往关系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精神世界。“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因此,“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史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1]

(二)大众的理解

大众文化是大众在一定的制度共同体中占有文化资源和表达精神诉求的文化形态。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对大众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在《大众的反叛》一书中这样论述 “大众的概念是数量上的和视觉上的……大众是不均的人。在这方面,纯粹数量的东西―――大量的人―――可以被转换成一种量的决定因素:它也就变成为一种共同的社会特质,即彼此没有差别的人,却又在他自己身上重复出现的种属类型。……通俗地说,大众的一般形式意味着,在那些个体中构成大众的欲望、思想和生活方式方面是别无二致的。”[2]奥尔特加一方面从一个量的角度分析大众,说明如果把大众仅仅当做一个量的概念,那么大众就会被淹没在共同体之中,这会带来人的主体性散失、人性的消亡和创造性的明灭,另一方面,认为大众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为一种异己和操纵社会的场力,社会成为大众权力意志的附属者。总而言之,在资本逻辑控制的现代社会,大众成为了单面的人,主体性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深化直至自我消亡,大众文化使了“自我”就是”他我”,只有政治共同体的自我。没有个体独立的本我。

(三)、大众文化的理解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研究,最主要从资本力量和国家主义对文化的“收编”和“控制”的角度出发,分析大众文化背后的异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这是和其一直以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相承。“用“文化产业”一词来代替“大众文化”更为直接的贡献是明确了对文化工业的分析。“文化工业”这一概念是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首先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的,其含义是指战后资本主义使得娱乐和大众传媒变成了工业,在推销文化商品的同时操纵了大众的意识。”[3]使用这一概念时可以说是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对于商品生产的普遍批判,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对大众的控制,在现代社会已经延伸到了符号产品的生产,尤其是具有审美的、转移作用的和意识形态文化产品的生产。因此文化工业同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工业一样,它们为了竞争同样是在使用“异化”劳动,同样在追求利润,同样在依赖技术。从根本上来讲,大众文化的存在本身就是工业生产在文化领域的延伸,大众文化也是在生产“消费者”,也是消费社会的一个部分,其核心是围绕着“统治”这一核心概念来展开的和论述的。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的批判与解读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是一种可以生搬硬套的方法,而是方法与实体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所以我们在考察其具体的文化解读时应该做到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文本和语境的统一。

法兰克福学派的出现处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其理论是在科技与文明,理性与审美,垄断与自由的激烈冲突下产生的,其认为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一切被物质发展所遮蔽了,包括革命的主体,已没有可能再产生19世纪下半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那样的革命实践主体,一切主体都被现实所迷惑和抑制,所以物质的武器批判已失去意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否定,只采取意识革命和精神批判的形式。所以,其把媒介文化和文化工业放在政治语境当中的,把大众文化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推手,是控制和加剧统治人们的异己的手段,通过文化的批判达到对政治体制和制度的批判。

在晚期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文化制品的生产是为了换取货币,其是按价值规律运行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而不是价值。商品化使文化退化,消除了它的解放力和批判性。文化商品化的一个结构特征:人们把他们对企业文化生产的从属关系视为第二个自然。实际上,这完全是由于文化商品拜物教在作祟,因此,人们认识不到文化的历史性,认识不到自己成为了文化的奴隶。“不过,在这一点上法兰克福学派内部是有争论的。本雅明在承认大众文化下的文化工业伴随的灵光的消失和艺术的退化,一种韵味的反叛精神的丧失,但他看到了在其中文化的一种自下而上的能动的参与和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的积极意义,看到的是贵族化的审美观念韵味的衰落以及取而代之的审美新效应――震惊所带来的积极的希望。”[3]从资本的逻辑的角度去看待文化工业,是按照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对其大众文化进行意识资本的逻辑分析,把商品生产的逻辑延伸到文化和意识领域。于是他们看到了大众文化就像商品拜物教那样使文化接受者安然成为文化拜物教的信徒。这种立场把关于文本的分析与关于语境的分析统一起来,也就是把文化表现与文化所处的制度统一起来,深刻的解读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

参考文献:

[1]颜晓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J] .《大连大学学报》第26卷,2005年10月第5期。

[2]孙长军:《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解读》[J] .《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刊)第22卷,2002年3月 第2期。

[3]萧俊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与文化解读》[J] .《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地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