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伦之痒:独生80后与父母的复杂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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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人像我一样，明明很心疼妈妈却总是跟她吵架？”由全球热门排行榜微博的这句话，20多字，被转发1.2万多次，评论大多是“举手”“我也是”这般字眼，感同身受之情跃然纸上。

在成年独生子女与空巢父母之间，有这样一种“天伦之痒”正在悄悄发生。当独生子女离家求学工作数年，再以独立的社会人姿态回归，常常惊觉，在他们与曾经最为亲密的父母之间，空白的岁月已悄然划下鸿沟：一方面，是童年和幼年的唇齿相依，亲密而熟悉；另一方面，是对彼此的再认识，无奈和争吵似乎永不停歇，不是仇恨，更非敌意，只有钝刀割肉般的滋味深入骨髓。

在我国，由计划生育政策所造就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长大成人。统计表明，独生子女人口已超过1亿。独生子女与父母之间，是时空压缩了的社会，穿越时代般的差异；也是彼此惟一的现实，羁绊日益加深，距离却被迫拉近，就像两块不同形状的木板，不得不捆绑到一起，挣扎与碰撞由此产生。

断裂社会中的两代人

两代人之间，究竟相差多少年？

从数字上来看，答案的平均数接近30——如50后父母与80后独生子女、60后父母与90后子女。

然而，在独生子女成长的这30年间，中国变化可谓风云激荡、波澜壮阔。改革开放让社会充满着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精神与物质的攻守起伏，时至今日，身处国家的不同地方，几乎可能造就身处不同的时代，差异巨大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文化习俗等，在同一时空内相互作用——社会学者孙立平称之为“断裂社会”。

直至到省城上大学，湖北男孩曹勇才第一次知道什么是肯德基、麦当劳。18岁以前，他只做了一件事：念书。家里没有电视，县城没有洋快餐，在大学同学眼里，他是农家男孩的典型：不会电游，见女孩脸红，眼镜片很厚，身上穿的都是假名牌。

曹勇用了10年时间来消除身上的乡村气息。如今，他在上海的写字楼里吹着冷气在电脑前工作，父亲则仍在烈日下躬向土地劳作。深夜，他疲乏得睡倒在卫生间的浴缸里时，父亲则打着手电筒，出门转向山坡上的木屋厕所。每次过年，当他从号称“魔都”的金融中心，回到父母生活的中部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感觉像穿越到另一个世界。

2011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数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个差距比都小于1.6，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便是其中之一。

当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时，横亘在50、60后父母与80、90后独生子女之间的时代鸿沟，可能达到30年。“独生子女和父母交流思想的难度，基本等于一个美国普通青年和独立战争时代的先人交流”，一位网友评论说。

江西女孩李学尔，2007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一所大学做行政工作，3年后，她生了个儿子，小两口要上班没精力看护，请保姆又成本太高，便邀父母来京照顾，没想到，从那之后，每日必上演的“肥皂剧”便是她和妈妈的争吵。50后、60后父母们秉承的祖训是，不能分梨吃，筷子不能插在饭上，右眼皮跳会有灾，小孩子要多吃多穿……而那些在独生子女80后看来，有些不可理喻。

不得不“啃老”的独生子女

2003年，大学毕业生张芳到深圳一家银行工作，月薪5000元左右，与当时深圳每平方米的房价几乎相等。3年之后，工资没涨多少，房价已经翻倍。她是独生女，一直住在单位宿舍里，因为买不起房子，迟迟不能结婚。

张芳父母都是四川某国有三线企业工人，40多年的工龄，最终只换来了微薄的储蓄和一套单位分的房子。下定决心后，那套老房子终于被卖掉，这卖了老房的3.8万元钱，成为帮张芳在深圳购置房产的救命稻草。之后，父母很自然地搬到深圳与张芳同住。“虽然我不愿意，但确实一直在‘啃老’。”张芳说。

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全面引入，养育子女的成本一直在大幅增加。以高等教育为例，1989年，国家对高等教育实行收费时，只有象征性的200元。1996年，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学费超过2000元。张芳在1999年上大学时，每学年学费已达3640块钱——相当于张芳爸爸3个多月的下岗工资。好容易等到工作，大城市的高房价依然让她无法自立。

200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国内四城市进行了一次以20岁—34岁现有人口的“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在住房及日常的家庭代际交换中更倾向于“啃老”，且强度越大的“啃老”行为，发生风险越高。

“这意味着独生子女即使成年结婚，对父母的依赖仍然比较强，也表明独生子女家庭中，父代资源向子代的单一流动，可能有助于促成子代啃老的现象，”调查主持者、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宋健对记者表示。

心理依赖的忧虑父母

曾有网友评论，独生子女的悲哀是：当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上一辈有代沟时，找不到替代品来转移父母的注意力——他们没有想过，对于他们的50后、60后父母来说，这句话同样成立。

一个流传极广的段子是这样形容他们的：儿时遭遇自然灾害，学知识时上山下乡，成年后计划生育，中年时下岗分流。他们有兄弟姐妹，各自被时代裹挟东奔西走，有着对集体主义的信仰、对组织单位的依赖和对安稳平静的追求。然而，等到生命将息、已近晚年，不少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随子女迁徙四方。

在宋健教授看来，“这一代父母在时代中是相对被动的。”在这种背景下，能够主动选择的，大概只有对子女的关注了。因为只有一个孩子，父母习惯了将自己与下一代紧紧捆绑，甚至视子女为私人财产，当独生子女自立家庭后，父母便会有很强烈的被剥夺感。

“直到现在，我妈还认为，我赚的钱应该是我、她和爸爸的，而不是我和我老公的。因为我是独生子女，以前长期感觉是一体的，我一提老公，就感觉要分裂出去一样。”张芳说。

父母退休后，操心孩子家里的事儿，就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柯明是独生儿子，结婚后，他偶尔下厨做个凉拌菜，被妈妈看见了，也大呼小叫一番。

“为什么是你洗衣服，他不洗？”独生女张芳面临着同样的唠叨，只要看到张芳做家务，妈妈就忍不住要埋怨几句。张芳实在觉得妈妈有点无厘头，这些家务，妈妈年轻时同样是包揽的，外婆也从来没有不满，为什么她心甘情愿地打扫房间，在妈妈眼里就像是被虐待一样？

在这些生活点滴背后，还有更加深刻的隐忧无法言明——它被悄悄埋藏，一旦爆发却可能摧毁对方的全部生活。

除了张芳，父母没有别的依靠，也不太可能依靠国家。他们的人生跨越单位养老与社会养老两种制度，但也可以说，任何一种制度的优越性，他们都没有赶上。为了弥补只有一个子女的风险，孩子18岁以前，独生子女家庭每月可领到5元补贴（深圳是15元）；退休时，还有一笔一次性的3500元补贴。除此以外，便什么都没有了。

陈立的妈妈大概也有这种感受。这次来京照顾独生女，一天晚饭后，妈妈突然一反以往的泼辣干脆，略带忧郁地问陈立：“如果有一天我生病了，你也会辞职回武汉照顾我吗？”尽管陈立很快回答“当然会啦”，但她觉得，妈妈并不相信这种可能性。陈立也会担忧，10年、20年后，倘若父母们身体有恙，或者生活无法自理，她如何能独自负担起两位老人的晚年？

独生子女与空巢父母，或许注定便是这样冲撞与伤害、和解与依赖的两代人。尽管艰难，但还是要相互陪伴着、搀扶着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