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的利弊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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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教育部高调表示对教育产业化的否定态度。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表示：“教育部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因为教育是一个要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教育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对凡是能够接受教育的人都要提供教育，所以将教育产业化违背了我们的办学宗旨，也违背了我们的办学方针，也直接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说，直接违背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原则。所以产业化的问题，我们教育部是坚决反对的，是绝对不能把教育产业化的，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了教育事业了。”

其实教育部近来相关的言论还有不少，但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这段话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首先我们要谈谈教育产业化是什么？关于教育产业化最初的定义，我想不必提它，因为提之也无用－－我们所说的“教育产业化”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这个“教育产业化”。其主导思路是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作为可产出利润的产业。那么教育产业化有没有问题呢？有。世界上没有只有利而没有弊的事情，教育产业化同样会带来种种问题。我们做出一个制度选择，关键是要看利大还是弊大。如果利大于弊，那么我们还要想办法尽量减小弊端。

教育产业化的利与弊

教育产业化可使大学逐步脱离对政府的依赖

我国目前虽有民办大学，但尚未成气候，根本不具备与公立大学相颉颃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暂时先不考虑民办大学的问题。公立大学，存在着很多问题，一个问题是经费依赖于政府。今年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清华大学校长提出，再给清华十几二十个亿，清华就能建成一流大学了。建一流大学需要经费，这是事实，但是经费从何而来？是向政府伸手要呢，还是要靠大学自己去想办法？如果是向政府要的，那么很自然的，大学的自主性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政府通过一系列手段，使得大学日益变成一个行政机构――在这方面，邓晓芒教授有着很精辟的论述，兹不赘述――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能否体现出“大学之大”？

教育产业化可以使得大学减轻对于政府的资金依赖。从而为大学的独立奠定一个基础。当然不是说资金上独立了大家就能独立，但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教育产业化可以使得教育向多元的方向发展

向多元发展的大学教育，可以使人们获得最适合他的教育。现行的体制，属于计划的体制，并不过多的考虑个体的特殊性。教育产业化了，就必须更多的考虑学生需要什么，而不是我打算向你提供什么。当然教育带有一定的强迫性，不可能完全由学生说了算，但这是一个趋势。社会已经在分层，这是一个事实，不容回避。多元化的教育体系显然更能适应多元的社会结构。打一个浅显的比方：百万富翁希望他的儿子接受每年价值10万元的教育（当然应当是物有所值的），第一他出得起这个价钱，第二他希望他儿子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可能造成机会不均等

毋庸置疑，接受教育是人的一项权利。如果因为费用的问题而读不起大学，就在事实上剥夺了他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这方面的报道也很多，相信大家也都有深刻的印象，在此也不赘述。

就业难

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已经出现了好几年，并且愈演愈烈。但究其根本，这一问题并不是由教育产业化造成的。这是一个囚徒困境的难题：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以便更容易找到工作；而大量孩子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社会又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吸纳他们，所以造成了就业难的局面。设想前几年没有扩招，那么带来的结果无疑是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激增（并且考虑到年龄因素，这一问题会提前两三年爆发出来，也就是说，扩招事实上是推迟了这一问题的凸显），这些适龄人口仍然得不到有效的安置，并且，在人口素质上，要低于目前的状况。当然，花大量的钱以及几年的时间，相信绝大多数人不是为了提高全民的平均学历。但即使不是如此，就业难的问题仍然存在。所以说就业难的问题不是扩招导致的。这一矛盾的尖锐，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1、我们过去一直把大学生视为天之骄子，从不觉得他们会找不到工作（并且由于分配制度的存在，也确实极少会出现找不到工作的情况）；2、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人们不愿意去从事相对更需要体力的一些工作岗位。这种情形与胡适当年所描述的情况几乎一样，这是一个观念问题。

再说公平

教育部表示：教育是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显然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有公平。但是在一个社会里面，公平应当是广泛存在的。如果说一个社会的公平沦落到需要靠教育来体现的话，那么这个社会里究竟有多少公平也就值得怀疑了。那么针对教育产业化的质疑，这当中是否有对公平的呼唤的成份存在呢？值得考虑。

公平是要分很多种的

起点的公平

比如说跑步比赛，起跑时，大家都要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就是起点的公平。但是在社会生活当中，这种公平是很难存在的。每个人的父母、家庭、民族，个人秉赋等情况都是不一样的，起点的公平也就很难存在。

终点的公平

同样举跑步的例子，发令枪响，大家都向前跑，但是绝不可能大家同时抵达终点，总要有人快有人慢。如果强行要求大家同时抵达终点，终点的公平是有了，但是所有人都将向最后一名看齐。顺便说一句，中国人提到公平，总是会不自觉的想到终点的公平。我们有一段历史时期，就是在努力追求这种终点的公平，结果反而导致：1、社会失去活力；2、产生特权阶层。在教育方面，我们当然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读到硕士，即使全部免费。

规则的公平

仍然举跑步的例子，规则的公平就是指在比赛过程中，大家采取同样的规则。你不能抢跑，那么其他人也同样不能抢跑。比如说招生，既然是全国统招，那么就需要严格按照规则来录取学生，禁止一切与规则抵触的行为。这就是规则的公平。当然在这方面似乎做得不是很好，但是反过来想一想，这个问题是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吗？

机会的平等

罗尔斯比较注重机会的平等。机会的平等近于权利的平等。当然，仔细的分辨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机会的平等是指，只要个人的能力能够接受教育，他就有权接受教育（当然也有权拒绝）。上述“机会不均等”与此相对应。

把公平问题细分之后，起点和终点的平等，我们可以不予考虑，关键问题在于规则的公平和机会的平等。对于规则的公平，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该由教育部自己去解决，作为主管职能部门，总不能把担子卸到别人肩膀上吧？对于机会的平等，我想，问题在于我们要有多元化的教育体系。有适合各种条件的人的高等教育。而不能强行降低标准。如果这样做了，就是在追求终点的平等。这终将是错误。

教育产业化：苦酒还是药酒？

中国的教育，问题多矣。比如说义务教育，本来应当是国家的义务，但却成了家长的义务。学费之烈，决不仅仅由于大学学费之高昂，而是在小学、中学（甚至是幼儿园）时就已经不堪重负，最终到了大学，家长终于要被击垮，而印象自然也最为深刻。一方面是穷山沟里的孩子们坐在危房里上小学，一方面清华大学校长还想着他十几二十个亿的拨款！大学造得再好有什么用？如果基础教育没有基础的话。

2003年9月9日至21日，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托马舍夫斯基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随后，她在向新闻媒体公布材料时，称“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GDP的2％”。而据中国官方的数据，“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已达到了3.41％”。即使我们相信我国官方的数据，那么这一比例最多也不超过3.41％。专家提出生均经费指数这一概念（指生均经费与人均GNP之比）用Ce来表示，Ce1表示小学生均经费指数。从整个国际上来讲，该指数低于我国的只有多米尼大和巴拉圭这两个小国。我们的义务教育究竟是谁的义务？我们的不超过3.41％的教育经费，投到哪里去了呢？投到好大喜功的大学里去了。

教育有双重性，一方面带有盈利的性质，一方面又带有福利的性质－－我们现在把钱过量的投到可以盈利的部门而不是福利性质的部门。这不能不说是错误的――片面的强调盈利性和福利性，都是错误的；同样，片面的否定盈利性也是错误的（之所以不说“片面的否定福利性”是因为目前在这方面取得了共识）。教育产业化的利弊，上面已经说过，接下来要做的，应该是扬长避短，而不是说我们一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政府在这方面负有监管的责任。正是由于政府的监管不力，导致了现在这种似是而非的教育产业化。盗尚有道，大学赚钱也应有其道。政府的责任在于使他们不致出轨，而不是民愤一大就搞一刀切，说我们一贯坚决反对。事实上如果真的坚决反对，肯定不是今天这个局面了。同时对于那些确因贫困无力深造的学子，政府也应当负起责任来。如果政府经费不够，就应该放开权限，让社会来资助――同样的，政府在这里仍然要做好监管者的职责。一个一切都包下来的政府，决不是一个好政府。对于教育问题，也是如此。学在民间则活，不是吗？

不可否认，目前民愤确实很大。但是犹如治病，要找到病根所在。而不是哪里溃烂了就割哪里，这样的话，病根还会在其他地方发作的。现在的病根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城乡二元结构仍未完全打破，以及高校在教育产业化的操作上面极不规范。要解决的是这些问题，而不是要把教育产业化本身给解决掉。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去年的取消强制婚检。取消的原因似乎也是民愤过大――怎么老是搭车乱收费呀？结果咱们的办法也是搞一刀切，把强制婚检本身给解决掉了。我想，强制婚检是对国民素质负责任的一个态度。要解决的是搭车收费的问题，而不是头疼就把头砍掉，这样会没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