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造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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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400多家民营影视公司中惟一经广电部电影局批准，集影视制作、发行、放映为一体的独立制片人电影机构，其市场之路仍然布满荆棘

从剧作家到制片人

1947年，姚云出生于台北花莲市。两岁时，她随父母乘着开往大陆的最后一班船――中兴号自台湾基隆港来到上海。少年时期她在浙江嘉兴度过，受到了良好的文学熏陶。后，停止高考，她无缘接受高等教育，当上教师并从事儿童文学写作。

1980年，姚云在《电影创作》上发表了第一篇电影文学剧本《四个小伙伴》，同年被改编成电影，这是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在稍后的几年里，《四个小伙伴》在一些国际电影节上陆续获得了奖项。从此，姚云走上了电影剧本创作之路。她陆续创作了《潜网》、《小刺猬奏鸣曲》、《为什么生我》等剧本，并于1983年将小说家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改编成电影剧本；次年，导演凌子风将其搬上银幕。该片在第九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荣誉奖”，也使姚云达到其剧本创作的顶峰。

当时的电影界正处在改革中，人们对于电影体制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制作者的主要意见是，长期的生产、销售脱离使得票房被控制在发行公司和电影院手中，制片方很难直接获得利润。

1993年，广电部下发《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份文件改变了40年来计划经济下电影“统购统销”的体制，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为由各制片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见面。电影制作方第一次有了直接与市场对话的机会。很多电影人跃跃欲试，想加入到电影生产、发行、放映的市场进程中去。姚云就是其中之一。

姚云对国外电影市场进行了考察。她发现，在美国，电影业已经充分市场化了，电影行业也是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电影制片公司完成影片摄制后，同时拥有发行影片的权利，方式多种多样，可以自己来做发行，也可以委托发行公司，或者委托院线。一个公司做十部电影，有四部赚钱，公司就能盈利；同时，世界上最大的电影生产地――美国好莱坞，除了有派拉蒙、二十世纪福克斯等制片公司，还有很多独立制片人，他们针对较小的观众群，可以拍出很多低成本、有特色的电影，一样会赢得市场。

当时，中国的民营电影制作公司已借“广告公司”、“文化公司”之名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但姚云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她执意等到1994年，获得广电总局的批准，终于成为中国国内400多家民营影视公司中惟一经广电部电影局批准、作为中国影视体制改革试点、集影视制作、发行、放映为一体的独立制片人电影机构，并具有广电部颁发的国产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营业范围包括电影、电视剧及其载体的制作、发行、放映，城市影院技术、软件开发和经营策划；兼营戏用服装、道具的制作、出租服务，销售日用百货及与主营项目有关的信息咨询服务。

公司的名称是北京新纪元电影发展有限公司，姚云的雄心可见一斑。

“商业”＋“低成本”

新纪元公司成立后，姚云就投入到独立的电影制作中。她把自己的电影定位为低成本制作的商业电影。这是一个新鲜的尝试。

公司的第一部电影《热线追击》，是姚云偶然间在杂志上看到一个剧本，讲的是香港的廉政风暴。当时，香港商业片在大陆极为风行，成为大陆同行竞相效仿的对象；同时中国大陆正在开展反行动。这两个环境因素给姚云以灵感，她决定将这个剧本搬上银幕。她请了一位香港导演李惠民来执导，还有香港影星任达华加盟，影片风格是当时流行的反贪加枪战。为了增加效果，拍摄时还动用了直升机，制作成本达850万。在次年的发行中，该片收回了成本，盈利数十万。

次年，姚云制作了影片《猎狐》。这部影片的卖点是香港影星陈晓春，耗资300多万，发行盈利200万。在这前后，姚云还自己投资拍摄了影片《泪洒台北》。这是第一部到台湾进行实景拍摄的电影。

在三部影片的制作中，姚云感觉到，不同于计划经济下按照行政指令制作电影，商业电影首先必须做好市场定位，找准电影潜在的适应人群。姚云根据调查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电影市场，尤其是城市电影市场的观众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筹措资金是启动操作的第一步。新纪元公司前期投入1000多万，每次确定投拍一部影片，都要吸引一些国内资金参与投资。好在当时有很多企业、集团对电影业有兴趣，都想在其中分一杯羹，寻求他们的投资，在当时被形容为“拉赞助”。资金到位后，接着要寻找导演、编剧、演员，搭建剧组。剧组成员都是临时合作签约，影片摄制完成后剧组就解散，这是国际通行的松散型管理，这样节省了国有制片厂所需的大量人力成本。

电影制作完成后，由公司的发行部门拿到各地去发行。尽管繁难，这却是民营公司的灵活性所在。

作为一个创作出身的制作人，姚云认为题材的商业性、演职人员的号召力、电影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但她还是被前期和后期的工作分去了很多精力。“尤其是筹措资金和发行影片，非常耗神。市场不好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投资。发行更难，没有统一的院线，必须每个省市去跑。各个地方情况又不一样，非常麻烦。”姚云说。

为了吸引投资，姚云不得不动用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但是，中国电影市场的日益萧条使投资者不愿轻易涉险，为了鼓舞投资者的信心，姚云只好自担所有风险。比如为拍摄《热线追击》与某投资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注明，如果影片盈利，双方按比例分成；如果影片亏损，由新纪元公司负责返还投资方的400万。如此，把投资方的风险降到最低，也将新纪元逼到了不得不盈利的悬崖上。

然而好景不常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至20世纪90年代末，电影市场日渐萎缩。一个极端的描述是：在中国拍电影，拍一部亏一部。许多小本经营的电影公司，迫于资金困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生产的“厂标制度”、电影审查及意识形态要求等因素，大都以生产电视剧、MTV、广告为主，极少拍摄电影，甚至往往成为“一片公司”（总共只生产一部影片）。

在姚云看来，制片、发行、放映三个环节的利润是三三分成，一部投资300万人民币的电影要想收回成本，必须有1000万的票房，而2000年的进口大片《诺丁山》、《木兰》，2001年市场上票房最好的国产电影《刮痧》，在全国票房收入都不足1000万。观影人数和票房收入的持续下跌，使得电影市场的蛋糕整体缩小。 “我当时陷入了一个怪圈：要想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必须高投入进行制作和宣传，但高投入对票房的期许也更高。同时，由于制作方利益空间太薄，很多投资者对电影已是避之唯恐不及。” 姚云说。

瞩目海外市场

在这样的情况下，姚云瞄准了电视剧市场。相对于电影，这是一个意识形态控制相对宽松、获利空间也较大的领域。近几年，新纪元公司相继拍摄完成了20集电视连续剧《秦可卿之谜》、20集现代剧《五千万美金归你》、20集电视连续剧《人虫儿》。三部电视剧共投资1200万人民币。其中，《秦可卿之谜》一剧改编自作家刘心武的小说《秦可卿之死》，投资800多万，姚云形容该剧“制作精良”。《人虫儿》一剧在各地电视台的收视率也属不俗。

但姚云仍然没有放弃电影。今年下半年，她将开拍自己属意八年之久的电影《赛金花》及同名电视剧。早在1994年，她完成了电影剧本《赛金花》的创作，她相信这个中国女性的曲折经历一定会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原计划筹资3亿人民币拍摄这部影片，但是有关部门对这个题材的审查一直非常谨慎；审查通过后她又很难筹得如此巨额的资金。

今年，姚云将《赛金花》一片在海外的发行权提前卖给了美国两家公司，加上一些国内资金，这部影片终于可以开拍了。

姚云坦陈，她对国内市场的认识仍然不是很清晰，也没有足够的信心。闲来她去海外考察，发现在中国电影市场的花叶飘零的同时，美国电影市场持续走高，去年美国电影票房收入是83亿美元，而电影开发收入达200亿美元。去年《卧虎藏龙》在全球市场的成功更使姚云深受启发。她总结说，单靠国内票房很难收回成本，一定要进入海外市场，尤其是进入美国主流院线。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学习好莱坞的制作方法，选择有卖点的题材，请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明星。这样才能在残酷的市场中存活。

按照中国入世承诺，从今年起，中国将进口20部大片。中国电影环境是公认的艰难，很多民营电影公司已经退出了电影业，但姚云还是坚持对中国电影有信心。“中国的电影太年轻，经验太少，但是电影业毕竟是个有前途的领域，学会了商业规则，还是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