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现代中国伦理思想中道德流变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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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客观地分析现代中国伦理思想中的道德流变之种种现象，对人们目前所持的不同价值标准的原因加以阐述，结合当今社会中人们普遍采用的两种价值观，通过进一步论述，在最后给予善恶标准的合理性提供几个客观性的原则，以期望对现代人的已经扭曲的价值取向起到一定的矫正作用。

关键词：善恶观 善恶流变 功利论 道义论 合理性原则

自马克思主义辩证学说创立以后，相对主义的道德认识则甚嚣尘上，如德国的尼采，法国的柏格森，美国的杜威、弗莱彻尔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伟大学说的创立，为伦理学的研究开辟了另一条蹊径，使得我们尽可能更加科学地认识道德现象。道德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流变过程，无论是在宏观领域还是微观领域，道德始终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是善与恶的统一。要科学地把握现实社会中复杂的道德现象，必须坚持道德认识的辩证法。然而，因为某些思想已根深蒂固地占据在人们的头脑中，并日益成为一种主导思想。直到现今，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当面临外界纷繁复杂的道德问题时，我们并未能够科学合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去全面地看待，人们尚未形成一种普遍的价值共识。

一、善恶之说

1.中国古代的善恶观。首推先秦时的孔子、孟子与荀子，儒家的孔子“仁学”思想的创立，标志着善恶学说在体系上的初步形成，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仁”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是判断人们行为的重要尺度。他将“爱人”看作是“仁”的最一般现象，体现出了孔子的善恶观中所具有的人文倾向。他从“爱人”的人道原则出发，对人的行为提出了具体的善恶标准，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并提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如乎其身”、“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说明“仁”不仅是人们评价行为善恶的尺度，而且也是人们力图践履的目标，孔子进而要求人们做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要求人们在加强道德修养的同时，要进行自我反醒，并希望能通过德政、礼治来改变社会风气。

较之稍晚的孟子又提出了“性善说”，对人性善恶作了比较系统的哲学论证。首先从人性的本质入手，说明人的本性在于社会性。《孟子•告子上》曰：“仁义礼智，非由外炼我也，我固有之也。”善成为人的内在本质的必然，并第一次被明确地定为最高的道德价值。而孟子却并没有由此否认后天修行的作用，这就在于他把“我固有之”的“四心”看成是“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性善论”不是封建社会伦理规范的重要依据，但塑造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却成为后世不断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动力。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在人性问题上，他反对“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的观点，荀子指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荀子•性恶》）也就是指出了礼仪规范的必要性，即“化性起”之说。荀子把恶放在人的本望上，把善放在后天人为活动中，看到了善与恶的对立，反映了人性的善恶斗争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有着比“性善论”更深刻的历史内容。

2.西方主要的善恶观。在此仅举两人为例，即：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在西方，全面而系统地论述“善恶观”的是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至善”是他伦理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亚里士多德并不同意柏拉图将“至善”归为理念的观点，因为善可以述说其性质和关系，所以并不存在共同的理念。在他看来，至善就是幸福，而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认为幸福是可以学到的，德性是可以由习惯而得来的，道德就是中间性，最高的善就是中庸。对于城邦而言，最高的善就是正义，这类似于孔子的“中庸”之道，同时认为人的善恶言行，可以由自己决定，并且意志的自由才是善恶的根本。

黑格尔从批判和继承康德的理性主义善恶观中，建立了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伦理体系，他反对抽象地谈人性，而是通过逻辑概念的历史分析方法得出人性善恶的结论。认为意志自由是人的本性的规定，意志之间的差别产生了善与恶。他从辩证和发展的视角，提出了伪善一说，且客观地评价了“恶”的历史作用，它指出情致、冲动也可能是恶的，“恶”也可以产生一种道德的目的，即憎恨；因而只有铲除这种没有规定性的恶，在与恶不断斗争的同时，又加快了历史的发展步伐。即认为“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历史前进的杠杆，这一学说具有其合理性，并且被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吸取和借鉴。

二、道德流变

在阐述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一下中西方整体的伦理倾向，西方以“神赋权”占主导，主要是基督教的兴起，产生了原罪说，认为上帝是主宰，人要报恩于上帝，且有《摩西十戒》要求人们去遵守，强调信、望、爱。在西方伦理价值取向上，主要是侧重于个人主义而不是整体利益。个人主义经过中世纪个性沉沦的漫长岁月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崛起澎湃而至，个人主义思想再度膨胀。因而在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在社会主体的个体道德层面中，往往形成“人只有利己、爱己，才能优而胜”的善恶观念。并常常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滑向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而中国则是长期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注重整体利益。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外来文化思想的采取兼收包容的态度，其整体的价值观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1.原本具善的道德现象，却在其发展过程中，流变成一种恶的道德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确立起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力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君臣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移孝作忠”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在封建伦理的束缚下，也产生了许多“愚忠”的行为。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要求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平等、民主、自立等观念广泛流传，在这种新时代背景下，“愚忠”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尤其是在现代化的企业中，特别积极地鼓励和讲求创新精神。如果员工对领导一味盲从，不仅个人潜能得不到全面的发挥，而且企业也是缺乏创新和竞争里的，最终会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被淘汰。

2.原本具恶的道德现象，却发展流变为善的行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制度是当时的伦理道德规范，这种以人伦关系为核心组建起来的等级制度，强调男尊女卑的观念，遵从父权、君权、夫权的绝对权威。凡是遵守“三纲”者皆为视为善举。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这种原来认为的“平等”等思想被斥为封建社会的“大恶”现象，反而流变为一种“善”的思想行为，如讲自立、自主、竞争、效率、平等、民主，以至讲男女爱情自由等等，就是如此。

3.原本是善或恶的道德现象却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流变为非善恶的社会现象，反之也存在。前者如古代的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制的出现，丈夫对妻子有绝对统治权，且掌握着婚姻的主动权，且出现了“杂婚制”。这种情况不仅使婚姻难以离异，而且离婚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然而自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到来以后，随着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妇女走上社会参加工作，并且获得经济上的独立，离婚已不再被看做是可耻的事情。

4.原本是属于小恶的道德现象，却发展为大恶的现象，还有就是小善的现象发展为大善。前者如古代君王多贪恋美色，如周幽王和褒姒。在现代社会，许多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其中大都与女色有关，其中有名的当数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和原丹江口市市长张二江。因此每年因现象给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后者如，医生为病人服务乃是其天职，在“非典”期间，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医务人员，勇敢地奋斗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与病毒作抗争，这是一种英勇行为，体现了医务工作者对工作的热爱和高度的奉献精神。

三、管窥之见

综观以上现象，我们可以发现通常世人会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看待纷繁复杂的道德现象，如当今比较热门的讨论是关于道德滑坡问题的，很多人认为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只是片面地追求物质利益，从而忽略了道德修养。例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腐败现象疯狂滋生，市场竞争中的欺行霸市、敲诈勒索、性方面的等等。以上这些现象都被视为一种道德滑坡现象。当然，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善恶评价不是绝对的，每一种评价却有自己的理由。有关学者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并不存在“二律背反”的现象，只是要求我们辩证而客观地分析。在现代社会，不管人的评价结果如何，归根到底是基于两种观念出发，即“功利论”和“道义论”。“功利论”是由英国的边沁和穆勒提出的，他们认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一种善，从快乐主义出发，认为求乐避苦是人的本质特性，快乐的增加或多或少就是利益，就是一种功利，被认为是善的，反之则为恶。而“道义论”主要是来自康德的“三大道德律”，主张“为义务而义务”。认为感望、利益计较等行为是不道德的。只有按照普遍的理性法则行事，才是最高的善。“道义论”类似于中国古代儒家的道德理论。我们认为之所以评价的结果不同，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善恶评价的标准不同，且原因有两点：一是善恶评价是一元与多元的统一、绝对与相对的统一；二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因为人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和价值观出发去分析问题，因而偏离了对客观事实本身的分析，只有将个体的主观性与整体的客观性统一起来，才能得到合理的评判结果。

善恶评价作为道德行为的根本判断，是由实践总结出来的，同时，善恶标准又带有很多人为确立和制定的因素，因而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善恶标准的合理性问题。在此借用倪愫襄老师的一段评论，即一个合理的善恶标准，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主体性原则，从人的主体性出发，确立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需要发展为目的;2.普遍化原则，善恶标准要求内容上的普遍性、对象的要求和规范的普遍性;3.科学化原则，要求善恶标准的确立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且符合人自身的发展要求。根据善恶评价的合理性原则，就可以确立最高的善恶标准就是人类及其全面而自由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崔宜明：《道德哲学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许启贤：《伦理的思考》，中国矿业学院出版社，1987.11。

[3]吴灿新：《辩证道德论――道德流变立体图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1。

[4]倪愫襄：《善恶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阮芳：湖北广播电视大学教务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