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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第14大街的国家新闻大厦(NATIONAL PRESS BUILDING)1108室是《中国日报》华盛顿记者站的办公室。这里的主人是《中国日报》最杰出的女记者。她54岁,工作勤恳,为人热情,30年间曾九获中国新闻奖,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黎星。
她光彩照人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了2011年8月7日这一天。
凤凰折翼
2011年8月4日中午12点30分,《中国日报》总编辑助理、驻美国首席记者黎星起身离开这间位于11层的办公室,前往13层的新闻记者俱乐部参加午餐会。
应密苏里州韦伯斯特(WEBSTER)大学商学院的邀请,黎星和40多名来自上海的MBA学生座谈,聆听美国矿业协会副会长关于美国能源产业发展的主旨演讲。见到来自《中国日报》的资深记者,中国学生热情地簇拥在黎星周围交谈。
大约2点20分左右,已经被头疼困扰了好几天的黎星觉得胃部不适,去往洗手间。呕吐过后,黎星感觉强烈头晕,勉强走回会场,对同行的丈夫、中国日报美国公司资深研究员孙辰北说,“不行,我要去医院。” 还没走出会议室,她竟径直倒在了地毯上。
急救车迅速赶来,将她送往华盛顿最好的乔治敦大学医院。在急诊室,黎星恢复了意识,并做了CT检查。她换上浅色病员服,躺在急诊室最靠里的一格单间里,打着吊瓶,面色苍白。黎星特别不喜欢麻烦别人,怕别人为她担心。她对《中国日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谭英姿说:“也许就是这些天累着了,休息休息就好了。英姿,你先回去吧,我这儿没啥事。”
最后的报道
黎星真的是太累了,她工作的细致、投入和专业从她在美国最后几天的工作中可见一斑。
7月18日刚从盐湖城采访中美省州长论坛回到华盛顿,黎星26日便动身前往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采访高铁发展。27日,她采访加州高速铁路管理局的官员,搜集到非常珍贵的关于加州高铁项目研究、计划、具体实施的时间表、以及实施时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等第一手资料。随后又到位于萨克拉门托市中心的加州铁路博物馆仔细了解加州铁路发展史,并从该博物馆专门辟出的展览区,接触到当年中国工人参与筑造太平洋洲际铁路的血汗史料。
29日清晨7点半,黎星携带相机、DV、录音笔、笔记本,背着鼓鼓囊囊的工作背包,在《中国日报》旧金山办公室总经理常君的陪同下,前往萨克拉门托以北约120多公里的特拉基小镇实地探访。虽然连续几天舟马劳顿让黎星感到疲惫,但有机会接触到当年中国工人辛苦作业的遗址令她兴奋不已。
10点半抵达特拉基小镇之后,黎星不顾40度的高温天气,步行穿越小镇的主要街道,对小镇历史人文,以及任何与太平洋洲际铁路有关的史迹资料,或者摄像、或者拍照留作资料。下午1点,在小镇中心以太平洋铁路一节旧火车末节车厢改制的铁路博物馆,黎星采访了小镇铁路博物馆和小镇历史研究会的资深研究员。历时1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因为室内密不透风,手持DV一边拍摄一边提问的黎星,额头上布满汗珠。但她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工作状态,对视频质量毫不含糊。
黎星稍事休息,又沿盘山公路驱车20余公里,翻山越岭,到塞拉山脉实地考察太平洋铁路当年的一个隧道洞口。尽管采访前已经知晓太平洋铁路的隧道曾经是世界上最长、最多的铁路隧道,当黎星亲眼看到当年中国工人用爆破、石匠技术,用血汗和生命打出的该段铁路中最重要的1600英尺长的隧道时,十分激动。她跟随向导,一路提问采访,一路拍摄视频。
当她听说当地历史学会上书州政府,几经努力,要求把当年对中国工人的称谓从“中国劳工”改为“中国技师”,甚至“中国专家”,兴奋地情不自禁,说自己特写的题目就叫《华工是“专家”不是“劳工”》。
8月1日,黎星又赶赴旧金山,采访国际翻译家联盟世界翻译家大会。为了在世界舞台上传递中国的声音,黎星那天起了个大早,把有大会稿件的《中国日报》美国版送到会场。在开幕式上,大会主持人专门提到《中国日报》,还举起来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代表展示。
8月2日上午9点,黎星跟常君和旧金山同事含笑道别,踏上返回华盛顿的归途。在她密密麻麻的工作计划里,还列有完成本周专栏,继续联系采访,整理前期素材,尽早交付深度报道《美国高铁项目是否能成为美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及《华工是“专家”不是“劳工”》的特写。她计划里的最后一项,是受邀与到National Press Club访问的中国学生座谈。
这一天是黎星的54岁生日。能够在当夜赶回华盛顿,和丈夫一起吃碗长寿面,黎星就相当满足了。
坎昆身影
如果没有这场意外的话,黎星2011年12月会带着她的团队,在南非德班采访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作为国内最早关注气候议题的女记者,黎星凭借对该领域敏锐的观察和丰富的国际采访经验,带领《中国日报》团队发回了一篇又一篇漂亮的报道。
2010年的气候大会在墨西哥海滨城市坎昆召开,《中国日报》派出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气候报道团队,挂帅的自然是黎星,她召集了来自总社新闻中心、财经中心、美国公司、网站等多个部门的骨干,组成了一支前后方10多人的队伍。
在坎昆的十四天里,黎星经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经常吃不上正经饭。她奔波于各个会场,寻找的采访对象既包括关键国家的气候谈判代表、世界气候组织的科学家、联合国高级官员,还有墨西哥当地的志愿者、国外记者和现场示威的青年学生等。采访完了,她就在新闻中心找个地方写稿件、处理图片和视频,有时候一干就错过了晚饭,到深夜才结束。
黎星和她的团队精心制作了《中国日报》坎昆气候变化专刊,第一时间送到各大会场,供参会代表阅读。不管是在主会场月亮宫,还是新闻中心,你都可以发现,不少外国人手中都拿着一份《中国日报》。一个个生动的版面故事,让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上的立场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
一年过去了,2011年的德班大会的现场依然热闹,但人群中却已经再也没有那名风风火火的中国女记者的身影。南方中心执行主任、马来西亚人许国平提到黎星的去世唏嘘不已。他回忆道,曾有人说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只是替政府传话,但黎星的作品显然驳斥了这样的说法。“是否是传话取决于故事的质量,黎星的作品绝对是第一流的。”
我们都爱她
对专业执着的坚守并不意味着黎星是古板而严厉的老夫子,相反,她身上有种孩子般对未知的好奇,这成就了她热情而爽朗的气质,也让很多年轻人愿意亲近她。
在迪拜乘坐A380客机时,她好奇这种全世界最大的飞机,说服机长让她进入驾驶舱、带着机长的帽子,坐在操纵杆后面过了把瘾;在坎昆采访,她会为报道团队订好在休会当天参观当地玛雅金字塔的门票,并要求他们一定去看:“你们得知道,看到这样的历史遗迹可是一生一次的机会!”回到出生地柏林,她一定要去曾经住过的老房子和老街道寻找儿时的印记;在日本出差,她能一大早跑到酒店附近的庙里去看那里的神社,登东京塔时她坚持要到最顶的高度,下来后还对身穿和服、在东京塔下照毕业照的日本女中学生说“卡哇伊”。
黎星乐于跟青年人分享她在多国旅游和采访的经历,比如她跟熊猫和海豚是怎么打交道的,她怎样被猴子撒了尿在头上;她乐于晒幸福和家庭,给同事们聊她跟爱人的相识、相知和相守,她弟弟早逝的往事,她在海外留学的女儿不叫她妈妈,而是叫她姐,以及一家人其乐融融,在一起看《柯南》和打游戏的情景;在坎昆的时候,她给记者买冰淇淋和午餐;在上海,她自掏腰包请同事吃浓油赤酱的本帮菜;午夜在东京街头的面馆,她给每个人都点了拉面吃饱,自己只要了几个煎饺,还不忘给依然在工作的同事带份回去。
《中国日报》国际部记者、现驻英国记者张海洲回忆说,有次他在报社门口跟从四川老家看他的母亲说话,正好被骑着自行车路过的黎星看到了。黎星立即下车,走过来给海洲的母亲打招呼,还握着她的手,说感谢给《中国日报》培养了这么优秀的孩子。黎星就是这么善良。
魂归故里
54年前,一对外交官夫妇,把他们的女儿降生在民主德国的东柏林。这就是黎星。54年后,一对国际传播的伉俪,在华盛顿开始了他们新的征程。黎星有很多想法还来不及实现,她就匆匆地把生命定格了。一位中华儿女,父辈代表国家出使欧陆,把他们的下一代降生在异国他乡;到了自己大展身手的年代,骄傲地以中国记者的姿态出现在西方世界的政治中心华盛顿。或许是一种宿命,黎星,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华儿女,就是要出生在远离故土的异国,就是要在太平洋的对岸画上生命的休止符。这仿佛告诉我们,黎星一生的使命,就是跨国家、跨文化的沟通。
没有出生在中国,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不在中国,这或许是黎星的遗憾。哭红了眼睛的孙辰北,将会带着黎星最终回到故土。按照黎星生前的愿望,她的骨灰,已经伴随着亲人和同事们的泪水,分别在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和中国的太平洋海岸撒入大海。
一位曾跟黎星多次出国的记者在追思黎星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你已远走,却依然留在我们身边。因为,每次抬头望天,满天星星里,你都是最亮的那颗。”
这是我们对黎星最恰当、最崇高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