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韬政论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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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是国人早期办报的先驱,是我国近代报刊的开拓者之一,长期的报馆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形成了独特的新闻思想。他的办报思想和他所开创的报刊政论文体,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所创办的《循环日报》以独树一帜的报刊政论在当时的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他的文章首开我国文人论证的先河,而他也成为我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
王韬的政论文对后世影响颇大,其所撰政论,观点新颖,议论精辟,文字雅达,为时人争相阅读。其政论文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开创性
王韬的欧游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报刊对于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他急切地想要创办一份“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的报纸,同时他也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已经远远地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他明白“落后就要受欺凌”的残酷现实。为此,他提出了“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而要想唤醒广大民众的政治意识,争取广大民众支持其变法的主张就要依靠报刊政论的强大力量,以自己创办的报刊为阵地,以言论为利器来宣传变法主张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
从1874年5月12日到1885 年12月10日,《循环日报》就发表了政论文章约890篇。这些政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王韬的手笔。为了撰写这些政论,王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上面了。他对政论给予的巨大热情使我们有理由认为,王韬虽然没有提出过“文人论政”的命题,但他的办报实践实实在在地开创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胸怀大局、注目时艰、关心国计民生的优良传统,成了中国新闻界“文人论政”的开路先锋。
二.革新性
中国的士(或曰儒生、读书人)一直有清议的传统,臧否人物,议论时弊,以儒家的原则不断地弹劾往往向法家倾斜的帝王。但由于历史的和本身认识的制约,这些政论文的眼界往往也具有局限性,王韬学以致用的态度以及他广触西学的经历使他的政论文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革新性。
1.内容方面的革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社会总体上尚处在黑暗多于光明、保守多于革新、封闭多于开放的时期,知洋务、讲变通的敏锐之士仍属凤毛麟角,不成气候。大多数中国人还囿于成见旧习, 就连提倡洋务的开明官员,对西方知识都是一知半解。
这样的情况使王韬深感痛心也万分焦急,为了使广大民众能够具有开眼看世界的国际意识,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刊登了大量探讨国际关系的政论文章。在王韬撰写的大量新闻言论中,阐述这类问题的言论数量最多,占《循环日报》同期言论总数的一半,充分显示出王韬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其中,有关国际时事的新闻评述比重颇大,而且涉及的国家粗略统计就不下30个。
与此同时,《循环日报》也是王韬宣传变法思想的重要阵地,他主持的《循环日报》率先成为当时改良主义思潮的一面旗帜。10年间,他发表了许多思想积极的政治新闻言论。
2.文体的革新性王韬在《园文录外编》开篇就说到:“惟念宣尼有云,辞达而已,知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直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 王韬的这一表述中包含了他所以为的“佳文”之造的三项条件。一是“纪事述情”,为文求言之有物;二是“自抒胸臆”、“一吐我怀”,强调的是任心放情;三是“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意谓有一个明白通俗的表达形式。可以说《园文录外编》正是他这种立言观的一种成功的实践。
读《园文录外编》可见许多篇章呈现出一种放达恣肆的形态,有梁启超“纵笔所至不检束”的那种意味。这表现在章法上,王韬的政论已没有传统古文那种超承转合的讲究,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有时突兀而起,有时嘎然而收,基本上没有装饰性的表达设置,依凭的只是思想表达的需要。
三.批判性
王韬在科举道路上的屡不得志,使其一直游离于封建体制之外,不需要对封建政府怀有感恩的思想,这给予了王韬独立思考的空间和冷静分析的角度。王韬对于西学的接触以及他自身性格中的些许叛逆也使他更多了一份客观看待问题的能力。内外条件的交织让王韬的报章政论文有了很强的批判色彩。
王韬对于中国根深蒂固的陋习敢于进行彻底的批判,在《原人》一文中,王韬对存在久远的一夫多妻制进行了如此评价:“一男而有二女,不至于离心离德者几希矣!故欲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先自一夫一妇始”。在宣传维新的过程中,为了扫除以顽固派为代表的社会保守势力及其特有的妄自尊大、墨守成规、害怕变革的陈腐思想观念,铺平改革的道路,王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1880年开始,他连续发表了《论法在因时变通》、《中国振兴说》等一系列言论,批判了当时一些人“妄自矜夸,妄自尊大”的迂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强调只有革除痼习,推行新法,中国才能走上富强之路。
王韬一直不遗余力的支持洋务,对洋务运动倾注了极大的期望,但面对洋务派的软弱和不彻底性,王韬也是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深刻的批判。1874年7月8日,《循环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书中外新报论中国后》的论说,对早期洋务运动在制器、造船、练兵、海防几方面空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现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作者单位:内蒙古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