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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集中营,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毒气室、大批的死亡――从以往的电影和书籍中。但我从来没想到,漫画可以有这样的力量,甚至强烈到超过电影和文字。
我不打算这样介绍《鼠族》:这是一本表现了“犹太民族在二战期间的悲惨遭遇”的优秀漫画――这也许会让你肃然起敬,同时敬而远之。世界上的苦难已经太多,人类本能她趋利避害,一段沉重冗长的苦难史,并不具有题材上的优越性――除非它与自己息息相关。
漫画家阿特・斯皮格曼和父亲不住在一起,父子关系不怎么样。母亲安佳早就去世,父亲又娶了一个太太玛拉,但两个人的关系也处不好。阿特想画一本以父母在集中营中的经历为蓝本的漫画。他求父亲告诉他那段故事。
关于集中营,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毒气室、大批的死亡――从以往的电影和书籍中。但我从来没想到,漫画可以有这样的力量,甚至强烈到超过电影和文字。故事的讲述者,弗拉德克,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故事是第一视角,几乎是逼近读者。而故事的绘制者,阿特,是幸存者的后代,他以极大控制力完成了这个故事,没有隐瞒,没有避讳;他没有塑造人物,他只是展现真实,而真实即力量。
宏大的苦难并没有用宏大的结构。阿特只是忠实地跟着男主角一个人走。他像老鼠一样有生存的直觉,从一个又一个死亡陷阱旁逃脱,然而他的终点是奥斯维辛。即使在奥斯维辛,他仍然有许多生存技巧。他会英语,可以教牢头,这让他进入紧俏的工人队伍,意味着不用马上死:他会修鞋,这给他换来了吃的;干活时,他迅速抓住一个强壮的人抬汤桶,他们跑得很快,让其他衰弱不堪的抬汤桶的人被痛加鞭笞,这样他们能多喝一口汤;被塞得水泄不通的车厢里,他迅速爬到众人肩膀上,展开薄毯子挂在铁钩上,做成一张吊床,这救了他,车厢里的200人只有25人活了下来。
每一口汤,每一口空气,每一块面包,都是最后一根稻草,缺了它可能就得死。生跟死的界线从来没有这么窄过。最终他活下来了,但作为后遗症,他斤斤计较每一分钱。阿特小时候几乎要被他逼疯:每次跟他要钱,都会让他歇斯底里,心脏病发作。他坚持要儿子爬上房顶修下水管,对儿子出钱请水管工的建议大发雷霆:你们都以为钱会生子儿!我索性自己修!他把吃掉大半的食物拿到超市退掉,贩卖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赢得同情而换来实惠。他几乎让身边每个人都受不了。――看到这一段我觉得眼熟,某一程度,阿特的感受也是幼年时我的感受,而他父亲那么像我的父亲。我不知道他小时候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只知道。爷爷有七个子女,七张嘴要吃饭,不听话的孩子很容易挨打。爸爸曾经被一巴掌掴出血。他们就这么缺吃少穿、被粗暴对待着长大了。作为代价,他永远都不高兴花钱。我打电话回家,讲不到一分钟总是被催促挂掉,不是他不想听到我声音,只是打电话要花钱。冬天如果我不回家,制暖的空调就不会打开,因为电费要花钱。往下挖50米,人性都是相同的,有着相同的恐惧和痛苦。
一段经历的波长到底有多长?我们需要走上多少年才能从影子里走出来?某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幸存者:失恋的幸存者、离婚的幸存者、失业的幸存者、童年阴影的幸存者……如果说,《鼠族》让我重新定义“幸存者”。以及重新审视自己是否仍然在身体里传递着某种阴影,它也让我看到另一个边界。
弗拉德克,用他儿子的话说,“有时他活像是种族主义者妖魔化的犹太吝啬鬼”。即使是他,为了看一眼妻子安佳,离开已经混熟的牢头的庇护,像个傻子一样报名去另一个集中营干活,而那时,你永远不知道,“去另一个集中营”是不是就意味着死。他想把妻子调到离自己近的新营房,为此准备行贿:100根香烟,1瓶伏特加。每星期发三根烟,一天的面包也能换三根烟。他挨饿,存东西,但都被人偷了;于是重新挨饿、存东西。行贿成功,终于,他在新营房里看到了安佳,“这是唯一的一次,我在奥斯维辛感到快乐”。
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在看这本书时感到快乐,同时流泪。即使在这种极限生存状态下,人的所有底线降为“活下去”,还有人为了爱人而奋不顾身。如果这不是奇迹,什么又是奇迹?而这种奇迹又多么平常,父亲为了儿女,丈夫为了妻子,都可以做到。这是我们每个普通人都能有的奇迹,因为它,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