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医院医生减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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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哈尔滨、北京等地相继发生医生被刺事件。这些虽是极端个案，却让医患关系很受伤。

自古以来，“仇富”者有之，“仇官”者有之，但“仇医”者却极其罕见。因为医生是治病救人的职业，所以备受尊重。然而，在转型期中国，医生已经成为一个“高危职业”，他们不仅要担心病人的安危，还要担心自身的安全，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其实，医生只是医疗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由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他们往往代体制受过，承受了很多不该承受的委屈和压力。例如，患者普遍抱怨看病难，而医生也在感叹看病累。在北京的三甲医院，有的医生一天挂80多个号，饭也不能吃，水也不敢喝，体力严重透支，接近生理极限。这样的工作强度，发达国家的医生是很难想象的。又如，患者普遍反映看病贵、药价高，而医生也在抱怨技术劳动价值太低，当人医不如当兽医。可见，看病难、看病贵并非医生之过，而是体制之过。在一个不合理的医疗体制下，医患双方各有各的苦衷，各有各的难处。

我国用占世界医疗总费用3%的投入，维护了占世界20%人口的健康，人均期望寿命居发展中国家前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但是，我国的医疗成本为什么这么低？这并非设备不够先进、药品不够高端，而是因为我国人力成本比较低。和国际同行相比，我国医务人员的收入确实偏低，远远不能体现其劳动价值。因此，我国医疗卫生的“低成本、高效益”，其实是以牺牲部分医务人员利益为代价的。近年来，我国的医疗需求呈井喷式爆发。2011年，全国医疗机构的门诊量接近63亿人次，其中公立医院超过20亿人次。尤其是大医院医务人员的工作负荷急剧增加，很多人心力交瘁，健康状况恶化。

近年来，医患冲突大多发生在大医院，而非基层医疗机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大医院拥挤不堪，多数医生疲于应付，态度难免生硬，也没有时间与患者沟通，患者的就医感受很差，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同时，大多数患者和医生之间是“陌生人关系”，双方缺乏最基本的信任感。因此，一件很小的事情，往往就会引发一场暴力冲突。

纵观多数西方国家，在医疗服务的“金字塔”中，大医院医生是“塔尖”，而社区全科医生是“塔基”。由于建立了家庭医生制和社区首诊制，每一位居民都有一位相对固定的全科医生。居民一旦有病，随时可以和全科医生沟通交流。如需到大医院就诊，全科医生负责预约安排。因此，医患之间是一种信任度较高的“熟人关系”。而在我国，社区医生和居民之间尚未形成紧密的契约关系，社区首诊制也未推行，大多数居民仍是“有病乱投医”。在无序的流动中，医患关系基本属于“陌生人关系”，信任度不高，因此发生冲突的概率自然增加。

可见，只有让医患双方从“陌生人关系”变为“熟人关系”，才能最大限度增加医患信任、减少医患纠纷。而要建立医患之间的“熟人关系”，就必须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社区全科医生，让每一位居民都有固定签约的家庭医生。同时推行社区首诊制度，为大医院医生分流减压，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与患者沟通交流。这样一来，患者的就医感受就能得到改善，医患关系就会融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