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艺术研究中的图像学方法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现代西方艺术研究中的图像学方法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图像学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流行的重要艺术研究方法。它和形式主义方法一样，产生于本学科的艺术研究实践。1912年瓦尔堡提出了图像学（ikonologisch）的概念，试图在艺术研究中融合其它人文学科，形成一种综合性研究。图像学方法经过潘诺夫斯基的阐释发展成一种成熟的研究方法，潘诺夫斯基用“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描述”和“图像学阐释”来限定图像学研究的三个阶段，其核心在于发现艺术品的深层意义和人类心灵的基本倾向，“揭示一个国家、时期的宗教信念和哲学主张的基本立场”。在潘诺夫斯基等人的努力下，图像学方法有了迅猛发展，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了艺术研究中的“图像学时期”。

关键词:西方艺术理论；瓦尔堡；潘诺夫斯基；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描述；图像学阐释

中图分类号：J04 文献标识码：A

图像学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流行的重要艺术研究方法，英文为Iconology，或者Iconography，二词共有词根icon。icon的意思是图像、圣像、偶像，Iconology中的logy有学科、学问的意思，中文译作图像学；Iconography中的graphy有描绘、描画的意思，中文译作图像志。在很多情况下，Iconology与Iconography是通用的，这在潘诺夫斯基对图像学的阐释中可以见出。图像学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希腊语中的εικωυ（图像）一词，专指对图像的品鉴；图像志一词大约出现在17世纪，源于中古拉丁文iconographia和希腊文eikonographia，意指图说、描绘。在英文中，“图像志”和“图像学”常常交替使用，在潘诺夫斯基阐释图像学由浅入深的三个阶段中，前两个阶段是“前图像志描述”和“图像志描述”，第三阶段才是“图像学阐释”，也就是说，图像学把图像志作为其研究的组成部分，它通过图像志与前图像志描述完成图像的鉴定工作，尔后从更加广泛的文化背景下阐释图像，解释为什么将图像视为特定文化的“象征”或“表现”。在《视觉艺术的意义》一书中，潘诺夫斯基对图像志和图像学的关系作了阐述。他认为，图像志和图像学的关系和人种志（ethnography）与人种学（ethnology）的关系一样，前者是“对人类种族的描述”，后者是有关“人类种族的科学”。据此推理，人们可以这样理解：图像志是对图像的描述，图像学是关于图像的科学。在方法论中，图像志描述是图像学阐释的一个早期阶段。

英文Iconology一词由德文ikonologisch翻译而来，德文中的ikonologisch最早由德国学者瓦尔堡于1912年提出，瓦尔堡在一篇题为《费拉拉斯基法诺亚宫中的意大利艺术与国际星相学》的论文中提出了ikonologisch的概念。因此，人们把瓦尔堡称作图像学之父。图像学在20世纪上半叶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不少图像学学者和著作。德国学者潘诺夫斯基是图像学方法最重要的阐释者和实践者，他的《图像学研究》详尽阐释了图像学方法的三个步骤和各阶段的特点。在他的影响下，图像学方法兴盛一时，艺术研究出现了所谓的“图像学时期”。

一、瓦尔堡与早期图像学研究

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 ，1866-1929），德国艺术史家，出生于一个富裕的银行家家庭，本来应该继承父亲的银行业，但他将继承权与弟弟作了交换，获得了建立瓦尔堡图书馆的资金，他本人则走上了学者的道路。在他的努力下，不仅瓦尔堡图书馆得以建立，而且聚集了一批学者，使之发展为一个专业研究机构，即瓦尔堡研究院。瓦尔堡逝世时图书馆已收藏了65000册图书。当时的研究院成员之一萨克索这样描述瓦尔堡和他的图书馆：“对于瓦尔堡来说，哲学研究不可能与所谓的原始心灵分离，也不可能与宗教、文学和艺术中的形象研究分离。这一观念可以从瓦尔堡图书馆书目的非正统排列上看出。”

瓦尔堡是一名卓有成就的学者，主要从事16世纪意大利艺术研究。当同代人贝伦森、沃尔夫林从形式上阐释艺术时，瓦尔堡试图把艺术看成是时代、社会的产物，探寻艺术作品的深层意义。在研究文艺复兴艺术时，他没有将视线局限在官方的艺术文献里，其他资源如星相学、服饰、祭祀、商务信件等等都成了他的研究对象。为了抵抗形式主义的局限，瓦尔堡试图将艺术研究与其它人文学科，如诗歌、哲学、人类学等等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研究。

对于瓦尔堡的学术热情，卡尔・乔治・海希(Carl Georg Heise)在描述瓦尔堡考察佛罗伦萨壁画时写道：“(瓦尔堡)安排了一切:穿过宫殿的特殊通道、梯子、灯光、规尺等等。他像一个工作狂那样埋头工作，对每样细节作了周密安排：检查信息是否或怎样吻合原始作品；疯狂地记录；只有当事情打断他时才会中断思考。看着他，你会觉得他是一位侦探而不是一位艺术爱好者。”

1912年在罗马举行的国际艺术史大会上，瓦尔堡宣读了一篇题为《费拉拉斯基法诺亚宫中的意大利艺术与国际星相学》论文，文中首次用了ikonologisch一词，图像学作为研究方法得以正式提出。在瓦尔堡看来，图像学从作品的图像志分析出发，但又不同于图像志。图像学致力于对作品深层意义或内容，即观念或象征意义进行阐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瓦尔堡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由于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战争结束时他已经面临精神崩溃，随之而来的是6年的隐居疗养。疗养结束时他的精神状况有所好转，在研究院工作直至1929年逝世。在瓦尔堡的努力下，瓦尔堡研究院出了很多著名的学者，成了艺术领域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在图像学研究中，出现了像潘诺夫斯基、萨克索、温德、贡布里希这样的大家，哲学家卡西尔后来也加入了瓦尔堡研究院，他的观点直接影响了潘诺夫斯基对图像学方法的构想。纳粹上台时，很多学者纷纷逃离德国，瓦尔堡图书馆迁至英国并入伦敦大学,方向定为“古典传统研究”。原瓦尔堡图书馆的学者们一部分去了英国，另一部分去了美国，图像学研究在世界各地得以继续发展。在1948年以前，萨克索（Fritz Saxl ，1890-1948）一直是瓦尔堡研究院的负责人；随后由近东专家亨利・福兰克福(Henry Frankfort ，1897-1954)继任；1954年又由戈特路德・宾(Gertrud Bing ，1892-1964)继任；1959-1976年期间这一职务由冈布里奇担任。

瓦尔堡是20世纪艺术研究新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的研究和研究院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图像学方法也被人们称为瓦尔堡方法，潘诺夫斯基对图像学的阐释最终使其演变为一种成熟的方法。

二、潘诺夫斯基与图像学方法

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 - 1968)是阐释图像学方法最具权威性的学者。1914年潘诺夫斯基在弗赖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1年进入汉堡大学任教，1926-1933年间为汉堡大学艺术史教授。在汉堡期间他与瓦尔堡图书馆的学者们来往甚密。自1931年起，潘夫诺夫基作为访问教授多次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纳粹上台后移居美国，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任职，并在哈佛大学执教数年，主要著作有：《丢勒与忧郁I:来源和类型史探讨》（1923），《理想》（1924），《图像学研究》（1934），《丢勒》（1943），《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1951），《早期尼德兰绘画》（1953），《视觉艺术的意义》（1955），《文艺复兴与西方艺术中的历次复兴》（1960），《陵墓雕刻》（1964）等。潘夫诺夫基在美国培养了众多的研究生，对美国艺术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学者肯尼斯・克拉克把他描述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史家”。

1939 年潘诺夫斯基出版了《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一书，对图像学方法进行了系统阐述，把图像学定义为“研究艺术品的主题事件和意义”。在《视觉艺术的意义》一书中，他进一步将图像学研究解释为“将艺术品当作其他事物的象征来处理，这种象征又是以无数其他象征表现自己，并且……将作品的构图特征和图像志特征解释为‘其他事物’更特殊的证据。发现和解释这些‘象征价值’（艺术家本人常常并不清楚这些象征价值，甚至可能与他的意图迥然不同）是图像志亦即我们称之为图像学的目的”。

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阐释是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他曾先后四次对图像学方法作过阐述。前两次在德国：分别在1930年的论文集和1932年发表于《逻各斯》杂志的单篇论文中。后两次在移民美国以后：1939年出版的《图像学研究》和1955年出版的《视觉艺术的意义》一书中。由于时间跨度较大，他在叙述上有一些变化，但论述的宗旨基本相同。在1930的年论文中，潘诺夫斯基把他的方法描述为“图像志”―― Iconography。而在美国出版的《图像学研究》一书中，他把图像学分为“前图像志描述”(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图像志分析”(iconographical analysis)和“更深意义上的图像志阐释”(icon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deeper sense)三个阶段。1955年在《视觉艺术的意义》一书中他用“图像学阐释”(iconological interpretation)来定义阐释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至此，图像学理论经过潘诺夫斯基的多年思考、探索之后渐趋完善。我们的讨论依据潘诺夫斯基最后的版本。

潘诺夫斯基把图像学阐释的第一阶段定义为“前图像志描述”。它是一种基本的形式分析，目的在于从视觉形式上识别作品图像，逐一列举和描述艺术母题。前提是阐释者必须熟悉对象，依据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进行描述；第二阶段是“图像志分析”，即根据传统知识分析、解释作品图像中的故事和寓言，观众由此进一步分辨其中的故事或人物。解释者必须“熟悉特定的主题和概念”，具备一定的文献知识；第三阶段是“图像学阐释”，发现艺术品的深层意义和人类心灵的基本倾向，“揭示一个国家、时期的宗教信念和哲学主张的基本立场”。研究者必须具备综合直觉，“对人类心灵基本倾向的了解”。在潘诺夫斯基看来，这一阶段的阐释正是图像学研究的核心部分。

潘诺夫斯基以日常生活中的通俗场景为例解释他的图像学理论：当马路上的一个熟人向我们抬手举帽时,我们如何进行图像学阐释？如果纯粹是感知,我们可以说，看到了由色彩、光线和形态构成的形式。潘诺夫斯基认为，关键在于我们对场景的理解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单一的感知。在鉴定这一动作时，我们已经超越了纯粹形式感知，进入了鉴定题材或者意义阶段。这里表现出潘诺夫斯基对沃尔夫林形式主义的拒绝:内容不能与形式分离。至此，我们对这一场景的理解限制在具体事件上。用事实和表现方式阐释场景构成了潘诺夫斯基的前图像志描述。潘诺夫斯基继续解释说，是将那人的姿态解释为友善、漠不关心，还是抱有敌意？当我们把举帽动作解释为打招呼的方式，我们已经进入了图像志分析的王国。如果继续追寻为什么抬手举帽被看成是打招呼的方式，我们必须将其与文化传统相联系，这就进入了图像学阐释的第三阶段。脱帽致意的习惯源于中世纪骑士传统，无论是澳洲土著居民还是北美印第安人，都不可能理解这一行为。因此，简单的抬手举帽有它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这位绅士做这个动作的含义。我们把这位男子理解为由时代、社会和现实场景决定的人格。他的精神形象并非仅仅可以通过观察加以把握，而是需要借助大量其它信息，诸如民族、阶级、文化等等。这一意义上的图像学阐释正是潘诺夫斯基所期望的。

然而，潘诺夫斯基严肃地说，一个俗人可能比专家更好地进行“前图像志描述”和“图像学阐释”，“前图像志描述”需要依据现实世界的实际经验，而图像学阐释既然是关于世界的看法，需要一种综合直觉。他给图像学阐释的每一步勾画了操作的机制：为了实现艺术作品的前图像志描述，我们需要熟悉风格史。例如，对于印象主义绘画，我们需要把它与现实主义或表现主义风格相联系，而这几乎是通过直觉完成的，人们只要熟悉西方艺术史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在1932年的文章中，潘诺夫斯基断言，风格史必须熟悉艺术中可能的表现模式。为了达到正确的图像学分析，我们需要将相关的文学资源、图像与历史类型进行比较、鉴别，也就是与不同历史条件下特定的主题、观念的表达方式进行比较。最后，图像学阐释需要提防过分主观阐释的危险。潘诺夫斯基认为，过分主观阐释的危险可以被一般文化知识以及对人类心灵基本倾向的熟悉所阻止。

潘诺夫斯基将他的理论以图表加以总结，并强调图像学阐释的三个阶段可以同时进行：

阐释的对象阐释的行为阐释的条件阐释的矫正原则

让我们以文艺复兴画家乔托的作品《基督诞生》为例演示图像学阐释的三个阶段。在阐释的第一阶段，前图像志描述告诉我们，乔托的作品描绘了一位妇女（接生婆）将裹在襁褓中的婴儿递给他的母亲。画中场景还包括阳棚，山崖，前景中坐着的老人，带翅膀的天使和画面右侧站着的人物以及牛、羊、驴等动物。

随之，我们进入图像志分析阶段。乔托的壁画可能存在许多文本，但最终的文本应该是《圣经》中的描述：由于没有栖身之地，圣母玛丽亚把刚刚出生的儿子包裹起来放在牛棚里。由此可知，画面前景中的老人就是玛丽亚的丈夫――约瑟夫，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约瑟夫要比玛利亚年长许多。玛利亚身后的棚子表明她在牛棚里分娩，背景中的牛、驴说明了这一点。画面右侧站着的人物是看管羊群的牧羊人，带翅膀在空中飞翔的形象则是安琪儿。乔托把发生在不同场景中的事件画在同一幅画中。与此同时，乔托还部分地改动了《圣经》文本：画中的玛利亚既没有包裹耶稣，也没有把他放到马厩里。相反，她让接生婆把刚出生的婴儿递给她，这些改动应该是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

图像学阐释的第三层次有关作品的深层意义。在《基督诞生》一画中，接生婆把婴儿耶稣递给玛利亚，而正在休息的约瑟夫却处于半睡半醒状态：打瞌睡的约瑟夫是《圣经》文本中的惯例，因为耶稣的真实父亲是上帝而不是约瑟夫。因此，约瑟夫只是象征性地从现实场景退后一步，进入睡眠。对于这一场景的表现，乔托笔下的约瑟夫与习俗稍有不同，他没有完全入睡，眼睛微微地睁开着。乔托不仅把两个事件，耶稣诞生和天使对牧羊人的宣告结合在一起，而且把牛棚的内部场景和外部场景结合在一起。牛棚里，牛用眼睛看着一切，而驴却垂着脑袋。这表明牛是受过启蒙的动物，明白眼前发生的事件；而驴却相反，因此成了无知和原罪的象征。牛棚外面，牧羊人见证了耶稣基督的诞生。而背景中的白色绵羊 和黑色山羊)同样展示了传统基督教教义中积极和消极，拯救和原罪，光明和黑暗的含义。《耶稣诞生》场景中的各种元素也出现在后来的事件里：那头“盲目”的驴在另一幅作品中画成了睡着的士兵。睡眠意味着无知，无论士兵还是驴都没有意识到发生在眼皮底下事件的重要性。乔托正是在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把基督教图像志传统融汇到教堂的壁画中。

潘诺夫斯基图像学方法三个阶段的形成是在与知识界的三次遭遇中发展起来的，三个阶段正好与这三次遭遇相对应。第一次遭遇是沃尔夫林的形式主义，当时潘诺夫斯基刚刚获得博士学位，不满足于仅仅用形式解释艺术，他向沃尔夫林的形式主义发起了挑战。在1915年的一篇题为《造型艺术中的风格问题》文章中，潘诺夫斯基对沃尔夫林的形式主义展开批判。他写道：“一个时代以线性方式来‘看’，另一个时代以图绘的方式来‘看’，这个事实只是一种风格现象，并不是风格的基础，也不是风格的成因；它需要解释，但不是解释本身。”我们可以看到，潘诺夫斯基图像学方法的第一阶段是“前图像志描述”，这一阶段的任务即是以感性方式描述图像的形式特征。应该说，潘诺夫斯基对艺术品的形式还是有所考虑，他把作品的形式元素囊括在自己的理论中，并非完全拒绝了形式。

潘诺夫斯基与瓦尔堡图书馆学者们的合作形成了第二阶段“图像志分析”的理论。在汉堡大学任教期间潘诺夫斯基经常和瓦尔堡图书馆的学者往来，探讨图像学问题，如和萨克索合作1923年出版了《丢勒与忧郁I:来源和类型史探讨》一书。在不断的研究实践中，潘诺夫斯基深化了对图像学方法的思考，逐渐使这一方法成型。

对潘诺夫斯基图像学方法产生影响的第三种因素来自哲学家欧内斯特・卡希尔（Ernst Cassirer，1874-1975）。卡希尔后来成了瓦尔堡研究院的成员，与潘诺夫斯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他们分享了对文艺复兴新柏拉图主义以及18世纪哲学家康德的共同兴趣。象征符号是卡希尔在汉堡讲学时发展起来的观念。通过象征符号，卡希尔理解那些赋予具体、可感符号以意义的精神活动。对于卡希尔来说，世界的客观性由象征符号的总和构成，象征形式源于人类心灵的创造活动。他宣称，虽然象征形式受制于历史变化，它们本身是由一系列先验功能决定的，或者由不变的心灵特征决定的。这些观点对潘诺夫斯基产生了很大影响。潘诺夫斯基试图在艺术领域对这种观念进行定位，把一件艺术品的象征内容与心灵-世界的关系联系起来，将这一过程与人类心灵的基本结构联系起来。这是潘诺夫斯基努力在图像学阐释第三阶段实现的目标。

《图像学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图像学方法走向成熟，艺术史家里德写道，潘诺夫斯基“将图像学从一种辅的研究手段擢升为独立而成熟的学术部门，不仅在实践上做出了大量的成绩，而且从理论上对图像学作了相当完备的阐述”。和沃尔夫林的形式主义方法一样，图像学方法诞生于艺术研究的实践，对艺术学科乃至整个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其他学者的图像学研究

图像学是瓦尔堡在20世纪初提出的方法，它和瓦尔堡图书馆、瓦尔堡研究院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系统阐释图像学理论的潘诺夫斯基与瓦尔堡图书馆来往密切，而且大多数用图像学方法阐释艺术的学者出自瓦尔堡研究院。他们或者在瓦尔堡研究院工作，或者在瓦尔堡（图书馆）研究院迁离德国、成员分散到英美之后由第一代图像学家培养出来的学生。虽然由于战争原因瓦尔堡研究院被迫迁移,但学者们到了英、美之后不仅得以继续从事研究，而且带出了一批研究生，使图像学方法得以发展、传承。以下是其它一些学者的图像学研究。

弗里兹・萨克索（Fritz Saxl，1890-1948），瓦尔堡研究院最早的成员之一。出身于波西米亚，早年在维也那接受教育，起初跟随德沃夏克，后来跟随沃尔夫林学习艺术史。1912年被授于博士学位。在描述自己的学术观点时，萨克索写道：“沃尔夫林的著作在十几年以前已经达到成熟阶段，新观念自1947年起开始登场，至少在我看来，新问题是如何将艺术史与其它历史学科、政治、文学、宗教、哲学联系起来。在这些方面，艺术史作为艺术视觉的历史永远不可能达到这样广阔的领域。”

在1913年被任命为瓦尔堡的助手以后，萨克索将精力集中于星相学和神话研究。瓦尔堡逝世以后，萨克索一直负责瓦尔堡图书馆的工作。二战开始时负责将图书馆迁至伦敦，并将瓦尔堡图书馆改为研究院，1934-1948年间任瓦尔堡研究院院长。主要著作有研究古代宗教思想与图像关系的《密特拉：类型史探讨》（1931）；与维特科夫合作的《英国艺术与地中海》（1948），与潘诺夫斯基合作的《忧郁与土星》（1964）等。

埃德加・温德（Edgar Wind，1900-1971）1928年加入瓦尔堡图书馆，致力于图像学研究。温德生于德国，在柏林、维也那学习哲学、艺术史。温德参与了1933年瓦尔堡图书馆的迁移，本人也随之到了伦敦。1942年他移民去了美国，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两年以后加入了史密斯学院并一直在那里工作。他的早期研究主要针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著有《贝利尼〈上帝的宴会〉》（1948），《文艺复兴时期的异教秘密》（1948）等。在谈及图像学方法时，他认为图像学可以帮助人们揭开笼罩在作品上的神秘面纱，这层面纱不仅因为年代久远而朦胧，更由于使用隐喻手法而朦胧。他的力作《艺术与政治混乱》（1963）是较早对艺术史家进行研究的专著。

鲁道夫・维特科夫（Rudolf Wittkower，1901-1971）生于德国。先后在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1934-1956年间为瓦尔堡研究院成员，1949-1956年间为伦敦大学艺术史兼职教授。1956前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任艺术考古系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哥伦比亚大学艺术考古系成了美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重镇。1969年退休后为华盛顿国家画廊克莱斯教授和英国剑桥大学施莱德教授。主要研究意大利艺术和16、17世纪建筑。主要著作有：《人文时代的建筑原理》（1949），《1600-1750的意大利艺术与建筑》（1958），《艺术家的个性与行为》（1963）等。

维特科夫深受瓦尔堡方法的影响,主要致力于将图像学方法运用于建筑研究，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人文时代的建筑原理》，此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多次重印。维特科夫反对把文艺复兴建筑看成既不受形式法则约束也不受基督教观念影响的观点，认为文艺复兴建筑是基督教象征主义的延伸，同时又受到新柏拉图主义观念的影响。1958年维特科夫发表了另一部重要著作《1600-1750的意大利艺术与建筑》对意大利的建筑从手法主义到古典主义进行了详尽的阐述。1963年他和妻子合作发表了著作《诞生于土星》，对艺术家的生活和作品中的忧郁进行了深入研究。维特科夫的著作对欧美艺术史家和建筑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理查德・克劳斯米尔(Richard Krautheimer，1897-1994 )早年在慕尼黑跟随沃尔夫林和弗兰克尔学习，后来到柏林跟从戈登斯密斯学习艺术史,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玛堡大学、美国路易斯安娜大学和纽约大学美术学院任教。和维特科夫一样他将图像学方法应用于建筑研究，主编有多卷本《罗马早期基督教教堂》（1937-1977），《早期基督教与拜占庭建筑》（1965），《早期基督教、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艺术研究》（1969）等。克劳斯米尔在美国培养了众多的研究生，对美国艺术史学科的发展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学生中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史家如詹姆斯・阿克曼，艾文・莱文，列奥・史汀伯格等。

扬・比亚洛斯托基（Jan Bialostocki，1921-1988）波兰艺术史家，对艺术方法论怀有极大兴趣。早年求读于华沙大学，1955年被任命为华沙国家博物馆外国馆绘画部主任，1962年起兼任华沙大学教授。他在博物馆的研究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艺术品，而大学教学活动也使他成果颇丰。他是将瓦尔堡和潘诺夫斯基研究传统传承下来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普桑与古典艺术理论》（1953），《卡拉瓦桥》（1955），《勃鲁盖尔》（1956），《伦勃朗图像学研究》（1957）,《艺术五百年思考》（1959），《风格和图像学研究》（1966）等。

欧内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1909-2001）出身奥地利,1936年移居英国，1959-1976年期间担任瓦尔堡研究院负责人，曾任剑桥大学教授和牛津大学施莱德讲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艺复兴象征主义、图像心理学研究以及现代艺术理论等。冈布里奇负责瓦尔堡研究院长达十几年，他的图像学研究深受瓦尔堡传统的影响，并且结合了克里斯的心理学方法。它超越传统图像学，将图像与语言相比较，从哲学高度探讨图像符号作为人类思想传播工具的意义，他的学术研究代表了当代图像学研究的转型。冈布里奇成就卓著，其研究在艺术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有《艺术的故事》（1950），《艺术和学术》（1957），《艺术与错觉》（1960），《木马沉思录》（1963），《规范与形式》（1966），《象征的图像》（1972），《秩序感》（1979），《观念和偶像》等。正如J.M.梅森在《二十世纪思想家》一书中写道：“就他的学术方法，他的理论研究以及他对文化价值的贡献而言，冈布里奇无疑是20世纪的重要艺术史家之一；通过他的感知心理学研究，他也是极少数拓宽我们对视觉世界理解的学者之一。”

参考文献：

［1］Panofsky, Erwin, Studies in Icon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2］Panofsky, Erwin, "Iconograpy and Ico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eaissance Art,"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1955.

［3］Kultermann, Udo, The History of Art History. Abatis Books Inc. 1993.

［4］Chilvers, Ian,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Ar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Iconology Method of Modern Western Art Research

YU Huo-xing, ZHANG Shou-yu

(School of Art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6)

Abstract:Iconology was a significant research method in early 20th century. In 1912, Warburg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iconology, and tried to include other humanistic disciplines into art research so as to form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method. Later on, Panofsky further developed it. He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ere three phases of the research: 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 iconographical analysis and ico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It aimed to discover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an artwork, and the basic tendency of human mind, or "to reveal the fundamental standpoint of its religious belief and philosophy of a nation in a certain period." With Panofsky's and others' effort, iconology method began to develop faster and faster, and even formed a "iconology era" in early 20th century.

Key Words:Warburg; Panofsky; 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 Iconographical Analysis; Iconological Interpre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