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年”与“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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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来不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节庆文化传统，过年无疑是所有传统节日的集大成者。而就是这个本民族最神圣、最重要的节日，现在却面临着从形式到内容的缺失的尴尬。很多人在感慨年味越来越淡了。
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传统节日的背后，都必须有一个巨大的文化依托和人文背景。正是由于人们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缺乏认知和了解，对于年节文化的理解渐渐流于简单化、粗糙化和平庸化，这才出现了所谓的年味越来越淡的现象。
在我国的年俗文化中，从“年”的起源开始，自始至终都贯穿着“除灾而年”和“祈天而年”的观念。
“年”和“年俗文化”
“年”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而“年”的时间概念最初是根据农作物生长周期循环而逐步认识的。“年”的甲骨文写法为上面部分为“禾”字，下面部分为“人”字。金文的“年”字也与甲骨文相同，也从禾、从人。小篆的“年”写作“上禾下千”，《说文解字・禾部》：“年，谷熟也。从禾，从千声。”“禾”是谷物的总称，年成的好坏，主要由“禾”的生长和收成情况来决定，而现在已发掘出来的甲骨文中的“禾”字，几乎都是看上去沉甸甸地被压弯了腰，可见它象征着取得谷物生产的大丰收。而“年”字好像是人头上顶着沉甸甸的谷子的样子。《谷梁传》记载：“五谷皆熟为年，五谷皆大熟为大有年。”这里所谓“有年”指的是农业有收成；“大有年”指的是农业大丰收。在“大有年”的时候，人们一定要“庆丰收”。据记载，早在西周初年人们就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庆丰收活动。庆丰收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应是酬谢神灵的保佑、祖先的庇荫。用新米做饭和酿酒，祭祀神灵、祖先，祈求来年再获丰收。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年一度的规律。这是官方关于“年”的文字记载，很显然强调的是“祈天而年”的观念。
关于“年”还有一种美丽的传说，相传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长尖角，凶猛异常。“年”一直深居海底，在除夕的时候就会爬上岸来吞食牲畜伤害人命。因此每到除夕，大家都扶老携幼，逃往深山，以躲避“年”的伤害。直到有一年除夕，大家像往常一样逃离村庄的时候，有位白发老人留了下来。当“年”准备闯进村肆虐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爆竹声，“年”浑身战栗，再也不敢进村了。然后那位白发老人身披红袍出现在“年”的面前，“年”竟然仓皇而逃了。原来，“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从此以后，每到除夕，家家户户都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灯火通明，守更待岁。最后转变成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过年。这是中国民间对于年和年俗文化的最通俗也是最浪漫的解释，无论它的依据是什么，无论它的真实性有多少，它至少给我们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人们“除灾而年”的观念：“年”是要过去的，人们的一切年俗活动都是为了让年远离，让灾难走远，让明天更美好。
年节风俗文化的精神内涵，对中国人都不陌生，从理念上给予概括只有四个字：“除旧迎新。”“除灾”是除夕风俗的涵义，“迎新”是指大年初一的迎新风俗。换句话说：除灾是迎新的基础，迎新是除灾的正面追求。这种传统理念在民间年画中最为明显，例如：以莲和鱼的谐音组成的画面是“连年有余”，显然，这是对家境富裕的正面企盼和追求。上个世纪50年代曾出版过这样一幅门画，两个胖娃娃抱了一个大南瓜，结果全部积压在仓库，没人光顾。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南瓜的谐音是“难过”，违背了年节迎新风俗的传统理念。在抗战期间老区刻印的一幅门画，是表现一位八路军战士手持大刀英勇抗敌的形象；在抗美援朝时期则多画的是志愿军和。以上例证，其重要理念在于，迎新之“新”始终以现实的灾情为其基础。这种界定的局限性，正是年节迎新风俗的本质属性特征。
除灾而年
中国年节风俗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除灾，为什么把除灾问题放在首位，作为前提基础地位提出?形成这种特征的历史起源相当久远。
从历史记载来看，最早当数从商周流传下来的“乡人傩”风俗。孔子当年曾站在台阶上看过“乡人傩”的除灾舞蹈，是手持弓箭的群体歌舞形式。从手持古老的除灾崇拜工具(桃木弓和苇秆箭)和使用武器分析，应该说是狩猎时代先民群体除灾风俗在民间传承下来的习俗。狩猎时期森林密布，在野兽成群的环境下，先民遭到野兽侵害，伤残流血是可以推想的，但是，先民没有被这种遭遇所屈服，反而编成除灾歌舞来焕发斗志。到了农耕时代，劳动人民从春种到秋收的过程中，遭受天灾人祸之苦，在那时是普遍现象。
古代对灾害问题，只有两种办法：一是“祈天而年”；一是“除灾而年”，劳动人民是取“除”而不是“祈”。劳动者在数千年中形成的坚定除灾信念，是由与野兽搏斗的伤残流血和劳动人民抗灾的汗水凝结而成的。这应该说是劳动者在早期约定俗成流传除灾风俗的一个直接的历史成因。年俗活动中的舞龙灯、舞狮子、扭秧歌、打腰鼓等群体项目与其说是除灾，不如说是民众在传递一种信念，一种团结与协作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对自我的肯定与张扬。所以在观赏这些年俗活动时，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震撼、是忘我。
“除年”与“祈年”的较量
“祈天而年”是历代帝王对灾害问题的皇家传统观念。自从殷商奴隶主帝王(见《周礼》注)为了对臣民的精神控制，颁布“五祀”风俗(门、户、中溜、井、灶)，“五祀”就成为历代帝王控制年节风俗分化的一项文化策略。以西汉帝王创制“刚卯”年节风俗为例，皇家以当时谶纬神学文字写在两块小木板上：“……帝令朱，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打着防除病疫之灾的幌子，实际上是宣扬“皇权神授”观念，这就是一直流传到五代时期的“桃符”观念。正因为刘家皇帝的政治图谋，所以王莽篡政后立即给予取缔。东汉刘秀称帝后又恢复了“刚卯”风俗，改称“亥改”，要民间在年节重新佩带。实际上东汉民间不仅没有照此办理，反而兴起了除夕风俗。到了南北朝时期，“刚卯”风俗又死灰复燃，把两个小桃木板扩大，在上画驱鬼的二神人，这就是皇家继承“皇权神授”的所谓“桃符”驱鬼门神爷。
到了五代时期，民间来了一次彻底的革命，在桃木板上题写迎新春联诗句，这种改革在中国年节风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把“祈天”扫出门外，自己也作了调整，把原除灾形式调整为正面迎新风俗形式。当时的春联是“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显示对灾情的正面追求“余庆”和“长春”。迎新春联的兴起，很快就流传到大江南北，见宋代赵庚夫诗句：“桃符诗句好，恐动往来人。”可见，春联颇受民间推崇。按情理讲，自五代以后春联应该是唯一的门户风俗，因为驱鬼门神被革除，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而且春联已经流传到宋代熙宁年间。见王安石《元日》诗：“千门万户日，总把新符换旧符。”“千门万户”是什么概念呢？说明赵庚夫诗句毫不夸张。但是，正是在万民过年挂春联之时，宋神宗赵顼跳出来，要民间贴吃鬼的钟馗，以至于历代皇帝视为正统而大力传播。不仅如此，又让替唐太宗驱鬼的秦琼、敬德两个唐将粉墨登场，尊为驱鬼门神，从而牢牢占领了民间临街大门阵地，迫使迎新春联贴在门框上。迫于皇权威势，民间作坊只得另辟迎新风俗阵地，于是迎新年画应运而生。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对此有深刻理解：“民众不是笨伯，他们是创造和享用民俗文化的主人，这一点我们不要忘记。”
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艺术形态的产生都来源于人的需要。年俗活动中“祈年”与“除年”的较量，实际上是两个不同阶级对生活的不同需求，身为统治者的皇室肯定希望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而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平民百姓，当然是无病无灾，五谷丰登。
传统过年是一种文化，是人们获得精神满足和享受民族传统文化，广泛参与民族传统文化构建的仪式与过程。这种仪式和过程深深地积淀在每一个华人的血液之中。过年期间，也许每个人都会心怀神圣与虔敬地参与一些仪式，纪念先祖或参与一些活动，祝福家人，娱乐自己。每年的春运，以亿计的人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回家简直就是这个世界最强势的一道风景。而年俗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她多元的文化内涵和民众的广泛参与性。
如何发掘、整理、萃取年俗文化的民族传统文化内涵并发扬光大，如何加强民众对节日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并自发、广泛、积极地参与创造，是我们应该重视的问题。通过对我国年俗中“除年”和“祈年”现象的深层思考，对于我们今天如何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传承和发扬年俗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给了我们很大的启迪。
（作者单位：驻马店市黄淮学院艺术系）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