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热钱急寻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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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实业不如炒房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民间资金的出路。

2010年1月26日，乐清市大洋汽车电器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卢工洋特地从温州赶到杭州，为的是向正在省城参加浙江省“两会”的省人大代表、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请教投资事宜。“口袋里有点钱，不知道是扩大企业规模呢还是往外投资，左右为难啊。”卢工洋说。

温州银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2月28日，温州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了5172.76亿元，比年初新增910.15亿元。而2008年4月末，存款余额仅为1851.09亿元。

对此，周德文说：“因为2009年投资受到挫折，还没有新的出路，一些资金回流到温州，出现海量存款。这些资本是随时准备对外投资，所以是活期。温商不希望把钱放在银行，放银行是不划算的，一旦他们找到投资渠道，银行就会出现存款大量减少。”

对于过去的一年，周德文直言有些“看不明白”。他把温商、以温商为代表的浙商，以及整个中国民间资本的情况总结为四个字：“流年不利”。他对媒体记者说，2009年是近年来中国民间资本最难的一年；对浙商资本而言，也是一个转折点。

温州民间资本的流动轨迹

在中国民间资本的巨大版图上，温州民间资本无疑占据着霸主地位。温州人，这个被冠以“中国犹太人”之称的群体，以其敏锐的市场嗅觉，总能先知先觉地捕捉到财富增值的先机。因而，温州民间资本的风吹草动也就成为民间资本投资的风向标。

温州市长赵一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温州民资主要有两部分，一是银行储蓄，截至2008年年底，该市本外币存款余额已达4244亿元，其中一半是活期存款；二是散落在民间流动性强的民资，约3000亿元。这意味着，温州人手中至少拥有5000亿元的“闲钱”。

而据周德文估算，经过二三十年的财富积累，目前温州民间资本已有7500亿元之巨。

近几年来，从炒房炒煤炒黄金，到炒棉炒电炒矿产，虽未能涵盖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类型，但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温州民间资本的流动轨迹。

温州民间资本的威力，最初是从自家门口的“炒房”开始。1998年到2001年，温州的民间资本进入房地产，促使当地房地产价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市区房价快速从2000元，平方米左右，飙升到7000元，平方米以上。

到了1999年，温州的民间资本开始进入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产市场；2001年，第一支购房团前往上海，同时，另一支购房团前往杭州。仅这一年温州人投资在房地产上的资金就达20004L元。“温州炒房团”由此诞生，以此为始，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当地房价一路狂飙。

2002年，全国能源紧缺，煤炭价格飞涨，而煤炭是个高投入产业，山西的煤老板们自有资金有限，温州的投资者就充分发挥温州民间资本的优势，将筹集的资金投向山西煤矿。据估计，山西省60％的煤矿被温州人收购。因此，当时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在山西任何一个产煤市县，都活跃着温州炒煤团的身影。”

2003年，棉花减产，棉价上升，温州30亿元民间资本进入产棉大区新疆，收购新疆棉花。2006年，商品期货牛市汹涌而至，许多企业开始投资有色金属矿产；2007年，石油价格上涨，50亿元温州民资进入西部，大量收购油井……几乎如出一辙，温州民间资本的触角窥探着每一个能有丰厚回报的行业，但是，当“草根”企图挤进国有企业垄断、政府管制的行业时，风险也随之而来。

折戟山西煤改

周德文表示，以前民营企业遇到的风险大多来自投资和经营方面，2009年给他们的教训是政策风险远远大于投资和经营的风险。“前几年大家都觉得政策不会大变，但是现在有时琢磨不透，这是我们最苦恼的。”他说。

去年温商感受最痛的无疑是山西煤改事件。2009年5月，《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核心内容之一是到2010年年底，山西全省矿井总数将由2598座压缩到1000座，煤炭企业数量将从2200个锐减到100个左右。此举意味着，浙商在山西投资的几百家中小煤矿将被兼并或被关闭，温州“炒煤团”或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浙江省国土资源厅等部门联合调研的一份报告称，目前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企业已超过450家，投资总额在500亿元以上，浙籍相关从业人员在1万人以上。在这之中，温州资本占了多数，他们中许多人的资金，主要靠向温州当地民间借贷。

周德文表示，温商在山西投资最高峰是2005年到2007年，涌人资金1000亿-1200亿元，收购了当地60％的中小煤矿。2007年山西就已经开始整顿煤矿，只是没有去年力度那么大。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调查显示，温州投资省外煤矿的500亿元民间资金将损失150亿元左右，主要是资产评估损失、停工停产损失，以及机会成本与社会就业的损失，从而影响民间资金安全、区域金融稳定与民间投资行为等。

据悉，煤老板的煤矿转让给山西当地的国有企业需要签订一个协议，协议的名称叫《进驻被兼并煤矿协议》。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的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95％的浙籍投资者均“自愿”与当地政府签订了兼并协议。

被公认“做得比较大”的温州籍煤老板严将权(化名)去年9月就和山西煤炭运输公司签订了《进驻被兼并煤矿协议》，他转让51％的股权给该公司。“不签协议能行吗?”严将权说，在晋城，如果煤老板自己不签，那么将由市长代签。

更让严将权焦虑的是，转让协议签了，可具体如何赔偿，他还不知道。严将权有个老乡，在山西，忻州的延平区有个煤矿，年产307Y吨，2008年他花了1.4亿元兼并了周围几个矿，产能达到了90万吨，可如今被强制挂靠到当地国企。“股权只有49％，而且对方一直都没有谈赔偿的问题。”他说，“一分钱都还没赔。”

山西省煤监部门一位负责人此前在媒体采访时说，煤老板对30万吨的煤矿一般开价2亿元以上，但实际上能拿到一半就很不错了。

梦断迪拜炒楼

跟山西一起上了“投资黑榜”的还有迪拜。有数据显示，在那场轰轰烈烈的迪拜巨债危机中，浙江商人在迪拜损失了20亿元人民币。

据曾收购迪拜当地电视台而成名的阿联酋温州商会会长、亚洲商务卫视董事长王伟胜透露，从2003年开始，迪拜的楼市一路看涨，投资的回报率之高、回报周期之快均是传统贸易所无法企及的。

“前些年，许多在迪拜从事传统贸易的浙商手头都会有好多套房子，这些房产的总价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不过，除了自住的房子稍微固定一点外，其他的房子就像流水一样，经常变换。”王伟胜表示，他也是这波房产买卖中的一员，目前手头亦有几套。随着去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迪拜楼价开始跳水，目前已下跌逾半。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温商告诉媒体，在迪拜从事贸易

的浙江老板超万人，其中起码半数以上拥有或买卖过房产，按照平均每人买一套，而一套以100万元计算，浙商在迪拜投资楼市的总额便达50多亿元，而现在楼市缩水一半，那么起码有20多亿元资产灰飞烟灭。

有报道指出，就单个华商而言，受损最大的当数温商胡宾，他于2007年斥资2800万美元买下了迪拜“世界地图”中的“上海岛”，目前已因金融风暴紧急叫停。除了胡宾，还有一些温州商人在阿拉伯其他酋长国如沙加等地搞地产开发，目前这些项目进展较慢。

但王伟胜认为，中国媒体对迪拜和温商的报道可能有些片面，巨债危机、房地产贬值对大部分温商的影响不是很大。“大部分在迪拜的温商以经商为主，买房子只是为了自住。大部分人选择分期付款，所以被套的程度远远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严重。”他说。

周德文也认为，“在两种情况下温州的资本会选择进入，一是低谷时，就是所谓的‘抄底’；另一种情况是看涨。迪拜市场属于前者，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跟山西相比，迪拜市场是一个活结，无论是周德文还是王伟胜，都十分乐观：“我们的共识是，迪拜的债务危机虽然有影响，但是这个市场底子好，就像股市，总会有起有落吧?我可没听说过有人会从那里撤资。”

实业与投资的落差

近年来在海外做生意的温商的一个普遍感觉是，国外市场的生存环境正变得越来越严酷。老家在温州瑞安的胡卫国在非洲做生意已经15年，是第一批进入非洲的中国商人，目前在喀麦隆、尼日利亚等国均有自己的商业网点。他说，2009年圣诞节生意是历年来最差的，不是产品卖不出去，而是利润越来越低。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和绝大部分中国商人一样，胡卫国的海外生意在2008年就已经下滑。他说，现在来非洲经商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销售的大多是鞋革、服装等传统产品，互相竞争已使利润下降至10％-20％。

胡卫国说，他接触的很多中国商人，在艰难守护海外生意的同时，资金流向已经发生变化：大部分人开始把部分资金转回国内，寻找新的投资机会；一部分人则逐渐淡出原有行业，向新兴的产品领域拓展。

从非洲回到国内后，胡卫国在老家温州一直忙着厂房建设，计划生产一种新型建筑材料，何时投产还在观望中。他说，他没炒过一套房子，还是喜欢做实体企业，这样让人感到踏实可靠，收入源远流长，不至于担惊受怕。“我做贸易起家至今，知道实业才是国富民强的资本。”他说。

然而，胡卫国很快发现自己已经跟不上潮流，周边的大部分朋友都选择去做投资，且财富增长之快让他望尘莫及。“你最近在投资什么?”这是去年朋友交流时经常听到的话，这让胡卫国难以启齿说自己还在办厂。

言谈之间胡卫国免不了有些失落，当年在他带领下发展起来的一些年轻朋友，在投资房地产暴富后，现在都懒得和他联络。

胡卫国的一个朋友2009年年初投入400万元去炒房，短短一年时间不到，就已经赚到了1800万元， “办任何企业，也没有炒房来的钱快、来的钱多，你说他还会有心思去做企业吗!”胡卫国说。

在丰厚利润的刺激下，温州已经形成一种“全民投资”氛围。民资疯狂集结房地产，造就温州超越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成为全国商品房价格最高的地方。

胡卫国认为，实体企业的不景气，使温州民资更加青睐房地产。

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区及乐清、永嘉等县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

但周德文并不认为温州炒房团是推高房价的“罪魁祸首”。“温州7500亿元的民间资本，投资在房地产领域最高峰时整体不超过20004L元，还是好几年前。这在全国楼市这么大的盘子里，不起绝对作用，说房价高涨是温州炒房团的因素，这是抬举了温州人，也是对温商认识的不客观。”他说。

周德文说，温州炒房高峰是2001年到2003年，那时炒楼刚兴起，见楼就收见房就买，达到疯狂程度。当时国家在鼓励房地产发展，各地都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这时候温州资本投入是响应政府的号召。“你能说是错了吗?”

2006年到2007年也是一个炒房热潮，温州人走遍天下，包括海外。第三个高潮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实业经营不景气，一些游离资本就进入了房地产领域。另外，投资渠道不畅通，也让一些资本进入了房地产领域。

一位温州购房团的成员算了一笔账：“按照回报率15％计算，这比任何一个产业都要赚钱，炒楼可以说是‘温州第一产业’。”

资本的出路在转型

有分析认为，做实业不如炒房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民间资金的出路。在拥有7500亿元热钱的温州，中小企业借贷难问题始终解决，原因很简单――中小企业的借贷大多用于制造业、加工业的发展，利息远远低于热钱在“炒”来的利润。可是，这么大一笔钱，也有自己的困局：暴利行业已基本被国企抢占，传统的微利行业又没有竞争优势可言，钱投向何方及如何规避政策打压始终是个难题。

这，已经到了温商不得不直面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承认，温州资本客观上导致了房价的上涨，”周德文坦率地说，“我们应该反思对外投资方式，例如，参与炒房。”

但他同时认为，虽然国家最近几年下发了一些文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对民间资本开放的领域越来越多，但是落实得不很理想。“尤其是去年，所以我说是流年不利。改革要使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博弈中，民营企业经常受到伤害。”

从政策上讲，国家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政府希望民间资本积极投资，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在这个阶段又处处体现“国进民退”的信号，特别是山西煤改后，许多手续齐全的小煤矿被强行清退但又得不到赔款，这对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负面影响。

“现在商人们对资源性的项目心存顾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传统行业受金融危机影响或者产业本身发展进入瓶颈，这样就造成浙商资本出路的难题。”周德文说。

他认为，温商的出路就是转型，要走产品经营和资本经营相结合的道路。资本经营在短期内能够获利反哺实业，相辅相成。

“2009年是个转折点，值得我们反思，之后对外投资会越来越理智，更符合外部环境的变化。具体来说，新的特点就是很多民间资本愿意投资具有稳定收益的金融领域。包括全国的商业银行改制、小额贷款公司、农村合作社的改制，这里面都有浙商资本的痕迹。金融领域是我们资本转型的一个重要出路，另外也包括创投领域的投资。”

周德文认为，实业家迟早要走向投资家。民间资本这几年对投资领域的创司、基金项目，兴趣都很浓厚。当前，仅温州资本就有1500亿元资本进入创投领域，涉及300家创投机构。在金融领域投入至少有1000亿元，也就是差不多3500亿元投资在金融和创投领域。

“但民间资本也没有放弃实业，今后除了传统产业，我们还要积极培育新型产业，比如石化、IT、生物工程、新能源。据我所知，从煤矿退回来的资金不少进入了新能源，比如太阳能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