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禁忌文化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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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祝福》中的祥林嫂，作为一个寡妇承担了太多苦难，多是来自于周围的压力，寡妇禁忌这一恶俗是导致祥林嫂悲惨命运的主要原因，禁忌的主要影响在心理而非生理，祥林嫂在鲁镇的由生到死就真实地反映这一事实过程。

关键词： 祥林嫂 禁忌 寡妇

禁忌是一把双刃剑，从积极意义来讲，它使社会得以整合，维护了社会的既定秩序。从消极意义来看，对禁忌的笃信是一种“鸵鸟战略”，它麻醉了人们的心理，减少了对现实生活的忧虑，满足了逃避心理的精神需求，使他们在命运和自然的挑战面前错失了勇于面对、敢于战胜的宝贵机会。

《祝福》是《彷徨》的第一篇，是鲁迅先生描写农村生活和农民命运的短篇小说。作品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了旧中国底层社会的劳动妇女――祥林嫂两嫁两寡，两到鲁镇打工，最后沦为乞丐惨死鲁镇街头的悲剧。

“塔布”就是禁忌，十八世纪英国航海家到南太平洋汤加群岛，发现那里有很多奇怪现象，例如某些东西只允许大人物使用，或只允许作特定的用途，而不准用于一般目的，或不许某一社会集团（例如妇女）使用。汤加群岛的人们称这种禁忌为“塔布”（在凡尔纳作品《格雷特船长的儿女们》中有详细的描述）。后来“塔布”这个词就进入社会学的领域，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禁忌）的专用名词而被广泛使用。“塔布”现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受尊敬的神物不允许随便使用，二是受鄙视的贱物不能随便接触。

《祝福》笔下的鲁镇就是有着这样禁忌民俗的小镇。小说开头就描绘了鲁镇旧历年底“祝福”的热闹景象，展示了鲁镇辛辛苦苦准备福礼的是妇女，“拜的却只限于男人”的禁忌文化，因袭着禁忌文化的鲁镇人是“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禁忌虽然“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不智的，甚至是迷信的，可是，对于那些在此统治下的人们来说，则成为当然的事情”。［2］（P32）

“长久以来，这些事物一直被强烈地禁止着，可是他们从来不去考虑其中的原因，或者提出任何的怀疑。相反地，他们屈服于这种禁制，就像它们是当然的事情一样，同时，深信任何对禁忌的破坏行为将导致自取惩罚”。［2］（P31）这样鲁镇人对祥林嫂的同情就远远让位于对她的鄙视。首先是鲁四老爷在祥林嫂第一次到鲁镇时，就非常不满意地“皱了皱眉头，四婶已经知道他的意思，是在讨厌她是一个寡妇”。在祥林嫂改嫁又丧夫失子再到鲁镇时，鲁四老爷憎恶的态度由隐性到显性，叮嘱四婶说她这种人是“伤风败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伤风败俗”道出了鲁四老爷的封建卫道，依照封建礼教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一而终”、“好女不嫁二男”等，祥林嫂自然是“伤风败俗”的，“不干不净”则道出了鲁四老爷深层的禁忌文化心理意识。“事实上全部和绝大部分禁忌的原则似乎仅只是‘交感巫术’的相似律与接触律这两大原则的特殊应用”［3］（P31）。交感巫术则是“事物一旦相互接触过，它们之间将一直保持着某种联系，即使他们互相远离”［3］（P57）。

根据这种原理，祥林嫂一旦沾手祭祀，祭品就会“不洁不祥”，拿“不洁不祥”的祭品祭奠祖宗无疑是对祖宗的亵渎。受着封建文化与禁忌文化双重文化影响的四婶自然让祥林嫂远离祭品，这种剥夺祥林嫂劳动权利的做法无疑剥夺了祥林嫂的奴仆价值，剥夺了她赖以生存的基础，也剥夺了她做人的最基本尊严，祥林嫂却又是一个非常自尊非常要强的女人，这对她无疑是沉重的一击。不单单小有地位的四婶对祥林嫂如此，鲁镇的其他普通市民也是视她如一颗灾星，惟恐避之不及，且不说男人女人对她的鄙薄，最慈悲的念佛老太太对她不再流泪，连孩子见她的眼光也很“吃惊”，对祥林嫂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农村妇女来说，丧夫失子的打击无疑是异常沉重的，但这还远不及鲁家和鲁镇人对她痛苦的冷漠和对她个体的排斥更具有毁灭性。前者使她每每神经质地回味痛苦，后者使她觉得人们的面影“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可见，在祥林嫂的命运悲剧上，这种禁忌民俗心理对祥林嫂精神的摧残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人在对现实的生活感到绝望后，往往会寄希望于来世。对来世抱有希望的祥林嫂在众人的鄙视中，虽不幸福却还能安然地“单是一瞥他们，并不回答一句话”地活下去。可寡妇的另一层禁忌连祥林嫂的这个希望也给毁灭了，这就是柳妈所说的寡妇再嫁到阴间后会被分尸。对于迷信禁忌的人来说，一旦违禁就要受到惩罚：“禁忌的处罚是不可抗拒的，破坏禁忌所遭受的惩罚有精神上的或者当事人发自内心的力量来实行”，［4］（P9）这使祥林嫂的“脸上显出恐怖的神色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为了在违反禁忌后使灾难不至于变成现实，或者能够减轻一些灾难危害的程度，人们创造了一些禳解的手段，禳解是禁忌重要和必要的补充，它折射出人的应变的能力。对于禁忌的禳解，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事前的预防，一类是事后的补救。事后的补救是在违禁后采取某种措施，使得违反禁忌之后的恶报得到某种程度的消解或转移到他人身上。事后补救禳解的方式之一是转移，它是运用模拟巫术的原则，让一个人或物代替违背者受罚。捐门槛实质上是对她违禁后的转移式禳解。就祥林嫂个人而言，这种禳解的确是成功了，所以回来后“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到冬至的祭祖时节“便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但“解禁不都是有效，由此产生的宽慰及自足心理常常不能平抚违禁后的战栗和惊悸”［4］（P460）。它只是让祥林嫂自己暂时摆脱了那虚幻的惩罚，并没有解除四婶及其他人对她的禁忌心理，所以四婶在看到她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慌忙大声说：‘你放着罢，祥林嫂’！”。这简单的一句话彻底打破了祥林嫂暂时的安定和满足，使她重新坠入看不到希望的深渊。

执着生活的祥林嫂在向虚幻的世界求救失败后，把手伸向现世，把希冀的目光投向“我”。在她看来“我”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值得信赖。也正是如此才出现了小说中祥林嫂与“我”有关灵魂的对话，这与其说是对灵魂的拷问，不如说是对自身命运的拷问，是对自身未来生活的探测。祥林嫂在此对灵魂有无的怀疑也更多地是出于对未来生活的期望，这种期望对祥林嫂犹如无边黑暗中的一丝光亮，这丝亮光也已经是祥林嫂生活的全部。但“我”，一个已经稍稍觉醒的知识分子，却同样没有完成寡妇禁忌禳解的任务，不但没有将祥林嫂从沉重的精神重负中解脱出来，还事与愿违地掐灭了她对生活的最后一丝希望，使得她在当天夜里就怀着绝望与恐惧死去。这也暴露了“我”，一个在鲁镇长大的知识分子的局限性。自小浸染的禁忌文化使“我”对灵魂的有无也不能确定，也没有信心和勇气大声告诉她：“人是没有灵魂的，没有来世的，你只管在当下好好活着吧。”无形中这种禁忌的无意识支配了我，使“我”像柳妈一样成了间接杀害祥林嫂的刽子手，成了禁忌的帮凶。在这个意义上，“我”这个念过书的人并不比鲁镇人比柳妈高明，也进一步映衬了禁忌文化对人的束缚之深。对祥林嫂的死，“我先是心突然紧缩，几乎跳将起来，脸上也大约变了色”到“心底已渐渐轻松”到“反而渐渐舒畅起来”，这种心理变化表现出作者打破了知识分子的救世神话，表现出作者给了知识分子更准确的定位。

经过分析可以看出，导致祥林嫂命运悲剧的，除封建礼教之外，禁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自祥林嫂成了寡妇，禁忌就从四面八方对她围攻，任她如何挣扎冲撞都无法突破禁忌这张网，逼迫她耗尽心力最终被吞噬灵魂，在世界上消迹。她决然地反抗，还是被再嫁；她勤劳能干，丈夫和儿子还是死了；她捐了门槛向神求助却无效；问“我”这代表着进步的知识分子同样无效，她想为自己找到一条生路，却没有任何的出路，不论虚幻的世界还是现实的世界，不论是“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鲁镇麻木的市民，都把她往悲剧的路上推，而不给她以任何希望。这样每一次对命运的叩问得到的都是冷漠的拒绝和残酷的绝望，她还靠什么活下去呢？从这个意义上说，祥林嫂的结局也是禁忌文化禁忌民俗的悲剧。要避免祥林嫂式的悲剧，就要彻底解构禁忌文化，铲除它存在的基础――落后的生产方式及其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思想意识，这就是鲁迅指出的一条解禁之路，一条妇女解放之路，一条建构理想社会之路。

参考文献：

［1］陈原.社会语言学［M］.学林出版社，2000：336-337.

［2］詹・乔・弗雷泽著.杨庸一译.图腾与禁忌承德.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3］万建中.禁忌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詹・乔・弗雷泽著.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金枝［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