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的外币――宽永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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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宽永通宝古钱币在我国各地不断出土,在民间也大量发现。当时初涉泉坛的一位泉友对该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四处查史料,访专家,追根溯源,探寻宽永通宝古钱的来历。由于中国历史年表上查不到“宽永”年号,他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冒昧给钱币泰斗马定祥老先生写了封信,马老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回信解疑释惑,还寄来了不少有关宽永通宝的研究资料。马老前辈关心和支持帮助钱币爱好者的故事在泉界传为佳话。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宽永通宝并不出自中国的哪个朝代,而是来自异国日本的钱币。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史上民间经济、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单从两国历史上的钱币交往中,就略见一斑,并可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在日本出土的中国西汉五铢钱即是明证。至于在日本冲绳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明刀币,流入时期目前钱币学术界还未定论,若是当时流入日本,则中日关系史可上推几百年。到唐代,两国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唐文化对日本影响极大,历年来在日本出土的唐“开元通宝”数以万计。日本最早的钱币“和同开尔”就是仿照唐“开元通宝”铸造的,这种钱同样也流入我国。“和同开尔”是日本柰良朝元明天皇和铜元年(唐景龙二年,公元708年)铸造的,有银、铜两种,钱文相同。1970年10月在我国陕西省西安市出土了“和同开尔”银钱,根据郭沫若先生解释,“同”通“铜”,“尔”是“宝”的简化,他在《出土文物二三事》一文中作了详尽说明。“和同开尔”银钱没流通多长时间便废止了,所以在我国发现此钱较为罕见,由此可见当时中日两国经济往来关系之密切。

随着两国经济往来的频繁,宋、明两代,中国钱币继续大量流入日本。后来,日本曾仿铸我国宋、明年号钱,如“祥符元宝”、“元丰通宝”及“洪武通宝”等,供与中国开展贸易之用。仿宋年号钱在日本长崎铸造最多,“洪武通宝”背文有“加”、“治”、“木”等字样的即为铸于日本加治木的仿明年号钱。这些钱币混同其他日本年号钱大批流入中国。流入最多、散币最广的,当属日本宽永二年(明熹宗天启五年,公元1622年)的“宽永通宝”铜钱。

“宽永”是指日本后水尾天皇的年号。据史料记载,宽永二年乙丑,水户田町的巨富商人佐藤新助,向日本政府请铸宽永新钱。其后累朝鼓铸,传世量极大,所见的“宽永钱”并不是同时期所铸,与我国唐“开元通宝”钱相同。在日本民间,往往把宽永钱挂在门上,作为“避凶避邪”的“神物”。

宽永钱品类板繁,光背为最常见。另背后有黑点,纪年、纪数、纪地及波纹等,据专家考证,总种类不下千种。在古泉学中,也已形成一号门学科。宽永饯多数为红铜质,由于铸制精良,传入我国后,混同明清制钱在贸易中通用。据陕西钱币专家考证,陕西子洲县铜钱一直使用到1932年左右,其中就包括日本宽永钱。

宽永钱历来为我国人民所喜爱,成为流入我国混用的邻国方孔圆钱之首。宽永通宝数量极多,形状有大有小。大者直径2.4厘米,小者直径2.2厘米。饯文楷书体,字划清晰、明澈,笔划有粗有细。廓有宽有窄,穿方圆不一,铸造精工,铜质紫铜色。背文穿上有“文”、“小”、“元”、“足”、“长”等文字。在各类宽永钱中,光背的以“永”字作“汞”者为少,背有文字的以“川”、“十”、“十六”等也不常见。背有波纹的是当四钱,以“山”、“十”、“盛”等字的波纹钱较为罕见。宽永钱除红紫铜质外,还有金、银、黄铜、铁质和铅质的。铁质富炉钱较铜质为少。有种铜质钱据研究可能是日本冥钱。另有数种黄铜质薄小的宽永钱,文字不规范,可能是后朝民间私铸。

宽永通宝在我国明清两代流传甚广,几乎遍及城乡备地,尤以山东等沿海省份发现较多。这是因山东等沿海省份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地处沿海港口,临近京都,是日本商人理想口岸和贸易场所。几百年来,宽永通宝作为中日两国人民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和使者,经历了中日关系史上坎坷曲折的道路,是中日两国人民经济文化友好往来的最好见证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