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用工荒”现象不断升级的原因与对策分析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转型期“用工荒”现象不断升级的原因与对策分析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自2010年以来，随着农民工大规模回流到迁出地，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持续的“用工荒”不仅已是无争的现实，而且具有了普通工人和中高级技工“双短缺”的特点。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用工荒”不断升级的原因究竟何在?如何缓解我国社会转型期“用工荒”的不断升级?对这些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弄清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现状，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更好地推动经济的良性发展。本文从中国转型期的人口结构、人口流动的特殊性出发，结合中国劳动力结构和流动的总趋势，具体分析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用工荒”现象不断升级的实际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用工荒；人口流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2-0145-03
在进入新世纪的头10年里，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用工荒”，即2004年首次在东莞出现的暂时性“用工荒”；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出现的“用工荒”；2010年经济回暖之后出现的大规模“用工荒”，这种“用工荒”现象正伴随着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在不断升级。自2010年以来。随着农民工大规模回流到迁出地，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持续的“用工荒”不仅已是无争的现实，而且具有了普通工人和中高级技工“双短缺”的特点。
我国“用工荒”尤其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用工荒”不断升级的原因究竟何在?如何缓解我国社会转型期“用工荒”的不断升级?对这些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显然有助于弄清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现状，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更好地推动经济的良性发展。
一、我国劳动力人口结构和流动的总趋势
2010年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从人口总数上看，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其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数据相比。10年间共增加73899804人，即增长了5.84％，年平均增长率为0.57％。这些数据表明，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中国人口已处于低生育、低增长阶段。然而，从人口年龄结构上看，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正在加快。现今15--59岁的人口中有相当部分是在1962至1974年间出生的。到2020年，这部分人总数接近3亿，也将迈进60岁门槛。
这种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势必对我国劳动力的供给造成深刻影响。根据学者蔡的预测性分析，“中国20-39岁的人口在快速减少，15-64岁的总劳动力也将在近年开始负增长，从工作强度承受能力的角度分析，16-25岁的普通劳动力才能够承受在生产流水线上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而这个年龄段的人口结构在2012年之后开始逐年递减。因而势必导致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出现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会迫使劳动力成本增加”。
自2005年以来，我国理论界就开始围绕着“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否到来以及何时到来的问题展开讨论，因为它的到来，意味着我国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也证明，到2015年，农村人口的负增量将与城市人口的正增量相等。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净增量将为零。因此，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数年之内消失，“用工荒”将成为中国经济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
但我国学者也普遍认为，仅以“刘易斯拐点”理论，不足以全面解释中国当前已出现的“用工荒”现象，因为这一理论从一种相对宏观、抽象的意义上来解释一般趋势，对于中国特殊的城乡、区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具体劳动力流动问题，这种解释仍显得变量不足。从我国人口流动的特殊性来看。人口的跨区域流动、人口流动的区域性就近原则和长期化趋势、流动过程中带来的城市户口限制以及社会保障缺失所引起的身份认同缺失等，这些人口的流动特性是世界上其它国家所不具有的。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未来的20、30年内，我国的人口流动将呈现四大基本态势：一是流动人口规模将不断增加，但增速逐步放缓。二是经济危机为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契机，促进了人口的重新分布。三是未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分布将逐步形成以东部沿海连绵城市带为重心，以内陆城市群为中轴，以西部中心城市为集聚点的流动人口分布格局。四是人口流动将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据此可以分析出：2008年末的经济危机带来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批劳动力随着产业转移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回流，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金融危机时期的“用工荒”更多是由产业转型导致的。但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民生社保管理水平也通常成为流动人口新迁移的动因。迁入发达地区的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户籍隔离政策仍然存在，很难获得城市户口。这种户籍歧视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城市公民身份歧视，如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教育公平歧视、购房限制歧视、医疗社会保障歧视等，使他们很难通过在城市打工获得对迁入地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指出，我国“当前的‘民工荒’实际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用工荒’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沿海地区以往劳动用工环境恶劣，农民工工资过低以及政府对外来工保护不力。输入地政府没有发挥对企业的监管责任，相反还参与了对外来工的搜刮，暂住证收费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显然，这种“民工权利荒”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了阻碍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却出现了“人口过剩”。自2000年以来，中国大学不断扩大招生规模，每年招收的大学新生高达600万，甚至最高达800万以上。这些大学生往往以毕业后至少能成为“白领”、“脱离生产第一线”为就业目标，却由于没有那么多“白领行业”的岗位能接受他们，导致就业率的持续低迷、就业薪酬的持续走低成为相当自然的趋势。这样，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呈现出刚好相反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拥有较多知识型人力资本的大学生日益过剩，另一方面，拥有较好体能和多年打工经验的农民工却日益减少。这种结构性错位更加凸现了我国劳动力结构上的矛盾，也影响了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与供应。
总之，从基本局势上看，目前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适龄劳动力的快速减少，劳动力供需失衡带来的老龄化的提前化，已开始成为“用工荒”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基本因素。但由于中国人口流动的特殊性、流动人口在迁入地民生社保管理上的改革空间、体能型与智能型劳动力在调配上的可能性，劳动力的供应并非完全枯竭，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还会长期保持。
二、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用工荒”现象不断升级的具体原因
自2004年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三次“用工荒”，它们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普通工人短缺”；另一种则是“中高级技工短缺”。我们先来分析
“普通工人短缺”的原因。
2004年。当东莞第一次出现“用工荒”时，我国学者包小忠分析过这次“用工荒”的原因。他指出，“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是否进入了劳动力有限供给的阶段，取决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工资是否足够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规模是否足够大这两个关键因素。”在他看来，“中国在2004年首次出现的‘民工荒’，其真正原因是农民工的预期净收人下降。”由于这次“用工荒”呈现出暂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在很快得到劳动力补给之后，只是“昙花一现”。
第二次“用工荒”发生在2008年。一场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中国2000多万到东南沿淘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回流到劳动力迁出地。由于这次农民工回流的具体原因是劳动力流动的相对收益减少，因此，企业为完成订单，只能用高工资来补偿用工缺口，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这表明，我国已经开始失去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随之而来的便是企业订单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越南、柬埔寨、盂加拉等其他国家。
第三次“用工荒”发生在2010年至2011年。全球经济开始回暖，以劳动密集型为优势的企业订单不断增多。但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部分产业的转移，出现了民工潮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回流到中西部地区的趋势。因此，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再度变成了“香饽饽”，不仅普工难招，而且连技工也越来越难求。
但是，这次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普通工人短缺”的具体原因，已与前两次有所不同，从实质上讲，它首先反映出我国城乡之间、欠发达地区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缩小。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民生已有显著改善，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第一次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并且欠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这种民生改善本身导致了迁出地就业机会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因而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通工人短缺”造成了影响。
其次，这种“普通工人短缺”也是由于人口流动成本在近几年内大幅度提高造成的。国内一线城市的高房价、持续走高的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都使得迁入地城市的生活成本、流动人口迁移往返的交通成本、以及由于经济压力带来的心理成本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了较大提高。这当然不能不影响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通工人短缺”。
我们再来分析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高级技工短缺”的原因。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里，沿海地区并不存在“中高级技工”的严重短缺，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过去的中高级技工还有一定的储备，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沿海地区的企业大多属于引进外资型的、或是加工性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外向型企业本身主要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而不是中高级技工。然而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引起的外资抽逃以及我国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和升级转型，对中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立即显现出来，恰逢此时，我国的中高级技工储备已基本耗尽，并正处于后继无人的状态中。自2000年以来，大学的扩招吸走了大量生源，却引起了职业高校严重的“生源危机”，自然导致中高级技工的严重缺乏。根据我国这些年的规划，中高级技工至少应占工人总数的15％，然而目前只占5％。缺口高达至少700万以上。这直接影响到我国、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中高级技工短缺”。
据统计，到2010年，中等技能人才的缺口已达35万，高等技能人才的缺口也高达18万。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从全国局势来看，各技术等级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其中。高级工程师、技师和高级技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大，分别为2.29、2.19、1.89。这反映出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民工短缺正在向技工短缺转变。这种局势不仅出现于珠三角，而且已经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上的一种普遍发展趋势。呈现出用工短缺从过去单纯的“普通工人短缺”转变为“普工严重短缺。中高层次技工大量短缺”的“复合短缺”特点。
在短期内无法通过我国职业技术高校提供的毕业生来迅速弥补这种“中高级技工短缺”的情况下，高技能的工人往往需要企业长期对其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才能获得。然而，拥有一定人力资本特质的农民工，虽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普工生产，但由于不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很难在短期内通过在职技能培训就转变成中高级技工。另一方面，由于企业雇佣的这些工人都是合同工，劳动合同大多是三至五年，合同到期后，雇佣双方是否续约也不确定，因此，雇佣双方在技能培训方面都有自身的忧虑。企业方面担忧的是，一旦雇佣关系中断，会使企业对农民工进行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受损；而农民工方面担忧的是，因接受培训导致的技术上过于专门化反而会使自己不具有通用性人力资本的特征。从而加大其再次就业的难度。由此可见，当今我国企业职能培训制度上的缺失，以及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机制的缺失。本身制约了中高级技能工人的充足供给，构成了企业技术员工短缺的重要原因。
三、解决“用工荒”双短缺问题的对策建议
第一，改善发达地区农民工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发达地区的就业市场应大幅度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当地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标准，放开死板的户籍限制，消除由此引起的包括购房限制歧视在内的一系列公民身份歧视，为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公民相同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使其子女能在城市接受与城市子弟相同的义务教育，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方能让农民工在迁入地找到的归属感和尊严感。
第二，建立企业对适龄劳动力在职培训的机制。当今中国正在从“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性创新经济，其基本特征，就是要把竞争战略的焦点从过去主要集聚于对物质资本的竞争，转化为主要对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竞争。由此来凸显高层次人才战略的主体地位。”因此，当东南沿海城市产业和产品结构升级时。需要工人在人力资本特质上具备一定专用性的技能水平，才能适应新一轮用工短缺现状。但由于原有的农民工已难以适应新岗位的要求，这就首先需要企业从提高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人手。加大对适龄劳动力、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通过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来积累他们所欠缺的人力资本，提升他们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劳动竞争力，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用工荒”不断升级在劳动力供给上造成的紧张。
第三，完善对技术工人的激励机制。由于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固有特点，决定了企业对适龄劳动力进行在职培训的这种投资将会面临严重的风险，如果没有适当的风险防范和投资激励机制，这种投资需求上的疲软将不可避免。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中并没有形成以技能水平为评价标准的薪酬体系，这是中高级技工难以培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一方面，企业应与有一定人力资本培养潜力的劳动者建立长期的雇佣劳动关系，并通过对其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培训、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等方式。来增强中高技能工人对企业的依存度。另一方面。企业应建立工人技能水平与工资级别挂钩的新型激励体制，才可能实现“质量永恒、技术至上，专业技术人才高标准”三者的结合，变“中国组装”为“中国制造”。完成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制造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第四，调整我国大学教育、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之间的结构关系。目前，大学生扩招的负面结果已经清楚显现。从技工短缺与大学生就业难之间的错位关系来看，中高层次技工短缺的现象实际上反映出我国职业技能教育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失衡。因此，必须调整我国大学教育、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之间的结构关系。一方面，政府应适时缩小现今大学的招生规模，扩大中、高等职业学校的招生规模，并在职业技术教育上作更大的投入，从而建立起与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相匹配、与社会充分就业相适应、具有适应国际产业发展需要的现代职业技术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