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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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中叶，存在主义思潮在西欧兴起，并扩展到东欧国家。在东欧文学家眼里，世界的荒谬与个人的反抗正契合了他们的存在感受，因而对存在的思考也成为其创作主题。所不同的是，由于曾经历纳粹和斯大林统治，他们更偏重社会的存在，这使他们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一种不自由的选择。为此，罗马尼亚作家卢齐安・布拉加在其箴言集中，也多次提及存在主义。

布拉加出生于1895年，两次大战期间是罗马尼亚一位重要的诗人和哲学家，当过外交官和大学教授。1948年，他因拒绝支持新生的斯大林式政权而被大学解雇，在克鲁日一家学院分校当图书管理员，直到去世都不能出版作品。1956年，他一度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罗马尼亚当局遣人前往瑞典抗议，反对的理由是，布拉加是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

布拉加的创作遭到禁止，只能埋头翻译歌德的《浮士德》。在他后来秘密写下的箴言里，可以看出歌德的理性主义对他的影响。箴言的创作在西方由来有自，《圣经》里就有箴言篇，西方许多著名哲学家、文学家也都采用过这种体裁。这种样式要求哲理、智慧、幽默与警策。用布拉加的话说，箴言文学是思想的食盐。除了人生、文学感悟外，布拉加对西方存在主义也进行了反讽，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观点其实也代表了东欧知识分子的观点。

在布拉加看来，西方的存在主义者不同于东欧的存在主义者，“西方的存在主义者依然在咖啡馆里虚度时光而迟迟不能成熟，摆脱不了青春期危机，而这里的存在主义者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他所批评的西方存在主义者自然也包括萨特、波伏娃等左派，如萨特就宣称，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人注定是自由的”，个人可以通过“自由选择”实现自我存在的本质，其作品人物也大都是一个封闭情境中具有自由意识和行动的个人。

东欧知识分子的存在处境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前南斯拉夫作家希塔伊奈尔曾流放西伯利亚20年，在一次演讲中被问及他的理想，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被降低到只有最低级的生物本能，最基本的存在需求。根本不会想到意识形态；我们唯一的意识形态就是活下去。”可以说，东欧知识分子曾处于一种真正的存在之境中，体验了存在。

相比之下，西方存在主义者所想象的焦虑与反抗就显得有点轻了，其“自由选择”不过是浪漫主义意识的一种自我实现，缺乏真正的历史重量。面对世界上另一部分人不能自由选择的命运，这一命题过于肤浅和造作。说到底，自由意识与自由是有区别的，因此布拉加才在箴言中指出，自由意识永远都溢出我们所享有的自由，这是因为主导我们的许多条件是我们所不知的，西方存在主义者假装感觉到存在的重量，“由此产生了一个夸大人的处境所固有的悲剧性和赞美人的坚强意义力的机会”。

这种存在的固有荒谬感虽然具有普遍性，但同时也是开放社会的产物。正如读到西方现代诗人和作家将城市或自我描写成地狱时，米沃什同样曾感到好笑。在布拉加眼里，西方存在主义者不过是生活在存在的边缘，但却自以为处于存在的中心，他们从理论上理解存在，以为自己能够绝对自我实现，不过是演绎存在的演员。布拉加不无讽刺地说：“假定存在主义者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体系里，看一看他们在自己的故作深奥的理论中所论证的种种无谓的重大忧虑会产生什么结果，或许是很有趣的……”

显然，布拉加之所以反感浪漫的存在主义，除了其理性主义思想外，更重要的是要捍卫精神自由，某些存在主义者如萨特、波伏娃等人对斯大林主义的拥护，大概也是令布拉加采取批判态度的原因。在东欧知识分子眼里，西方左翼对自身社会的批判自有其正当性，但他们一厢情愿将东方看作理想国，却表明了他们的无知和缺乏良心，因而布拉加才在箴言里直言不讳地将存在主义称为“无能的哲学，失败有理的诡辩，贫乏的论说”。

1961年，布拉加因病去世，在其生日那天归葬家乡。又过了20余年，他的作品才终于得以出版，就像他给女儿取的名字“渴望”，自由的思想是不会被湮没的，罗马尼亚人重新认识了这位文化名人，一些大学和城市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图书馆和广场竖立起他的雕像。而树立在人心中的，是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