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惩罚更要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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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施害者和受害者，只是转身之间。

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而言，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超然于虐人和被虐，施害和受害的双重角色？

转型之痛，时代之殇，无人可以逍遥其外。

杨斌 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2011年年度中国正义人物。2005年轰动一时的周模英溺婴一案让杨斌一炮而红，作为一名检察官她在庭上为杀死自己亲生女儿的周模英求情。时隔多年，杨斌于2013年发起 “天祥关爱”行动，致力于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的人文关怀和人道救助。

一袭旗袍，端庄玉立，若只是初见，爱美爱自由的杨斌往往会被人们当成文艺女青年。但熟悉杨斌的人都知道，在文艺气质之下，她用女检察官细腻柔软的情怀，既解“法结”，也解“心结”。作为一名检察官，她个性十足，杨斌按照自己的风格写书。杨斌不抽烟，但是她的包里时常装着打火机和烟，给提审的嫌疑人抽。

“如果时光倒流，让我回到从前，回到湘江边奔跑着的那个小女孩，命运也许预料不到，我会成一名检察官。”杨斌回想自己成为检察官的机缘，感叹人生充满着偶然。1992年，大学毕业的杨斌，进入广州市花都区检察院，从事后勤文字工作。由于表现突出，1998年她被调入科，后来通过遴选，进入广州市检察院。这些年来，杨斌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当事人家属……她因此成为2010年度广东十大新闻人物，当选“2011年度中国正义人物”。

见过太多底层人之间的相互戕害，以及被害人和被告人家庭的无助，痛定思痛，杨斌发起刑事案件被害人和被告人家庭救助基金。她说，在法律之上，有爱与仁慈，要惩罚更要救赎和宽容。

悲悯之心

“对无知的人，你们应当尽你们所能的多多地教给他们；社会的罪在于，它负有制造黑暗的责任。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悲惨世界》

“有没有这么悲惨啊，眼睛都哭肿了！”那天晚上，杨斌从影院回到家，丈夫看到她红肿的眼眶，关切地询问。她看的影片是《悲惨世界》，已经看过很多次。“《悲惨世界》，是一部每次都能让我泣不成声让我颤栗的伟大作品，我总是那么轻易地，被善击中。”杨斌承认，在入行之初，她曾经是一名“沙威”式的检察官，无限同情被害人，觉得世界善恶分明，对罪犯满腔愤怒。每一次公诉成功，她都有一种正义伸张的职业荣耀。

杨斌回忆，一个无助的老人改变了那时的她。那是多年前一个盛夏的正午，杨斌在位于城市新区的办公室埋头阅读案卷。一位风尘仆仆的老人敲门进来，从皱巴巴的包里拿出两张皱巴巴的“诉状”和身份证、户口本等原件。按规定，他们只收证件的复印件，而老人要复印必须坐车到老城区。老人犹豫着站了一会儿，就转身离开。

杨斌抬头的刹那，看到窗外白晃晃的阳光，老人的背影慢慢消失在办公室外的拐角。自己的一次经历突然涌上杨斌心头：她毕业南下找工作时，被一个工厂爽约后曾无助地在走廊哭泣，一位保洁阿姨安慰了她，并带她去家里吃饭。那种在无望的时候得到陌生人帮助的感觉，让她难以忘怀。

她立即朝老人的背影追上去，说“我帮你复印吧”。蹒跚的老人停在电梯门口，转过身来，黝黑的面孔压抑着悲伤和痛苦，泪水喷涌而出，哭得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他断断续续地诉说，自己是山东人，儿子来广州打工却突遭车祸身亡，年近七旬的他孤身从山东来广州。为了交两张状纸，已经在烈日下奔波好几天了。

“老人在烈日下的背影和悲伤的泪水在我的记忆中一再呈现，至今依然能让我感受到那曾带给我的强烈冲击和震撼，提醒我在行使司法的过程中展现人性最美好、最善良一面。”那一幕，让杨斌反思，过去公事公办、铁面无私，是否忽视了一个个鲜活、具体而细微的个体背后的无奈和惨痛。

从此，杨斌开始尽力帮助当事人家属，送杯茶，给支烟抽，悄悄递上纸巾，耐心解答疑问等。她的办案风格也渐渐由雷厉风行、铁面无私转化为注重细节、关注案件的社会背景及当事人的情感与命运，“善意地去运用法律，以最大的善意去对待案件中的每一个人，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为自焚民工求情，为犯罪嫌疑人募捐，大年初四去见求助的女子，杨斌坚信，“法律技术上的缺陷要靠爱来弥补”。

微博上的检察官都在“潜水”，杨斌却是个例外。她的微博异常热闹，有泼辣的争吵，也有心情的记录。她写道：“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施害者和受害者，只是转身之间。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而言，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超然于虐人和被虐、施害和受害的双重角色？转型之痛，时代之殇，无人可以逍遥其外。关心他人，就是关心我们自己；救赎被忽略的人群，就是救赎内心深处那个孤独而不甘沉沦的自我。”

救助情怀

主教和妹妹在花园散步，妹妹被一只丑陋的虫子惊吓，主教说：“可怜的东西，它也不想这样。”——《悲惨世界》

12年间，杨斌共审查各类刑事案件758件、犯罪嫌疑人1093人，无错案、无投诉。其中，让她“一举成名”的事件是，在2005年她办的周模英溺婴案。

因为不堪生活压力，周模英亲手淹死了8个月大的孩子。杨斌作为公诉人接手案子。起初，她断言“这种女人应该判死刑”，怀着愤怒的心情提审周模英。但随着对案情的了解，她看到了经济和亲情窘困带来的绝望，看到了犯罪的社会根源和时代悲剧。

在法庭上，作为公诉人，她淌着热泪，为被告人请求从轻处罚。“悲剧已经发生，无论什么惩罚都无法挽回被害人的生命、弥补被告人的罪过。但家中的孩子和老人依然等待她去照料，没有妻子和母亲的家庭即将崩溃。因此，综合全案情节、本案的复杂原因、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悔罪表现及其家庭的具体情况，鉴于被告人一直安分守己，克尽母亲的责任，其并非一个本性恶的人，只因一时冲动想不开才做了蠢事，公诉人提请法庭在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罚。”

有人质疑，杨斌为被告人求情虽是善举，但超越了公诉人的角色定位。处在舆论漩涡中的杨斌表示，“惩罚只是一个手段，拯救才是目的。”在杨斌的电脑桌面上，放着一张正义女神的照片—正义女神被布条遮住了明慧的双眼。她领悟到，正义女神之所以要蒙着双眼，“那是告诉我们，作为一名法律人，我们要学会用心灵去捍卫法律的尊严，用心灵去实现法律的正义。”杨斌认为，周模英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固然是法律的胜利，但人们不能漠视那些在社会底层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人群。

杨斌引用《悲惨世界》里的情节说，“它也不想这样，可上帝把它造成这样，这对于它来说，是何其的不幸，造物主又是何其的不公。对一个可恨之人也能生出悲悯之心时，我们就有了真正的宽容。”最终，周模英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此后，杨斌开始对这个家庭长达5年的救赎之旅。她五次去监狱探视周模英，四上江西，帮其家人解决难题，接她的两个孩子来广州度假。2011年在周模英出狱前夕，杨斌帮助这个飘泊的家庭申请了经济适用房，从而解决了周模英出狱后的后顾之忧。

“天祥关爱”

“您从那个苦地方出来，如果还有愤怒憎恨别人的心，那您真是值得可怜；如果您怀着善心仁爱的思想，那您就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还高贵。”——《悲惨世界》

2011年，杨斌离开了公诉岗位，调任反贪局预防处工作。她总结两个岗位的不同体会：一个务实一个务虚，一个具体一个抽象，一个练功一个养生，一个面对普通尤其是底层人群一个面对公职人员，一个针对个案一个针对制度，一个是现象一个是本质，一个是结果一个是原因，一个是现实的嫌疑人一个是潜在的嫌疑人。

“风动幡动吾心不动，该怎么活还是怎么活。”虽然不再是一名公诉人，但她对弱者的救助情怀依然如故。今年6月16日晚，杨斌了一条长微博，宣布发起“天祥关爱”的公益行动，用以救助刑事案件中陷入困境的当事人，救助对象包括被害人及被告人家属。杨斌将“天祥关爱”基金挂靠在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下。“天祥”是她父亲的名字，年初父亲拿出5000元钱，并告诉女儿，“你做得很对，也做得很好！”这5000元已经成为“天祥关爱”的第一笔捐款，同时也是启动资金。

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杨斌发现，近九成普通刑案的被告人和被害人都来自底层。他们没有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们的合法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抗风险、抗压力的能力极低，往往因某个微小的意外或事件介入，就沦为被告人或者被害人。长期以来，人们对刑案的关注多着眼于犯罪事实本身，着眼于惩罚而非救赎和宽恕。

“天祥关爱”基金的诞生，源于一桩刑案的发生。2008年，杨斌经办了一起杀人案：花都某工厂内，两个正直青春年华的男孩，来自同样偏远的乡村，同样贫困的家庭，在他们身上，是沉甸甸的母亲的希望，和家庭的未来。他们一起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挥洒着汗水，怀着同样的梦想。然而，悲剧毫无预兆地发生了。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在法庭上痛哭流涕，追悔莫及，承认“罪有应得”。他愿意赔偿，但一贫如洗。

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被害人家属提出抗诉，但杨斌认为，该案为激情犯罪，被告人认罪态度良好，不予支持。尽管被害人家属不认同这个判决，但他们还是平静地接受了，甚至连一句责问都没有。此后，杨斌一直与双方家庭保持联系。为了解被害人家属的生活状况，今年3月初，她专门去了海南，看到的情况远比想象的要糟糕。

“底层的人们相互戕害”，杨斌在公诉生涯中无数次感叹过这句话。一个刑事案件的发生，往往意味着两个家庭的崩溃和毁灭。如果没有外力的关注和介入，多数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及其家庭只能在命运的不幸轨道里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只有对贫困的刑事案件当事人进行有效救助，才能达到唤醒人性、消除隔阂、摒弃仇恨、修复社会创伤的目的。目睹了被害人家属的生活状况后，杨斌希望能够帮助这家人。但自己一人之力太渺小了，她决定成立一个基金会，从这起案件开始，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出一份力。“我发起这个行动，与其说是为这个不幸的家庭募捐，不如说是借此向这个家庭表达自己的敬意，因为他们用善良和美德克制了内心的报复冲动。他们告诉我们，这个社会还有这样美好的情感：宽恕与救赎。”

[杨斌笔记]

伟大的人都有两颗心，

一颗在流血，一颗在宽容

中国的刑事被害人和家属，是刑事诉讼中长期被忽视、被遗忘的一个群体；虽然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缺失使他们处于极为不幸和不公的位置，但“为了落实宽严相济、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政策，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对立，化解矛盾”，他们必须为中国的人权进程、社会进步作出牺牲。“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血还血，以命偿命”的本能正义，必须让位于“要惩罚也要救赎，要雷霆万钧也要春风化雨”的理性正义。然而，他们的无辜，该如何补偿呢？

我在无数个案件中目睹过被害方的痛苦不幸以及对死刑锲而不舍的追求。作为被害人一方，其痛恨被告人的情感完全可以理解，要宽恕被告人，则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毅力。诚如诗人纪伯伦所言，“伟大的人都有两颗心，一颗在流血，一颗在宽容。”

从海南回来之后，我决定要为这个特殊的被害人家庭募捐，进而从此案出发，开展对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家人进行关爱。这种关爱，不仅仅是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不仅仅是被害人家属，也包括被告人家属。“被告人家属”只是法律给他们贴上的标签，但我知道，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同样是被害人，他们同样不愿意看到悲剧发生，他们同样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

伯尔曼说“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我体会到，僵化的教条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退化为冰冷的机器，崇高的口号干枯的标本制造了无数的死魂灵。我不怕被人抨击为太感性太激情，相反，我为自己在经历了12年的公诉生涯和无数案子的历练之后，依然拥有对每一个案子，每一个人的激情和感性而欣慰和自豪。我不认为关注周模英，以及如周模英一样命运的人群，是丧失公诉人的立场。我相信，如果我们有勇气有力量去揭开伤疤，直面痛苦，我们的社会就必定会有希望，其意义，就如同一个病人能够正视自己的疾病，一个凡夫俗子能够正视自己的缺点，一个被告人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一样意义重大。

西方法学大师曾经说过，不管法律规范表现得多么严格，其背后必须以爱的理念为支撑。法律只有将仁慈作为义务，法律的公正才能真正得以实现。仁慈并不是放纵，仁慈更不是感情用事，只有一个拥有一颗质朴而高贵的心灵的人，一个有着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博大的悲悯之心的人，一个能够把目光投向比案件更深远的社会和现实的人，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人，才能够把朴素的个人同情心，放大成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对普通人的宽容和善待，即使是一个犯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