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平乐银山岭墓地出土的两件秦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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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本文通过对广西平乐银山岭墓地出土“孱陵”铜矛和“江”“鱼”铜戈形制特征的分析，判定两者均属战国晚期秦兵器。其次，在铭文内容释读、刻铭时间以及它们出现在岭南的缘故等问题，提出了与蒋廷瑜先生不同的看法。

[关键词]银山岭墓地；秦兵器；刻铭

1974年，在广西桂林平乐县银山岭墓地[1]4号墓出土铜戈一件，内平直，援上扬，援、胡、内均为利刃。内上一穿，阑侧三穿。内正面横刻“江”、“鱼”二字，字体为秦篆，笔画纤细。内背面亦刻有文字，但磨蚀不清。（图一、3）其形制特征与“十二年上郡守寿”戈[2]（图一、4）、“廿年相邦冉”戈[3]等铜戈一致，均属战国晚期秦戈。

另外，在墓地还采集到一件铜矛，通体宽扁，脊两侧各有一条血槽。銎扁圆，上有圆孔，近叶处刻“孱陵”二字，字体亦为秦篆。（图一、1）其形制特征与秦兵马俑一号坑铜矛[4]（图一、2）、江西遂川铜矛[5]等铜矛一致，均属战国晚期秦矛。

对于这两件秦兵器的形制、铭文及其所反映的历史背景等问题，蒋廷瑜先生曾专门著文研究，[6]笔者以为其中有些论点有待商榷，故撰此小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江”“鱼”铜戈

秦兵器上的刻铭，据陈平先生研究，戈铭较复杂，多刻铸造年份、官署名以及监者、工者等官职姓名，或吾、宜等置用地名。矛铭较为简单，多刻少府、诏事等官署名或广衍、高奴等置用地名。[7]

“江”、“鱼”均应是戈的置用地名。“鱼”，《春秋左氏传・文公》载：“唯裨、、鱼，人实逐之。”杜预注曰：“裨、、鱼，庸三邑。鱼，鱼复县。”鱼，即鱼复，为古庸国的县邑，在今重庆奉节。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国“其地，东至鱼复”。《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秦孝公元年时，鱼地已归属楚国。《史记・秦本纪》曰：“（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巫郡，楚怀王时置，中心在今重庆巫山，地辖鱼复。由此，鱼地又归秦国。“鱼”字在此之后所刻应无误。

“江”，蒋先生考证为“江国”，灭于楚穆王三年，此后江地归属楚国。《史记・楚世家》杜预注曰：“江国在汝南安阳县”，国都在今河南正阳县。笔者以为，“江”应为“江州”的可能性更大。《后汉书・郡国志》杜预注曰：“江州，巴国也”，又《华阳国志・巴志》云：“巴子时虽都江州”，可见江州曾为巴国的都城，其地在今重庆渝中。春秋时期，江州属巴国，鱼复属庸国。鱼复在江州东北，两者相距不远，均在蜀守张若伐楚的作战路线之上。而“江国”，远在东方，地属楚南阳郡，相去鱼复甚远。《史记・秦本纪》：“三十五年，……初置南阳郡。”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在楚南阳郡的基础上置南阳郡，时间较张若伐楚为晚。因此，“江”、“鱼”两字均在张若伐楚之后所刻的可能性更大。

二、“孱陵”铜矛

“孱陵”也应是矛的置用地名，文献中始见于《汉书・地理志》：“武陵郡，高帝置。……县十三：……孱陵”，其地在今湖北公安县，故楚都郢之南。《后汉书・郡国志》“武陵郡”下李贤注曰：“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蒋先生据上述文献推断，司马错攻取楚黔中后，秦置黔中郡；又因汉武陵郡为秦黔中郡，故孱陵此时便已属秦，从而认定该矛的铭文为此时以后所刻。而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于地，为黔中郡。”又“涪陵郡，巴之南鄙。从枳南入，折丹涪水，本与楚商于之地接。秦将司马错（由之）取楚商于地为黔中郡也。”涪水，即今乌江。由此可见，司马错是从乌江南下进攻楚黔中郡，而据考证楚黔中郡在今鄂西南、湘西北与东南的长江以南地区。[8]因此，秦军并未到达楚都郢南的孱陵。且秦是否设置黔中郡，[9]或即使秦设置此郡，但是否与汉武陵郡完全一致还存有疑问。因此，蒋先生的推断似不妥。据《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郢，即当时楚国都城，今湖北纪南城遗址，其南与孱陵紧邻，说明至此时孱陵方被秦国占领而并入南郡。此后，亦未见文献记载秦楚对孱陵的再度争夺。因此，该矛的铭文当为白起拔郢之后所刻。

三、秦兵器出现在银山岭墓地的解释

对于这两件秦兵器为何出现在岭南地区，蒋先生认为，“此一戈一矛应是秦军从楚地带到岭南战场来的，可能是西瓯人的战利品，也是秦对百越战争的物证”，并引《淮南子・人间训》中“（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的记载来说明这场战争之惨烈。对此，笔者亦不认同。

首先，秦兵器年代与秦对百越战争的年代不符。“孱陵”铜矛的年代当在白起拔郢之时，即秦昭襄王二十九年。“江”“鱼”铜戈的年代在张若伐楚之时，即秦昭襄王三十年，晚不过秦昭襄王三十五年置南阳郡。因此，这两件秦兵器的年代均在秦昭襄王时期。关于秦对百越战争的始年，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但据《史记・南越列传》：“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可以推断秦对百越的战争晚于“已并天下”，即秦始皇二十六年。另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在秦始皇巡游东方所遗留的琅琊石刻上曾述其疆域：“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北户”即当时对岭南地区的别称，说明秦始皇二十八年时，至少已经用兵岭南。因此，秦对百越战争始年晚于秦统一，最迟不过秦始皇二十八年。从秦昭襄王三十年至秦始皇统一，中间相差五十余年，两者的年代显然相悖。另一方面，广州罗冈秦墓出土一件“十四年属邦”戈。该戈长援上扬，长胡四穿，内中一穿，内敛上斜。内正面刻有铭文：“十四年属邦工（）蕺丞”十二字。此戈与长沙左家塘秦墓出土的“四年相邦吕不韦”戈等铜戈形制一致，均为秦始皇时期所铸。[10]（图一、5）因此，这件戈应为秦军对百越作战所用兵器。其与秦昭襄王时期铜戈的明显差别，当可以作为两者年代不符的佐证。

其次，银山岭墓地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极具地方特色，这两件秦兵器显系“舶来品”。它们均为秦国与楚国交战的遗物，缘何出现在岭南，实难以详究。平乐银山岭地处岭南山脉南麓，湘桂走廊东侧，北接楚地，既是战国时期南北交通的要道，又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因此，这两件秦兵器极有可能是从北边的楚地流传至此。

参考文献：

[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2]崔：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1977年第5期。线图摘引自：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288页，图II-2：15，并依据实物图稍作改动。

[3]周世荣：湖南楚墓出土古文字丛考，《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

[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54-256页。

[5]江西省博物馆、遂川县文化馆：记江西遂川出土的几件秦代铜兵器，《考古》，1978年第1期。

[6]蒋廷瑜：从银山岭战国墓看西瓯，《考古》，1980年第2期。

[7]陈平：试论战国型秦兵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310-335页。

[8]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9页。

[9]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7-440页。

[10]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东郊罗冈秦墓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8期。线图摘引自：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288页，图II-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