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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毕飞宇都市题材小说中的国民性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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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莎莎(1988-),籍贯为河南省焦作,现就读于西北大学文学院,专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即中国现当代文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毕飞宇都市题材小说是最接近新生代作家群的作品,然而他的这类小说并不同于其他作品单纯的平面化叙事以及欲望的极度膨胀化展示,作者不光将写作视角放在了最需要关怀的社会弱势群体之中,而且通过理性的价值判断深刻透析了现代都市人的生存困境,表达了作者对现代人的国民性思考。

关键词:毕飞宇 都市小说;国民性观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坛兴起了一批描写都市人生百态的作品,这些取材于最庸常的都市生活的作品透露出与八十年代文学创作截然不同的意蕴,自觉地与主流体制保持着疏离的姿态。作家本人也极力排斥“集体性经验”的文学观念,完全从个人化的生活经验出发,捕捉与阐释着现代人的生活状态。“新生代”就是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开放性概括,毕飞宇也被囊括在这一文学群体之中。但他本人并不认同自己属于新生代作家群,他曾直言道,“自己与新生代一点关系也没有”。

其实,纵观毕飞宇的创作历程,先后经历了历史小说、都市小说、小说三个阶段,只有九十年代的都市小说最接近新生代小说的特点。但与其他新生代作家不同的是,毕飞宇的都市小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平面化的展示之中,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娓娓叙述中,隐藏着作者独到的价值判断和深刻的理性思索。作者直击在现代物质文明冲击下的城市人的生存困境与情感缺失,观照着现代人在享受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同时其精神信仰却无处寄托的可悲境遇。国民性问题作为鲁迅先生倾其一生追求的事业在毕飞宇这里似乎得到了某种继承,虽然还远远没有达到鲁迅先生对国人劣根性炉火纯青的参透与鞭辟入里的批判,但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气质浓厚的作家,毕飞宇的小说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都市的繁华与肮脏,也照出了人性的善良与丑恶,而在这种观照之下,饱含着作者的启蒙主义期望和人文主义关怀。下面就以他的三部作品为代表,来分析毕飞宇小说中对国民性的观照。

一、对留守儿童的关怀和无知世人的愤怒

《哺乳期的女人》讲述了一个九十年代的中国小城镇——断桥镇的故事:在现代商品经济大潮的推动下断桥镇的居民对金钱趋之若鹜,纷纷外出打工,旺旺的父母便是这滚滚打工浪潮里的代表。他们虽能给儿子带来优越的物质生活但却无法陪在他的身边,从小就没有被母乳喂养的旺旺自然比其他儿童更缺乏母爱,更渴望母亲的乳汁,所以就发生了后来的“咬”事件。可是无知的乡邻却认为旺旺这孩子是学坏了,“好不了了”,殊不知他们的冷漠与刻薄扼杀了一个年仅七岁的儿童对母爱纯真的向往。

商品经济的到来无疑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善,可是对人性的善良却是一场灾害,人的肉体被丰富的物质产品包裹着,可人与人心的距离却逐渐隔绝。在小说里,旺旺是孤独的,因为没有人能理解他为什么咬惠嫂的;旺旺的爷爷也是孤独的,因为他从来不了解孙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甚至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因为人和人的情感没有沟通没有理解,精神的幸福与否是建立在金钱的多少之上的。每个人都成了冷酷自私的看客,在对一个幼小儿童的羞辱中得到暂时的娱乐,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他也被人嘲笑着愚弄着,而嘲笑他的人何尝不是一样的悲哀呢?在这里似乎更加残忍,因为人们嘲笑的是一个年幼无知的缺乏父母之爱的儿童,社会的发展使这些看客们的内心更加毒辣阴暗了,连弱小的孩子都不肯放过,这让人不寒而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物质产品越是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越是荒凉,物质条件越是发达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越是淡漠,社会的发展与人们精神文明形成了一个悖论的怪圈。这就是毕飞宇为我们展示的现代人生活的困境,作者并没有过多的批判小说中的哪些人,他的价值判断隐藏在字里行间。他从留守儿童旺旺的孩童视角出发,刻画了讽刺嘲笑他的世人的嘴脸,流露着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和对无知世人的愤怒。鲁迅曾经大呼“救救孩子”,而毕飞宇也在这部小说中重新呼喊着“救救孩子”,余音缭绕、经久不衰。

二、对空巢老人的关注和无情世人的冷眼

《生活在天上》这部小说同样讲述了断桥镇上人们的故事,操劳一生的蚕婆婆被大儿子接到城市里安享晚年,不料却事与愿违,一辈子生长在农村的她并不能习惯大城市的发达繁华、闹出了不少的笑话。大儿子虽然冷漠自私但是对母亲还算孝顺,想方设法让老母亲高兴,可也无法填补母亲来到大城市后内心的寂寞孤独。终于,重新在高楼里养蚕使得蚕婆婆找回了生活的希望,她原本就是靠养蚕供养五个儿子出人头地的,重操旧业让蚕婆对生活有了寄托和兴致。她视蚕如生命,视蚕如她的儿子,精心呵护着每一颗蚕宝宝。可不幸的是,当蚕快要吐丝的时候,蚕婆却意外的把钥匙落在了屋里,缺乏桑叶营养的蚕宝宝们没有完成最后的蜕变。

对于蚕婆婆来说,她的一生是圆满的、幸福的,因为一辈子的辛苦操劳换来的是五个儿子的功成名就,这是她最值得骄傲的。如果不是来到大城市,她还可以活在骄傲与满足中,可是城市的物质文明却让这位淳朴的农村妇女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了。物质的丰富不但没有给她带来享受的幸福反而更加孤独冷清,原本是为了颐养天年现在却成了痛苦忍耐。而她的大儿子更是被物质异化的典型,他虽有钱但冷漠自私,不相信感情。他的婚姻观是:“结婚是什么?就是找个人来平分你的钱,生孩子是什么?就是捣鼓个孩子来平分你余下来的那一半钱。”甚至发出“只要有钱,夜夜我都可以当新郎”言论。

在毕飞宇的都市题材小说中,城市是一个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世界,但更是一个使人异化的存在,在这里可以看到人望的极度张扬,也可以感受到被现代性带来的极度空虚和迷茫。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在改善人的生存条件的同时又使人陷入被物质蒙蔽和割裂的生存困境。在都市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物质对精神造成了硬性挤压,这种现代化的膨胀过程也是人性和生命不断被侵吞的过程,物质与精神产生了尖锐的对立。蚕婆的大儿子便是这类被物质侵吞掉爱情和友情的人,爱情和婚姻在他这里成了对他财产的巨大威胁,妻子和孩子变成了掘取他钱财的强盗,感情在他的世界里毫无价值可言,除了对母亲还算温情以外他怀疑和否定一切感情,他作为人的所有欲望已经被金钱深深异化了。毕飞宇在对这类被金钱物化的现代人的冷眼观照中完成了他的国民性批判,这便是他的小说启蒙力量的所在。

三、对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物命运的观照

毕飞宇与新生代作家最大的不同,就是选择了关注从农村走入城市的人物的命运遭遇,他更多的是以乡村和自然健康的人性为或潜或显的参照,观察、思考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对人的身心的冲击和影响。八十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中国的城市呈现了高速发展,其经济发达程度远远优越于农村,城市的繁华相对于农村的简陋形成了巨大的诱惑,引诱着无数拥有着城市梦的农村人。《家里乱了》中的苟泉就是这样的人物,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城里的大学,分配工作时又留在了城市,结婚时更是把找个城市老婆定为首要准则,最后如愿娶到了城市女孩乐果。可是,表面上的顺利和风光并不能掩盖苟泉作为农民出生的自卑感,他甚至不愿意去妻子家,因为“一到乐果的家里,苟泉就想起自己是乡下人了”。甚至最后妻子为了追求更高的物质生活,做了小姐,他也选择了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连离婚的勇气都没有,真不愧是“苟全性命”!

小说中,苟泉作为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乡下人的自卑感,以及小市民的习气处处显露,他敏感、胆小、懦弱又踏实、自尊,他不是没有能力改善经济条件却是碍于面子不想让学生们知道自己在外面代课。从农村走向城市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开始摆脱农民身份,或通过打工,或通过求学来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如此之飞速不光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好政策,也在于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解放思想,勤劳奋进,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农民更像是一种文化身份而不是阶层身份,这种称谓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轻视,而越来越多的农民正是为了改变这一身份而努力奋斗着。然而要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又何尝容易,称谓可以随着身份的改变而改变,但生于斯长于斯的血脉是改变不了的。城市的物质极大丰富诱惑着每一个拥有物质追求的人,但同时也侵蚀着追逐它的人,在与物质文明的对抗中,人的精神在不断地被挤压甚至变形。欲望的膨胀会摧毁原本坚定的信念,最终人性会屈服于物性,而人自身的发展又将往何处去呢?金钱可以腐蚀人的肉体和信念,物质可以摧毁人的尊严和感情,那么作为人自身还有什么是不能被异化的呢?人的欲望越多人就越不像人本身,而是各种欲望的附属品了。像苟泉一样苟活于世的人还有很多,苟泉也只是沧海一粟罢了。苟泉的双重身份也许总是在不经意间撕裂着他的人格,使他成为了虚伪窝囊的农村人和胆小懦弱的城市人。毕飞宇在对苟泉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中完成了他对这类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青年人的观照和判断。

“观照”本身源于佛教用语,指静观世界以智慧而照见事理,在毕飞宇的小说中这种充满智慧性的观照随处可见。虽然作者描写的大多是无力左右时局的小人物,可是这些最平常的人生却往往充满了命运的惊涛骇浪,经过岁月的风起云涌之后,沉淀下来的是人性中最可贵的执着与坚守。尽管作者一再强调“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做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不是‘典型’的那种,而是最朴素的,‘是这样’的那种”,但他在小说中建构的现代世界中边缘状态的人生足迹已经表明了作家与现代性逻辑形成的启蒙张力。也许文学作品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民性问题,但是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却因为有了文学家的冷峻审视而更加完善,这不光是某个作家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M]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

[2]毕飞宇:生活在天上[M].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

[3]毕飞宇:家里乱了[M].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

[4]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董之林:“身上的鬼”和“日常的梦”—关于毕飞宇的小说[A].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