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蒋没理由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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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那年,我的父母离婚后,父亲为了换个环境调动了工作,于是,我跟着他来到了这所职工大学｡一辆卡车拉着我们的全部家当咣当咣当地进了校门,还没停稳,传达室里便蹿出个看样子跟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子来,兴奋地冲四周叫道:“快来帮忙呀,又搬来了一家呦!”我当时就“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正是午休时间,校园里一个人影都不见,他的样子和口气仿佛周围有好多人似的｡然后他就积极地爬上爬下搬这搬那,太重的东西他也抬不动,但轻的行李他一只手恨不能提好几个,瘦小的身子夹在那些包包裹裹中间,显得他越发地像根顶着个大脑袋的火柴棒儿了｡他一边忙活,一边嘴巴不停地问我这问我那,当得知我比他小一岁时,他的表情一下子神气起来,努力挺了挺胸脯,大声地说:“那我就是哥哥!叫我小蒋哥哥吧,放心,以后哥哥会罩着你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小蒋哥哥并不是哪家的孩子,而是学校的职工!这所开办不久的学校刚筹建的时候,从外单位调过来了一个木匠,一天中午,他可能是觉得有些乏了,就到校外的小饭馆要了两个菜一瓶二锅头,谁知喝着喝着就一头趴在桌上了――是心肌梗塞引发的猝死｡他老婆抱着三岁的女儿､领着十四岁的儿子从山西老家跌跌撞撞地赶来奔丧,校方对这一家人的不幸很同情,可是这事跟工伤怎么也挂不上边,没法儿给他们享受长期抚恤金,于是就依家属的要求让他的儿子――十四岁的小蒋顶替父亲的编制在学校工作｡那时还是情大于法的时代,要搁现在,这就是非法使用童工｡这么小的孩子能干什么呢?学校照顾性地让小蒋帮衬着看看大门送送信件报纸什么的｡
学校的老师们都挺喜欢他的,都觉得他真是个懂事的孩子――他在食堂打饭时什么菜最便宜就买什么,省下来的钱都寄回老家,起初是寄给妈妈,后来妈妈把妹妹丢给爷爷奶奶自己改嫁了,他就改寄给爷爷奶奶｡
我们家对门的张老师有一个跟小蒋同岁的儿子,他的个头蹿得很快,张老师就把他小了的衣服给了小蒋,小蒋那个高兴劲儿呀,他对着镜子一件件地比画着,又仔细折好了收进箱子里,从此把张老师改口叫“张妈妈”!
我们家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父亲嫌吃饭的气氛不热闹,有时就把小蒋喊了来｡记得他第一次来吃饭的时候,父亲将一只酱猪蹄硬塞在他手里,他一开始还不好意思,推推托托地说些客气话,坐在旁边的我就把猪蹄往他嘴边一送,他突然以电影里快镜头的速度把那只猪蹄啃成了几块白骨,然后带着感激的表情冲我父亲说:“好好吃!好好吃!”从那以后,小蒋把我父亲也改口叫了“李爸”!
我说你这人怎么乱认爸妈呀,他很认真:“应该的,应该的,所谓衣食父母不就是说给过你衣服穿给过你饭吃的人,就好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吗!”我有点好笑,说:“你牵强附会什么呀!衣食父母是指生活所依靠的人｡”不过,心里竟有小小的触动,没想到那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帮助在他心里居然有这么重的分量｡
过了几天,小蒋来向我借上学期的课本｡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上次你都笑话我没文化乱用词了,我想了想,怎么着咱也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里上班的,总不能一直做个没文化的人吧!”就这样,小蒋总是在自学我上一个学期的课程,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反正学校里哪一科的老师都有,小蒋就逮住谁问谁｡
在我高一上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晚饭后,小蒋笑眯眯地来了:“梅梅你知道吗,我也初中毕业了!”原来,他自学完初中课程之后,找了一套毕业试卷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好,又央求各科老师给批改了――每门课的分数都很高!我说:“可是,考得再高也没有学校给你发毕业证啊!”小蒋有点不好意思地搓搓手:“所以我才来找你嘛……”他把我的毕业证拿了去,把他的照片盖在我的照片上面,又用纸条遮住我的名字在上面写了“蒋文斌”,这样复印了之后做了一张假毕业证｡
我又是笑又是摇头:“你以为人家会相信它是真的呀!”他把它宝贝一样捂在心口,低声说了一句:“我又不是要蒙人,我留着给自己看哪｡”我一下子笑不出来了――是啊,他不过是个大我一岁的孩子,要像大人似的上班,像大人似的养家,像大人似的业余自学,却无法得到对我们来说都不以为意的肯定,以这样的方式给自己一点肯定他就激动成这样儿,相比我们,他是太容易满足了｡
转眼间我们都大了,我们之间不再嘻哈笑闹,小蒋因为已经工作了好几年,比同龄人要成熟许多,也不好意思张口闭口“张妈妈”､“李爸爸”地喊了｡我上大学前,他坐在我对面,仔细地抚摩着我的录取通知书,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却没有说一句话,我以为他还会跟我借高中毕业证再造个假证,但是他没有｡
后来,学校的几个老师觉得小蒋学得确实很扎实,以他的成绩应该能上大学,于是就想方设法让他参加高考｡可是,他拒绝了,如果他去上学,不仅没有工资还要花钱,那爷爷奶奶和妹妹的生活怎么办呢?
不过,小蒋也并没有放弃｡第二年,他开始参加会计专业的自学考试,为了省钱,他没有上任何辅导班,硬是自己抱着书啃,好在身处大学的环境里,实在弄不懂的话总是可以找到人问｡等我毕业回家乡工作的时候,他也拿到了大专文凭――一张真正的国家承认的毕业证｡之后,他调到学院的食堂做会计｡
这时,小蒋已经二十四岁了,工龄已满十年了,可是,他工资本来就不多,大部分还寄回家了,所以没有什么积蓄｡热心的叔叔阿姨给他介绍了一批又一批的对象,均以人家嫌他穷而告吹｡小蒋下定决心要挣点钱,他倾囊购置了一台小型面包机,跟领导申请允许他把做的面包放在食堂里卖,食堂按销售额提成,领导一看,总不能让人家孩子娶不上媳妇吧,就说只要你不影响正常工作就行｡
自此,他凌晨三点半准时起床烤面包,六点半送到食堂,七点多就该上班了｡幸亏他是个苦惯了的孩子,还笑哈哈地打趣说这叫半夜起来烤媳妇――烤一次面包就离娶媳妇近了一步｡
他的面包分量足火候到位,再加上又常常变花样,所以很受学生们尤其是女孩子们的欢迎｡有一段时间红薯大量上市,价格跌到了一块钱三斤,小蒋就买来红薯,切成丁放进面包里,这一创意在女生们中间简直是好评如潮!我也尝过,味道确实很好,亏他想得出来｡
2000年,学院开始面对高中应届毕业生招收职教生｡这帮职教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礼仪班的女生们,她们全是高挑窈窕,训练时穿着点缀了淡雅梅花的紫红色旗袍,真是校园里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其中有个活泼朴实的女生因为爱吃小蒋的面包,常常去他的单身宿舍帮着做点零碎的活儿｡这姑娘的小名儿也叫“梅梅”,为了跟我这个大“梅梅”区别开来,小蒋把她称作“小梅梅”｡
谁都能看得出来,小梅梅对小蒋有那意思,她总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接近小蒋,还有她看小蒋的眼神――用张爱玲的话说是“很欢喜很欢喜”｡我想,小蒋吸引她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男孩子大多因娇生惯养而多少有些阴气､娇气,而小蒋的坚忍和责任感就显得比较突出吧｡小蒋也喜欢小梅梅,但总是怕小梅梅看不上自己而迟迟不敢表白爱意,最后,小梅梅一着急主动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后来,我从小梅梅口中得知,在她对小蒋说出“我要跟你好”这句话的时候,小蒋张口结舌了一阵子,突然看看面包机又看看小梅梅,且惊且喜:“还真的烤出媳妇来了啊!”
但小梅梅的父母极力反对他们在一起,他们觉得,以女儿的条件,找个或有权有势或大富大贵的婆家不成问题,小蒋不仅没有依靠还要养活爷爷奶奶和妹妹!可小梅梅在婚姻大事上却坚持自己的想法,终于,他们无可奈何地采取了非暴力不认可的“软反对”态度｡
小梅梅毕业工作后,曾经想要背着父母跟小蒋把结婚证办了,小蒋说:“还是先争取让他们接受我们俩吧,有爸爸妈妈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可不能伤他们的心｡”
于是这事就这么拖下来了｡
2003年,学院在教师中也实行了末位淘汰制度,有七八个教师最终下岗了,他们的情绪都很低落,而且对学院来说,这批人的安置成了一个难题｡这时,头脑活络的小蒋毛遂自荐,向学院领导提出了一个建议――在食堂下设一个自负盈亏的营养配餐中心并吸收这些下岗的教师,名字就叫做“园丁营养加油站”,这样既能增强学生们对该中心的信任(学生们总是比较相信老师的),又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这些教师的面子｡并且,他愿意立下军令状承包这个“加油站”｡
校领导觉得似乎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就同意让小蒋试试｡于是,小蒋成了“园丁营养加油站”的经理｡
我曾经非常担心没有管理经验的小蒋会出师不利,但事实证明我是多虑了｡小蒋可能是由于长期的锻炼,在困难面前总能找出方法来,而且,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虽然都是教师队伍淘汰下来的,但还是有一定的素质和水平的,他们推出适合各个时令的汤粥､药膳,学生还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定制生病(比如感冒)期间的配餐､减肥期间的低卡路里营养餐等,五花八门｡他们的生意很火,不但在学生中是一片叫好之声,连教职工也都成了常客｡
如鱼得水的小蒋经理现在越发地神气而自信了,小梅梅的父母也逐渐接受了他｡
前几天,我遇见小蒋,他喜气洋洋地说,他的婚期已经定了,就在今年的十一｡
我真替他高兴,说:“小蒋哥哥,苦了这么多年,老天终于青睐你了｡”
“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一直都觉得很有福气｡”他侧过脸来看我一眼,“我的命一直都挺好的呀｡”
“你以前的命还叫好?”我诧异地问｡
“你看――”他扳着指头细数起来,“我十四岁就有了这么好的一份工作,可以养家了,这不是福气是什么?虽然没有父母的呵护,但是有那么多的叔叔阿姨关照我,生活上,我吃过百家饭穿过百家衣,学习上我有百家师,我想这百家爱的总和恐怕比正常人家的孩子所享受的父母的爱还多吧?二十九岁的人工龄可以有十五年,除了战争年代红小鬼出身的老革命怕是就数我了吧……我遇到了小梅梅这么好的女孩子,而且她还这样爱我……甚至别人的下岗都成了我的机遇,老天是不是特别偏爱我呀……”
他一桩桩地数下来,忽然发现十个指头不够用了,他笑着放下了两手:“这福气还真是多!”
我久久地看着他洋溢着幸福的脸,是啊,小蒋怎么会不幸福呢?一个人只要乐观､感恩､惜福､努力,幸福就一定会伴随在他的左右,小蒋哥哥,他没理由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