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城市化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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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国做农民

我在美国居住的小区有一对中国老夫妇，酷爱种菜，春天一到，就开始忙着泡种、搭建温室、培育菜苗，还热心地将菜苗分发给很多中国家庭。这对老夫妇原本跟着父辈，早年从国内闯到了韩国，后又从韩国到了美国。我常感慨，二人辗转了几个国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现在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务农了。

这里的华人社区，有很多家庭像这对老夫妇一样，在自家后院种菜，我自己也是。虽然收成总是不佳，倒也乐在其中。我在网上写到此事，有读者反馈道：“自家屋后种菜？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这么干的，要看每个人的背景，如果你不是农家子弟或者小镇长大，不会这么干。”似乎是我给在海外的中国人抹黑了――只有来自国内的乡巴佬才会干这种事。

这个判断完全错误。至少在我们这个小环境里，种菜的顶级发烧友反倒是一些原本来自城市的中国人。他们可能以前从没干过农活，倒是在美国的环境里，培养出了很多农民的习惯，比如看天气下种、计算日期等。另外，那位读者的价值取向也大有问题。干一些农活，在这里没人觉得不正常，一个菜种得好的人家，还有很多人羡慕，这不过是一种家庭园艺活动，为什么有人觉得是见不得人的事呢？看来，几十年的心理暗示，已经让人们对“农民”这个标签，以及任何与农业有关的事情，都“避之犹恐不及”了。

关乎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实体问题，也是概念问题、心理问题、潜意识问题――这是我在观察中美两国乡村生活后的发现。

美国的“二元”结构

俄克拉荷马是美国的农业州之一，我们所在地区若放在国内，就应该属于农村，或者说是“城乡结合部”。在路上开车，偶尔还能看到一片有牛和马的牧场。这里离俄克拉荷马城20分钟左右，属于“卧室社区”――很多人白天在城里上班，但生活在乡下，呈现出一种有趣的“二元结构”。

这里的中产阶级和富人阶层，不少住在环境更优美的郊外；反而是赤贫的人大都住在城内。从资源分配上看，由于郊区富人多，纳税充足，这里的学区远远好过“城里”。光看外部环境，郊区和乡村的空间更为开阔，绿化覆盖率更高，而学校、图书馆、公园这些基础设施，基本上是城市有的，乡村也有。至于生活上的便利，比如水电、家用电器、通信设施等，常被国内游客讽为“鸟不下蛋”的偏僻之地也一应俱全。

由于基础设施大同小异，美国很多地方到底是农村、小镇还是城市，无法准确判断。很多郊区小镇，如雪城郊区的利物浦、亨廷顿郊区的巴伯斯维尔，都叫“村”（Village)，却又是附近经济、教育最为发达的地方。我现在生活的地方叫“埃德蒙市”，事实上不过是一个小镇，但如上所述，它的教育条件远好过俄克拉荷马城。

在这里一个人是不是农民，不但无关紧要，也很难判断。前几天，我问一个教授暑假准备去哪里，他说暑假不出门，得照顾自家农场，这位老兄出门是教授，回家就是农民。另一位工程系教授，家里也有个大牧场。由于俄克拉荷马幅员辽阔，当年的“圈地运动”中很多人家积存了不少土地，但由于后来的子孙职业选择比较多元，就逐渐形成了维持一个农场，又从事其他职业的奇特现象。由于有土地费用和地产税，外加耕作机械化，一般人没几个钱，还做不成一介农夫。

这也是美国多年来，没有强制人为的城乡划分，任其自然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比较和谐和常态的城乡共存关系。

如果说俄克拉荷马是一个农业州，这种现象还不具普遍性的话，笔者曾生活过的纽约州，也一样是乡村和城市同步发展，并驾齐驱。上州的农业、种植业发达，下州的“大苹果”纽约城则拥有华尔街和时报广场；纽约城未曾阴谋将上州“去城市化”，而上州的人也未必羡慕纽约城的忙碌和拥挤。换言之，在美国，农民多半是一种职业，乡村生活是可供选择的多种生活方式之一，当然也有城里人对选择农村生活的人颇有微辞，但乡下人也尽可以对“城市老鼠”加以挖苦。

美国的乡村和中国的乡村，不是一个概念，二者不具备可比性，但正是这种可比性的缺乏发人深省。为何在美国，住在乡村或是来自乡村，不过是一种职业、生活方式的选择，而到了中国，来自乡村就成了一种身份象征呢？

作为概念的乡村

在中国，人们之所以要摆脱“农民”的身份，是因为在集体潜意识里，“农民”已成了二等公民。一个乡村的家长嫁女，明明男方家里有房子，却非要莫名其妙地让他在周边小镇买房，而小镇未必就有她女儿的生计，他们未来的女婿，可能还得费力地骑着摩托车起早歇晚地从小镇回去干农活，这又是何苦？在我的故乡，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农村人模仿小镇的生活方式；小镇的人又模仿小城市的生活方式；小城市的人则模仿大城市的生活方式。这一层又一层的拙劣模仿，最终被商家利用，一些劣质产品，先是在大城市出现，过时后便开始转战小城、农村。很多时候，这种传播也是借助于“城市优于农村”的心理暗示。

由于这种扭曲的二元分割成为常态，当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发现”隐居深山当农民的北大博士王青松夫妇，媒体和社会的吃惊程度不亚于发现外星人到了上海外滩。此事之所以激起波澜，皆因在中国，乡村是用来“逃离”而不是用来“投奔”的。

我在一个小村长大，以后到小城市芜湖上大学，再到中等城市南京读研究生，毕业后又去了大城市深圳和上海，接着又跑到美国，从新英格兰地区到阿帕拉契地区，再到而今的南方乡下。这么一圈走下来，我觉得人生若再来一次的话，还是宁可生在农村。

农村生活对一个人的成长而言，是一种比较完全的预备。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春日满目的青翠、秋日山间的绚烂；可以在紫色苜蓿地打滚，躺在竹床上仰望夏夜的星空；可以在麦地摘个麦秆，抬头吹着豌豆看着它的蹦跳，在田野干活时听农夫的山歌；在红白喜事的宴席上听人谈天说地……乡村生活虽然艰苦，却有一种不可取代的趣味。乡村的成长，能让人更容易和大自然产生亲和关系。

可惜现在当人们说到乡村时，想到的总是苦大仇深，觉得农村生活是一个可以去俯视、去同情、去改造或是去鄙视的生活形态。如果不幸落到了农村，比如上山下乡，那么回忆时便将其视为人生的伤痕和青春的失落。而这种普遍的社会形态，又折回来影响农村人对自己生活形态的认知，让他们无从欣赏自己生活中的馈赠。

发展的陷阱

之所以在乡村的概念里只剩下了发展，这和多年来的人为扭曲不无关系。这种概念的贫瘠，是和乡村实体的相对贫困和资源分配的人为不公联系在一起的。

1949年后，我们强制建立起城乡的二元结构，拆东墙补西墙，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发展工业和城市。在这种阶段性集体发展结束后，甚至在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主要经济体后，并未完全放弃这种一边倒的政策，废除被无数人斥之为“万恶”的户口制度，反哺农村，纠正先前的错误，而是利用“城市化”对农村进行二次掠夺。

近些年我也曾返乡看看，印象中那“玫瑰色”的乡村正慢慢消失，乡村正在陷入新的凋敝。我问在故乡当老师的二哥，农村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他总结了如下几点：一是土地的商业开发，牺牲了农民赖以生计的粮食用地，水资源缺少保护，威胁饮水安全；二是农村人口的“三八（妇女）、六一（儿童）、九九（老人）”化，种粮青壮年奇缺，粮食早已不能自给，粮食安全不保；三是环境污染严重，特别是方便袋、化学制品包装的泛滥，使农村人的健康状况变差；四是结婚、生孩子、死人、生病等大事高消费及攀比成风，以致不少农民再次贫困；五是城镇化后，农村普通家庭的子女上学难、择偶难、住房难。

这诸多问题，首先还是资源的分配不均。比如儿童的上学，城市和乡村在资源分配上有天壤之别。这种种资源的匮乏和机遇的不公，继而又在进一步深化城市优于农村的集体潜意识，导致乡村找不到合适合理的角色定位，比如高消费和攀比，这未尝不是对于城市生活方式的模仿。传统的农民是不会这样的，大家只会就菜下饭，量体裁衣。在所谓“城镇化”的风潮中，我小时候上学的小学现在被拆了，崇山峻岭后，也有不少附近的小学被拆。一些山里的孩子一下子就失去了就近上学的机会，家长不得不跑到十几、二十里外的镇上租房子，或者干脆去买房。在我们的农村老家，这倒是新鲜事，但租不起、买不起的怎么办？脱离了土地进镇里找不到生计怎么办？

我对我的乡亲们太熟悉，他们一定是先责怪自己没本事，没法在镇上买房子，而不会先想到政策的折腾本身是考虑欠周的。教育本来就是为了这些青少年的，怎能反倒将他们的利益摆到末位？这么做的动机，李昌平先生曾撰《警惕以教育推动城市化》一文，指出有关领导这样那样的考虑，其实都是变着名目在推动城市化。“只要把教育园区办起来，把全县（市）的好老师集中到教育城来，全县（市）的多数孩子就不得不进城读书。孩子进城了，家长怕孩子学坏，家长也得进城‘陪读’。老师进城了，孩子进城了，家长进城了，县城(市)的房地产就自然火起来了”，原来真正的猫腻，是“教改搭台，经济唱戏”。这种经济发展，最终得到好处的是当地政府，而不是农民自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强取豪夺。这反映了某些部门本末倒置，为了管理和协调的方便，削足适履让人去强行适应，而无视千家万户的生计。

多年补贴后，城市本应反哺乡村，可以建设乡村的基础设施，提供各种机遇，让农民愿意留下来，在农村开拓一番天地，不再挤向城市。但如果机遇的不平等继续下去，如果资源的投入继续向城市倾斜，如果对乡村继续索取奉献，人口势必还会继续流向城市，造成高房价、入学难、就业难等更多的问题。

我想，最好的办法是把乡村还给乡村，而不是把乡村捆绑上城镇化的战车，进行新的折腾。在这一点上，我希望能借此文抛砖引玉，让大家想一想乡村目前蕴涵的和本应蕴涵的一切。在盲目城市化的过程中，但愿有人会停下来质问一声：谁稀罕城市化，不城市化行不行？何不创造条件，让乡村继续做乡村，做更好的新型乡村？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