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骚》中的修辞看屈原的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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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以“同乎风雅”四字评论过《离骚》，接着又指出：“故能气往铄古，辞来切今，惊彩绝艳，难与并能矣！”《离骚》能有如此高的艺术评价，这与其中运用的大量的修辞手法是分不开的。而且《离骚》作为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抒情长诗，是屈原个体心灵、情感、愿望的真实写照，诗中流露出了诗人独特的审美价值观。本文就是通过对诗中三种主要修辞手法（譬喻、比拟、借代）的分析，来探讨诗人的审美观。

【关键词】《离骚》；修辞格；审美观

《楚辞》是战国后期产生于楚国的一种新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崛起的又一座文学高峰，开创了我国文学的新纪元。而《离骚》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离骚》乃屈原所作，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宏伟壮丽的抒情长诗，表现了诗人“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深沉执著地爱国情感，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离骚》被赞颂为“我国最早的象征文学”、“我国神话文学最高的准则”、“中国唯美文学至上的典型”。

《离骚》是中国古代乃至世界诗史上最伟大的诗篇之一，它有如此高的艺术成就和文学地位，与其中运用的丰富的修辞手法是分不开的。那何谓“修辞”呢？“修辞”一词，从《易经・文言》上有了“修辞立其诚”这句话后便经常连着用了。现代修辞学中的学者认为，所谓“修辞”，从狭义上讲，就是对文辞的修饰；从广义上讲，就是对语辞的调整或适用。也就是说，如何“刷饰”、“藻绘”或调整安排语言的形式，以使它既能在追求语言文学的通达上达到最佳效果，又能在表情达意上激发读者的共鸣，达到双重效果。根据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一般都是需要从“修辞”具体到“修辞格”来研究文学的。这是因为辞格的运用能使文章具有特殊的风格，而且能使文章活泼生动、具象。辞格或称辞式，一般认为辞格是语言中运用的修辞形式或手法。

陈怡良教授说过“没有《离骚》，岂识屈原。”屈原的《离骚》体制宏伟，全文93节，每节四句（自朱熹《楚辞集注》以来，即以四句为一节），其中末章“乱辞”为五句，共三百七十三句。朱熹注“赋也”的13节，注“比也”的12节，注“赋而比也”的11节，注“比而赋也”的57节。在诗中，屈原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例如：譬喻、比拟、借代、双关、复叠、映衬、讽喻、示现、设问、错综等。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集中反映出了诗人异常丰富的心灵、情感和个性，突出体现了诗人独特的审美观。本文主要通过讨论《离骚》中譬喻、比拟、借代这三种主要的修辞手法来探讨屈原的审美观，走进诗人的美学世界。

一、君子人格之美

《离骚》中运用的大量的譬喻象征手法，所折射出的都是屈原高尚人格的光辉，反映出了屈原对美的追求。

关于人的美，“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所看重的人格美的两个方面是“内美”和“修能”。《离骚》中大量运用的香草意象，都是美好品德和君子的象征。诗人在文中大量的佩芳，既是内在美的表征又是外在美的显示。这些都体现出了屈原关于君子人格修养的美学思想。屈原对于美的看法，吸取了儒家理性主义的美学，屈原在诗中处处强调外在美与内在善的统一，这点与孔子的“文质彬彬”说极为相似。而且屈原更注重的个体内在的品质，屈原的“内美”与孔子的“里仁为美”、孟子的“充实之谓美”和“仁义之心”实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指道德品质的善良和诚实而言，不过指导思想却有所不同。孔孟的道德观是以唯心论的先验论作指导的，认为人的品性是先天就具备了的；屈原的道德观念不同， 是以朴素的唯物论作指导的，屈原把这种善和美看作是后天努力修养锻炼的结果，这又与荀子强调的后天“修为”说的思想一致。如“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从这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兰芷、荃蕙本性芬芳，但由于“不好修”之故，最后变成了难闻的萧艾。这正是屈原所说的除了“内美”之外，还要“重之以修能”。

二、想象瑰丽之美

《离骚》从第32节开始，为我们展现的就是一个诗人自己幻想的世界。屈原的想象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空前地展示了人类心灵所具有的那种超越古今、贯通天地、融汇万物的自由本性。他的想象是物理时空与心理时空交混使用，扑朔迷离。屈原的想象极为丰富，因为受楚国巫术神话的深刻影响，在《离骚》一文中涉及到的神话人物就有：羲和、望舒、飞廉、雷师、丰隆、宓妃、高辛等；涉及的神物有：飞龙、凤皇、蛟龙、鸾皇、玉虬等；涉及的神话地点有：苍梧、昆仑、不周、西海、赤水、流沙等；涉及到的历史实有的人物有：尧、舜、周公、夏桀、商纣、羿等。另外，屈原还运用比拟的手法，将大量的花草、乔木、鸟类、云霓等自然物拟人化，这就为我们构成了一个似真似幻、似实似虚的艺术社会，表现出了强烈的浪漫主义气质。在诗中，诗人那奇艺华美的丰富想象将神话与人事、人类与自然融为一体，广泛运用借代手法与比拟手法，为我们创造出了一个奇异瑰丽、灵动变幻的艺术境界，正如鲁迅所说：“较之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离骚》较之《诗》更为突出地强调了对审美和艺术具有重要意义的两大因素：想象和情感。

屈原“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创造了“既鲜艳又深沉的想象和情感的缤纷世界”。诗人在诗中巧妙地运用譬喻的手法，创造出了“香草美人”的象征意象群，形成了一系列诉之于情感和观照的审美意象，具有极大的感染力。运用借代的手法，将具体事物与抽象事物相互代替，使诗歌语言更加形象生动，展现了“惊彩绝艳”的想象世界。运用拟人手法，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让一切无知无情的草木鸟兽通过拟人化而具有了生命，充满着情感色彩；把神话中的神灵和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加以复活，叫他们为自己服务。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不仅使诗人寄寓其中的思想情感得到充分的抒发，而且增添了诗歌的美学趣味，使诗歌具有感人肺腑的艺术魅力，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这篇作品把“个人的身世，国家的命运，变成哀怨与愤怒，火浆似的喷向听众，炙灼着、燃烧着千百万人的心。”这也是《离骚》这部作品的审美价值之所在，屈原的审美观得放异彩的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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