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建筑地域性表达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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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中国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城市，除当代首都的政治地位外，其850多年的古代都城史也为这座城市留下了大量不可磨灭的物质和精神遗产。21世纪以来，北京无论城市格局还是建筑，都以日新月异的速度更新，近年来很多新建筑具有国际建筑师设计背景，运用了新材料、新技术，结构形式特殊，空间和外部形式也勇于创新。全球化带来了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机遇，然而人们仍期冀建筑在融入这诸多新东西之后，仍具有北京的地域特点。
地域性缺位
现在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建筑地域性的表达不应仅限于形式，更应在内涵中体现。然而，这种理想很多时候还不能成为现实，虽然在全球化越来越强的作用下，很多建筑在表达上抛弃了“过时”的“形式表达地域性”手法，但仍无力在“内涵”上有所突破，因此造成地域性缺位的现象。这种现象或多或少地表现在一系列国家级重大项目的竞标建设上，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堪称中央电视台新台址CCTV 办公大楼。
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位于北京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以东，属于北京中央商务区（CBD）的核心地带，邻近国贸、嘉里中心、京广中心等商务写字楼，总建筑面积约55 万平方米。新台址方案于2002 年开始设计招标，同年底确定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建筑师库哈斯的方案为中标方案，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国内设计合作单位配合施工图设计。
CCTV 大楼从设计方案公布至2008年竣工的6年间，惊叹和批评的声音始终相伴。CCTV 大楼的“Z 交叉”方案不仅成为了建筑界的热门话题，也成了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尽管从结构到形式的怪异和复杂令各种评论纷至沓来，但几年间在CCTV大楼巨大、奇特、不同寻常并逐渐清晰的面貌渐成事实的面前，国情、传统、继承这些声音已经不堪一击，无力地被淹没在现代、挑战、革新的声音中。有专家表示，这是一个不卑不亢的方案，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无排他性。作为一个优美、有力的雕塑，它既能代表新北京的形象，又可以用建筑语言表达电视媒体的重要性与文化性。方案中标主要来源于4方面的好评：代表了“新北京”的形象；表达了中央电视台媒体的特性；结构方案有创造性；代表中国建筑史的新里程。然而，批评的声音更猛烈、更广泛，也更持久。在建筑上的批评集中在以下两点：造型怪异，超出结构、经济理性限度；诠释的“新”北京形象有标志性，但和“旧”北京没有关系，这两点分别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提出了此建筑地域性的缺失。
对此，库哈斯及其设计团队有所解释。针对批评中关于物质层面上“经济、结构不合我国国情”的第一点，库哈斯的助手赵亮说：“CCTV 大楼对城市空间有很多考虑，它代表北京21 世纪的新标志、新形象，代表一种能够向世界表明的态度，我们欢迎一切创新。”对于精神层面上建筑的标志性和“旧”北京没关系的说法，库哈斯不承认CCTV大楼具有很强的标志性，如果CCTV大楼会成为一个地标，那它也只是北京100 个地标中的一个而已。同时，CCTV大楼不等同于悉尼歌剧院和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这两个地标性建筑，因为库哈斯认为具有过于强烈地标性的建筑很难和历史悠久的城市相融合，因此北京不适合建造悉尼歌剧院或者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那样的地标性建筑，他主观上也不想将CCTV 大楼设计成一个地标性建筑。
但是客观来看，首先CCTV 大楼的标志性很难否认；其次，CCTV 大楼能否真正融于北京，不能仅通过有无“标志性”来证明，而应以更多的建筑语言，如布局、空间、材料、形态等表达同北京城市的关系。显然库哈斯的建筑语言并没有为此作过多阐释，CCTV 大楼“Z 交叉”环形模式的生成，更多出于对高层建筑形态和内部交通方式变革的一种探索。因此，即使能从物质层面上解释CCTV 大楼存在的合理性，也难从精神层面上显示其对北京城市地域性的积极呼应。
除中央电视台新址CCTV 大楼，类似的建筑还有位于中关村的中关村金融中心、位于东二环的北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部、中国海洋石油办公楼、位于西二环的北京西环广场、位于西长安街的北京凯晨广场等建筑。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全球化所带来的建筑材料、设计手法趋同等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和北京这个有特色的城市的联系。
各说各话的地域性表达
很多建筑作品因为地域性而受到争议，表面上看争论的焦点还在于“有”和“没有”地域性上，但进一步深究评论者与设计者各自的阐述可以发现，其实二者对地域性的态度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希望建筑具有地域性。分歧的关键问题在于二者对地域性的理解、认知和表达存在偏差，评论者期冀的地域性并没有在建筑中显现，而设计者在建筑中表达和依托的地域性没有被评论者所体察。这是现阶段很多北京建筑存在的现实情况，在此借用一个引起广泛争论的建筑实例——国家大剧院。
国家大剧院位于北京西长安街南侧、人民大会堂西侧，1998年国家大剧院开始征集设计方案，2001 年开工、2007年竣工。其间经过两轮正式竞赛与3次修改，实施方案从来自10个国家36个设计单位的69个竞标方案中选出，由法国保罗·安德鲁和巴黎机场公司完成方案及初步设计，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完成施工图设计。然而，千挑万选的方案还是掀起了热烈讨论，近10年间国家大剧院在饱受争议的状态中设计建成，而且建成之后，对其的评论文章还是层出不穷。如此争议的出现和地域性有关，当中反对者众多，几十名院士和百名建筑专家曾公开提出意见。在49位院士联名的意见书中写道：这不是学派之争，而是脱离中国实际与务实中国传统文化之争，我们认为建筑要讲求功能合理、经济节约。可见院士们的意见基本能代表绝大多数人观点，认为方案在功能、经济、形式上都没有表现中国及北京地域性，无论是庞大的面积、巨额的投资、还是半椭球性的形体、钛合金的材料等，诸多方面都过多地使用了全球化语言，而忽视了从中国到北京，再到天安门广场，由宏观到微观意义上“地域”的特点。
面对激烈的反对甚至是“讨伐”，设计者安德鲁本人这样回应：“唯有准备好失去你的文化，唯有松开所有那些捆绑住你，使你觉得安心的保险，同时又是你麻醉瘫痪的绳索，你才会发现自己的文化将再次充满新生的活力，像喷发的新泉一样不可抵挡。”这段话中安德鲁表达了自己对继承传统文化的革新态度。此外，安德鲁还就建筑的具体手法问题进行阐释：“我倒想提一个问题给你们，一个圆的建筑在方形的水面上是什么概念？这个建筑的空间是一层一层、环环相扣的院落风格，这就是中国建筑的鲜明特点。中国人在这个建筑中，可以找到中国文化的踪影，在找到自己传统的同时，又看到全新的建筑。”安德鲁的话除了表明自己的设计理念和手法，似乎还在暗示反对者对他的不理解，来源于他们对“新地域性”和“旧地域性”关系认识的守旧，即反对者期待旧而传统的地域性表达方式，但他却代之以一种吸取内涵的全新手法和形式来表达新地域性。
其实，很多时候对于“建筑应具有地域性”并不存在争论，恰如国家大剧院，尽管反对与支持的双方激烈争论，但二者对于表现中国北京地域性的态度一致，矛盾的关键在于深存于二者思想中的“地域性”不尽相同，对于表达地域性的方法也有很大差异。对建筑地域性的理解、认知和表达存在差异，是全球化现阶段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全球化的今天应表现什么样的地域性，它和传统地域性的关系如何，又该怎样表达？这是问题的关键。这样一个复杂却客观存在、萦绕在每一个创作者心头的问题，应该被加以探讨甚至是争论，目的为寻得差异中的相互理解和出路。
基于城市意向的地域性表达倾向
建筑缺乏地域性，对建筑地域性的理解、认知和表达存在偏差，是一些北京新建筑存在的问题。但也不可否认，并非所有建筑都如此。虽然全球化的热潮席卷了北京乃至全中国，但仍有部分建筑师坚持地域性的表达，并通过一些作品反映出这种坚持和探索。如崔恺的德胜尚城、史蒂芬·霍尔的当代MOMA 、隈研吾等建筑师的三里屯Village等，都是在这一领域研究中开辟道路的范例。
德胜尚城是一组商务办公楼，2005年建成，位于德胜门西北角。建筑师崔恺从保持北京城市地域性的角度出发，设计了德胜尚城这组建筑。他在一次讲座中这样阐释：“整个城市缺乏特色在中国、甚至亚洲都是一个通病。我们在日常的设计工作当中，如何能够去寻找这样的特色，或者说能够通过我们的一点努力来使城市多保持一点特色，实际上是我们工作当中很重要的问题。”他表示：由于北京城的规划结构非常清晰，它大多数的建筑实际上比较内向，也就是说通过街道、胡同、四合院进入到建筑内。所以，在设计当中采用的是一个比较严整的城市外界面，使人们进入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完整空间。步入其中，你可以看到年岁久远的大树，以及通过旧材料、老方式改造的建筑，它们带有北京城市的记忆，跟北京城市的历史联系。建筑师们希望借由街道、胡同、四合院等外部空间组织暗示北京城市的结构，使一个新的城区跟城市历史之间建立潜在关系，令这个建筑作为城市界面在北京的历史中延续。可见，崔恺的观点是建筑作为城市的一部分，通过个体建筑对城市结构和肌理的呼应，能够延续、促进城市的地域性，而建筑总体布局、空间序列，乃至尺度、材料等细部处理都是表达建筑、城市地域性的载体和手段。
美国建筑师史蒂芬·霍尔设计的当代MOMA ，是一组高层公寓建筑，共8栋，位于北京东二环东直门外，于2005 年底公布设计概念方案，2008年竣工。方案除在绿色节能技术方面做了特别考虑外，同其他高层建筑的不同之处还在于8栋建筑在16～18 层高空以空中廊道连接，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建筑群体空间。建筑师的草图展示了设计概念的推导过程，可见此设计对于北京传统邻里间相互交往的生活状态有一定考量。连廊在功能上主要作为茶室、书吧、展览厅、游泳池和健身等公共活动区使用。显然它对于高层建筑中相对封闭的居住空间而言，是一个具有开放性、有利于拉近人们距离的公共空间。但对于外部城市空间而言，它又是为建筑内使用者服务、具有一定私密性的小范围开放公共空间。事实上这种“中间”性正是胡同空间的属性，连廊实际上是胡同空间的一种隐喻，因此尽管在形式上连廊、胡同有着差异，但其基本属性的相通提供了类似北京传统生活空间的意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同北京SOHO 现代城“在高层建筑中引入空中庭院作为共享空间”的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希望通过交往空间的设置，唤起人们在情感上对北京传统城市生活方式的记忆和靠近。
另外，三里屯Village也是一个在北京朝阳区使馆区附近的商业综合体。这一带原来就因为三里屯酒吧街而闻名，现在在旧酒吧街的西侧建成了三里屯Village。它分为南北区两部分，北区主要是公寓、酒店和国际名牌旗舰店，南区为商场、餐饮娱乐酒吧、文化广场等。这组建筑群的地下部分相连，其纵向有一条错位的南北通道，在偏南侧交错的位置形成一个小型广场。同大型封闭商业建筑相比，这些街道将人的活动自然引入其中，整个建筑变得生机勃勃，在尺度和形态上同传统北京城市街道相似，给人带来北京城市特有的空间体验。在街道中穿梭时，没有任何形式上的直接模仿，就轻易使人获得了身处北京“胡同”空间的感受。由此看来，尽管三里屯Village 运用了彩色玻璃、金属、镜面不锈钢等颇为“时尚”的新材料和新形式，但却吻合了老北京的城市结构、空间尺度和肌理，造就了其前卫表象下暗含老北京城市的独特气质。
3类地标建筑的思考
以北京几个热点新建筑为例，总结近年来北京新建筑地域性表达的3类倾向，即地域性的缺位、各说各话的地域性表达、基于城市意向的地域性表达。
任何地域都具有各自特点，不可避免在建筑上留下烙印。尤其在北京这个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地域性缺位的建筑，虽然具备了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积极优势、符合建筑的理性要求，但不免造成情感上的失落。但是，对地域性的认识存在偏差是建筑发展的必经过程，几乎不能避免。因为地域性是一个动态的随时间变化的概念，它不是过去固定不变的“地域性”，虽保持相对稳定性，但总在去旧出新。对一个动态变化的事物，持有不同观点，能够在争辩中判断前行的方向也是一件好事。我们需要不断调整创作者与受众的观念，由此创作出更多表达地域性的方式。可以说，建筑在全球化道路上继续前行，满足了日益发展的功能需求、运用了新材料和技术、采用了新形式，这些都是建筑不断发展进步的表现。但同样重要的是，将人的心理情感需求，即对地域的归属感也作为设计目标，对于建筑语言本身无疑是一个质的提升。
此外，北京地域性地标建筑还有多种角度、多种手法的尝试。如日本建筑师迫庆一郎在三里屯Village 南区S1、3、5 栋楼的外立面设计中，以铸铁材质演绎老北京的窗格元素，并在网格内层设计金色的镜面不锈钢，通过装饰和色彩在意向上表现北京的地域特性。日本建筑师隈研吾设计的三里屯Village北区瑜舍酒店，则运用了金属、彩色玻璃的现代材料，但却依靠内部空间层次的组织、室内的木材材质、帷幔、由中药柜演变而来的家具、简约的饰品等，营造了非常强烈却内敛的中国及北京气息。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人们对于建筑地域性的理解和认识也会随之动态发展和相对稳定。正因如此，地域性的表达手法不会有固定的模式。特定场所、特定时期、特定城市区位、特定社会功能，是决定一个建筑生成的综合因素。每一个建筑都是独特的，只要在某一点上它呼应或印证了地域特点，我们就有理由确信它在此地域存在的价值。未来，无论北京还是全中国的地标性建筑，都提倡少一些由于地域性缺位而造成的“随全球化脚步前进的途中失去自我”，而多一些从大局角度探求地域性表达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