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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升级的内生动力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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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正逐步从通过外部拉动转向从集群内部挖掘升级潜力。但目前对内部升级途径的研究往往从某个角度出发,分析影响升级的几个因素,缺乏对集群内各动力要素及其作用机制完整的阐述和论证。在此背景下,文章首先研究了产业集群升级的四个内在动力要素及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构成的知识网络;接着分析了集群动力要素问互动以促进集群升级的知识更新机制;进而构建了知识网络中四个动力要素在知识更新中发挥作用的“四力”模型及作用机制;最后,以浙江余姚灯具产业集群为例对模型作了应用分析。研究表明,核心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生产型服务机构及政府机构等集群知识网络要素的作用发挥及其匹配是集群顺利升级的关键。

关键词:集群升级;知识网络;知识作用力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02—0090—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卓有成效的方式之一就是以“块状经济”为鲜明特征的地方产业集群的大量形成和迅速发展。然而,近年来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开始面临严峻的考验,随着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攀升、国际贸易壁垒增多、环境压力凸显等问题的出现,经济增长遭遇了发展“瓶颈”,产业集群的升级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探索和研究产业集群升级的动力机制就显得极为重要。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目前主要从两方面展开:基于外部价值链攀升的外部拉动升级路径和基于地域化视角的内部推动升级路径。侯二菊、沈正平(2010)通过对产业集群及其动力机制相关理论的研究,针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内源和外源动力作用机制进行了分类探讨,认为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既出自外部,也源于内部,其核心是其内部动力机制,也即集群内部升级的途径。

Belussi等(1998)提出的集群网络理论为研究集群内部升级途径奠定了理论基础。集群网络反映了集群网络各节点的链接方式,决定各组成部分的相互位置和相互关系,它决定着集群资源的分布状况和整合深度,规定集群中各主体的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着集群整体的行为取向。Brenner和Greif(2003)认为集群网络的多维属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集群网络具有经济和社会属性,并且是多维、耦合性网络。产业集群升级的内部途径就是通过集群内企业个体间的努力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不断加强企业和其他机构的合作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促进集群的知识创新,进而实现集群组织、技术、产品、价值的升级。国内学者张杰等(2007)在研究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因素时发现单纯的产业集聚效应在现阶段对企业的创新活动非但没有产生促进作用,相反可能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吴结兵和徐梦周(2008)整合了有关产业集群的社会网络理论、集聚经济理论与集体学习理论,提出网络密度与集群效率和集群效益两面性作用关系的假设,并构建了网络密度与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模型。龚三乐(2011)研究了推动企业升级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企业集聚效应、领导企业推动与技术创新三个要素,分析了基于三种动力的推动作用机理。刘霞、陈建军(2011,2012)。构建了不同网络联结对产业集群能力的影响机制和概念模型、组织间学习对集群成长的内部机制模型,并通过样本验证分析了上述模型的一些特征。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学者在集群升级的内部动力机制探索上初步结合了集群的多维属性,开始关注推动集群升级的本质因素——知识的更新和学习,但往往从某个角度出发,分析出几个影响集群升级的关联因素,对产业集群内各动力要素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缺乏完整的分析和阐述。据此,本文基于集群知识网络的构建,从集群网络节点的各主体出发,研究支持产业集群升级的4个内在动力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构成的知识创新机制,分析各要素在集群升级过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余姚灯具产业集群为例,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模型的有效性和解释力。

二、产业集群知识网络构建

(一)产业集群升级的要素分析

产业集群升级至今仍没有明确的定义,不少集群理论工作者都从其理论研究的内容和需要方面表述了集群升级的内涵。从集群升级的本质属性出发,本文认为集群升级表现为通过企业的组织、技术、产品等创新活动,实现价值创造能力的攀升,其内在动力是集群知识网络结构的更新和调整。集群组织的网络化结构特征将集群创新的本质从特定的空间尺度转移到强调不同空间尺度间的关系,每一个跨尺度的因素都增加了知识创造和扩散过程的维度,如地区创新系统中包括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维度。这些维度中企业集群占据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核心区域,地区内中介机构、大学、科研机构、地方政府等构成了区域创新体系的辅助支撑系统,这些支撑系统通过提供本地的基础设施、专业化培训系统、广阔的教育系统、物质基础设施和投资吸引政策等影响集群绩效。

基于此,从产业集群升级的要素及其结构出发,产业集群是拥有经济、社会和学习等维度的网络组织,拥有由群内核心企业组成的最关键节点,以及由大学、科研院所、生产型服务机构、“政府”及其他公共政策机构和其他服务企业等辅助节点,这些主体构成了集群升级重要的动力要素。

(二)产业集群知识网络模型

多维度动力要素在不同类型的集群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和作用。日本的产业集群的成功得益于核心大企业的作用;意大利北部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支持起着关键作用。此外,硅谷作为成功范式,其成功的原因在于其“生态系统”的本质,该范式包括了不同类型的专业性企业的不断涌现,大学的持续性影响,以及支持互动以加速创新过程的风险投资、会计、法律等服务性组织。这些主体之间可能通过各种经济和社会交往沟通和共享信息,形成两两相互连接的创新合作与知识共享稠密网络——知识网络。如图1所示。

三、推动集群升级的知识更新及“自播"机制

在集群网络化结构视角下,原先从外部分析的集群升级动力,包括规模经济和其他类型的贸易相互依赖性已经不足以理解空间集群升级发展的过程,本地知识和能力才是集群赖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共享的知识基础使得集群企业能够持续地整合和再整合相关资源以生产新知识和创新,促进集群中的经济专业化,加快集群内企业的本地化能力的发展,给坐落于产业集群之中的企业带来竞争优势。本地化能力给企业带来优势的机制类似于“自播”(local buzz)现象,也可以称为“本地传播”(local broadcasting),或者“噪声”(noise)。

本文将本地化能力带来的优势统一称之为“自播”作用,且“自播”作用不限于以往研究中的区域内个体和企业间的联系,泛指同一地理区域内个体及个体间跨企业及其他相关机构的通过面对面的联系形成的本地化能力给个体、企业及相关机构带来的知识创新优势。“自播”的作用实现包括如下4个部分和过程:(1)知识和信息的持续更新;(2)有组织或偶然的、故意或无意的学习过程,包括了知识的扩散、知识的吸收等;(3)知识的整合,包括个体的新旧知识整合、不同个体间的知识整合,尤其是跨组织的知识整合;(4)通过广泛的知识共享形成新知识的相同表述框架并得以应用。可见,行动者通过“在此地”(Just being there)持续地贡献于信息、传闻及新闻的传播并从中受益。集群主体间通过相互作用的“自播”机制,实现区域内组织的学习和创新,集群能力得以持续更新,有利于集群升级。

四、集群知识更新过程中的“四力"模型及分析

本地社会机构及企业间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在知识创新和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集群升级的不仅是集群主体间的知识共享,还包括集群内不同主体所发挥的、促进本地知识更新和能力提升的知识传播、学习、整合等过程。这些过程构成了“自播”机制的基本体系,其作用耦合是集群顺利升级的关键。本文将不同集群主体在知识共享网络中的作用区分为四类作用力,分别予以分析,如图2所示。高知识吸收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是推动集群知识结构创新的关键。吸收能力是指企业认知新的外部知识,并消化吸收和予以商业应用的能力。吸收能力的概念强调知识的多样性,以创造认知图谱来吸收企业外部的新知识。对于核心企业来说,仅依赖于自身的知识远远不足以在日趋变化的环境中进行竞争,尤其当创新过程涉及到更为复杂的技术知识,这些技术知识的生产就需要复杂组织网络的支持,由与企业建立连接关系的政府机构、大学、科研院所、生产型服务机构等集群主体都可以为企业提供重要的知识支持。同时,核心企业对这些主体的知识需求和吸收能力影响这些相关主体的知识共享行为,如果核心企业能够迅速吸收其他主体的知识并成功进行技术创新,实现知识的价值,那么就从根本上支持了其他主体的相关知识活动。

(二)大学、科研院所的知识创造与扩散力

集群内的大学和科研院所为集群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知识,提高其知识创造与扩散力是促进集群知识结构创新的关键。大学等基础研究机构与企业追求的目标不一样,前者追求真理和知识,后者是从科学实验中发现机会并将其转化为产品。但当产业界寻求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时,这些解决方案很可能来源于早已存在于科学领域的成果。共享知识的一个主要方式是本地研究机构和私人企业间的研究成果的转移。同样重要的另一类知识转移方式是人才,如科学家、毕业生从研究机构流动到私人企业以及以劳动力转移的形式在企业间流动的高素质人才。比如美国硅谷就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shockley所创立,硅谷的发展过程中,斯坦福大学的科研成果转化和人才的交流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根据本文的集群主体间的知识共享的稠密网络特征,大学、科研院所等基础研究机构作为集群的重要知识源,不仅需要通过与企业的合作直接将其知识转化为企业的创新产出,而且需要综合运用上述的知识转移方式,将知识扩散到政府机构和生产型服务机构中,以增强其知识的扩散力和对企业的影响力。

(三)生产型服务机构的知识整合力

生产型服务机构能够有效加强大学、科研院所和核心企业间的沟通与合作,对其来说如何提高知识整合力是加速集群知识结构创新的关键。作为中介者角色,生产型服务机构通过编码和传播知识以及减少搜索成本,从而促进知识的整合。这些机构不仅提供金融、会计、法律等支持服务以及职业培训、市场研究、应用研发等生产经营必需的环节,而且担当着知识和能力存量库的角色。其原因在于这些机构与众多企业和大学、科研院所互动,了解地区内应对环境挑战的多种解决方案,因此能够较为准确地定位知识和专业能力,减少企业的搜索成本,加速了知识的整合。因此,在地理集群的背景下,并不要求所有企业相互联结,每个企业可以通过与提供信息的地区机构的单一联结获取竞争能力的信息,即地区机构通过知识库服务和减少搜索成本对参与企业承担着中介者角色。同样,由于这些服务机构的存在,减少了大学、科研院所与核心企业之间的知识搜索成本,增加了知识流动与整合的效率,有利于知识的持续更新和本地能力的提升。

(四)政府机构的知识引导力

“政府”及其他公共政策机构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地方制度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对其而言如何提高知识引导力是加速集群知识结构创新的关键。美国联邦实验室在washington—Baltimore走廊地区的通讯集群产生过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联邦政府的外包诱导企业家离开政府创立企业,并为以前的雇主提品和服务。本文认为,作为“看得见的手”,政府机构在引导知识发展,避免集群陷入能力陷阱和路径依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功的区域必须能够投入到地区预见(foresights)实践中,以确认和培育其资产,承担合作过程,并鼓励区域思维模式,促进区域产业集群升级。区域预见的制定需要所有区域成员的参与和才智的集合,包括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生产型服务机构等集群主体,政府机构应通过与这些主体的连接关系网络在其中发挥协调和引导的重要作用。

综合上述分析,四类知识作用力对集群的知识更新和升级都有重要作用。在集群升级的不同阶段,各种作用力发挥的程度及其组合方式不一样,并且由于不同集群面临的生存环境存在差异,四类作用力的发挥程度和组合也存在着差异。对于跨国公司催生的外生型产业集群来说,由于使用的是已有的成熟技术,因此在发展初期可能主要依赖核心企业的知识吸收力和政府政策的支持,而基于本土技术的内生型产业集群在发展初期的动力可能来源于本地企业的创新、核心企业衍生中小企业、地方政府机构的推动和引导或是大学等基础研究机构衍生企业和知识扩散等等。而无论产业集群的基础和现状如何,要实现持续的创新和升级必须依赖于四类作用力的发挥及相互之间的成功匹配。

五、面向集群升级的集群知识更新“四力"模型应用

(一)余姚灯具产业集群的形成及其结构特征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灯具发展掀起了新一轮高潮。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广东、江浙地区光源灯具产业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了中国灯具产业的两个中心。作为原上海燎原灯具厂的配套协作企业,余姚第一家灯具厂——燎原灯具厂在梁弄镇诞生。随后,在燎原灯具厂的引导下,余姚市梁弄的乡镇企业发展迅猛,一批营销、管理和技术骨干从燎原灯具厂中分离出来,独资或合资创办了许多中小型灯具企业。从此,灯具产业成为梁弄镇的支柱性产业之一。此时,国内灯具市场远远供不应求,灯具产品的丰厚利润和广阔前景驱动着余姚灯具产业的迅速崛起。

在这一阶段,大量中小灯具企业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主体,带来了经济的初步繁荣。同时基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离不开地方政府的鼎力帮助和支持,余姚市各级政府在鼓励产业发展的同时相继出台了多种支持性政策,主要表现在税收、出口贴补和信息平台的建立等方面。此外,随着梁弄灯具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梁弄镇党委和政府以产业政策为导向,优化服务,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扶持并鼓励产业健康发展,建立了一系列的扶持机制及鼓励政策,如企业技术项目、创新成果的奖励政策,基础设施以及平台的完善机制,产业技术的服务政策等等。但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具有更高技术能力的核心企业,并且由于是以技术和产品引进的形式迈开产业集群发展的第一步,对研发和基础研究机构的需求不高,导致产业的发展集中在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制造环节,且以生产中低档的灯具产品为主,产品设计依赖模仿和改良,自主研发水平不高。

(二)余姚灯具产业集群知识更新动力要素及其对产业集群升级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已有集群知识结构的缺陷逐步显现,灯具产品的低技术与低资本进入门槛无法阻止竞争者的大量进入和剧烈的价格竞争,且由于产品更新换代慢、生产工艺和表面处理工艺差等原因,导致余姚民用灯具的技术能力不足,产品质量不高,发展遭挫,自此余姚灯具产业集群进入结构调整期,调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核心企业的涌现。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的企业注重发挥技术优势,转产户外灯具和建筑灯具,如草坪灯、庭园灯、射灯、格栅灯等,并借以发展壮大,涌现出“燎原”、“耀华”、“四星”等龙头企业。围绕这些龙头企业,大量中小企业得以进行专业化整合,形成初步的产业链条。在这一整合过程中,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产品种类逐步齐全,产品档次显著提升。

2.研发能力提升和研究机构的建立。随着核心企业的形成,着眼于长远发展的研发需求相应提升,企业纷纷与高校(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和灯具研发中心建立合作研发的关系,“燎原”、“耀华”、“四星”等龙头企业都已具备自主研发技术的能力。2007年,总投资200万美元的中外合资研发公司余姚华硕灯具研发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主要研发LED灯、太阳能灯等新型节能灯具。其中LED灯是当今灯具节能化发展的主要方向,研发公司的成立,有利于帮助灯具企业的技术能力提升,将产业集群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3.生产型服务机构的发展。自发的生产型服务组织也在这一阶段形成,成为沟通市场、政府、企业之间的桥梁,为集群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97年7月“余姚灯具行业协会”正式运行,现有会员企业66家,协会主要工作是及时为会员企业提供最新的行业信息,领导会员企业了解并学习行业的先进技术,组织会员进行共性技术的培训,促进信息和知识的共享和整合,同时对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进行引导和监督,打击仿冒、抄袭等不良竞争行为。2003年“梁弄灯具同业公会”成立,至今已经发展了40余家会员企业,公会注重发挥市场、政府、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通过促进信息和知识的共享和整合帮助会员企业应对环境,针对市场和政策的变化及时提供服务,如针对该镇灯具企业外贸快速发展的情况,定期联系有关专家给全体会员企业培训外贸知识,等等。

4.政府知识引导力的加强。在余姚灯具产业集群中,政府的知识引导力主要表现在:根据环境的变化,政府先后制定了集群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形成集群企业的共同发展愿景,并投资或合资建立了企业创新载体和平台,引导集群知识的持续创新和升级,避免在新的环境条件下陷入依赖于已有知识和经验的创新陷阱;同时,政府牵头制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政策,以鼓励和保护集群企业的创新,帮助企业摆脱低水平恶性竞争的发展困境。

随着集群知识网络主体功能的初步健全,以及集群四类作用力协调机制的建立,知识创新过程中“四力”驱动,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升级,余姚市灯具产业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开始进入研发、品牌等较为高端的价值环节,成为余姚市十大支柱产业之一,并在中国的室外灯具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六、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知识网络结构研究产业集群升级的内在动力要素及其作用机制,首先确定了产业集群升级的4个内在动力要素:核心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生产型服务机构及政府机构等,并提出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建立有两两连接关系的稠密的知识共享网络;接着分析了产业集群升级的内在过程和作用机制,指出产业集群升级的本质是通过“自播”机制实现本地化能力的持续更新;最后研究了4个动力要素在本地化能力更新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构建了作用力发挥的“四力”模型,并案例分析了浙江余姚灯具产业集群的升级过程。案例研究表明,核心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生产型服务机构及政府机构等集群要素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不一样,随着集群的发展,要素的健全及其相互匹配有利于集群的顺利升级。但对于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各要素该如何健全及相互匹配,本文未作深入研究,这也是该研究主题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