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荒”问题凸显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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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涩的笑话

前几天朋友对我讲，春节过去是农村最热闹的集市“逢会”。往往是人山人海，青壮年沿街赌博设局的更是满目皆是。而现在乡村逢会再也没有过去的热闹景象了。一位经营歌舞团准备节日大捞一笔的老板，看着稀稀拉拉的人流丧气的说，这老百姓都上哪去了呢？

朋友感慨道，我们中国素来以农业大国著称，更是以富裕的农村劳动力闻名国内外。应该是什么都缺，农民也不会缺。可现在情况恰恰是什么都不缺，“正宗”的农民却稀缺了。

一位在农村做领导干部的朋友道出了“农民荒”的实情。不是农民不愿意种地，不愿意老老实实的当农民，而实在是没法当，没有出路，心里不踏实呀！过去老人们常说，土地是咱农民的命根子。而现在的情况是如果农民只种地，只守着家里的几亩地，别说娶媳妇盖房子，就是饭也吃不饱。

他说，农民的命根子已经由土地变成了城市了，不进城，不打工就没有出路，甚至生活就没有保障。用一个形象的事例说明就是，一个种田的棒劳力其收入远远比不上城市餐厅里一个端盘子的小姑娘，在这种环境下，谁还愿意当农民，种庄稼？

农民荒，“荒”在哪儿

导致农村劳动力一去不复返，宁可蜗居城市也不愿意留在农村广阔空间发展的根本原因很明了，土地作为广大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很难产出可观的效益。说白了，也就是种地不赚钱，甚至要赔钱，这样的背景之下，很多农民都抛弃了祖祖辈辈传下的土地遗产。土地荒废已经不是极个别现象，在农忙时节，农田里也只是老弱妇孺，年富力强的农村劳动力大部分已经背井离乡去城市寻找生存的希望。

专家指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荒”问题，必须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关键在于调节粮食生产的“利润率”这个支点，从降低投入与提高收益的角度双向调节。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建立农村社保制度、改革城乡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扎扎实实的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的要求。

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完善价格与补贴政策。而从价格和补贴两者看，重点是价格。近年我国逐步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价，从长远看，还应进一步提高，将稳步提高粮食市场价格作为粮食价格调控的指导思路。种粮的财政补贴政策，由于政策执行成本较高以及“骗补”现象、对市场价格的扭曲效应等问题，可作为辅助手段。

从农产品补贴政策看，应进一步提高补贴价格，完善补贴发放方式，严格补贴监管。财政补贴的侧重点有必要从“补耕地”改为“补餐桌”。在将针对种粮补贴政策作为鼓励农业生产辅助手段的同时，侧重研究对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城乡中低收入群众的影响，予以财政补贴。

此外，应支持社会资本进入规模化农业生产领域。建议中央和地方出台措施，吸引产业资本，农业龙头企业或者种粮大户，组织粮食生产，确保在“有地可种”前提下的“有地必种”。同时，在企业大规模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情况下，要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需要加快完善农业相关政策，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一是完善农村金融信贷政策，降低农业资本使用成本；二是完善农机具补贴政策、加强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交通和气象等设施；三是完善农村物流条件，降低农产品外销的物流成本；四是稳定化肥、种子等农资价格，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五是完善涉农生产服务业的税收、收费政策。

当然，最为根本的，还是提升农民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其中，还有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破解。比如，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制度，能否推广一些地方建立的土地入股、“反租倒包”等土地流转做法，实现规模经营？能否成立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等中介组织，或由村委会将规划范围内的农民承包地“反租”过来，从事集约化经营？此外，如何更深层次地将农民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范畴，使农民“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定有所居”？如何提高农民的职业“吸引力”？种种问题，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一一破解。

“农民荒”背后的多重原因

原因之一，在今天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下，我们在看我们的农业生产就有些力不从心了，CPI居高不下的背后，农业生产无论是政策和规模，无论是价格还是产值再造都还处在同一个时期，而很难有起色。当城镇人口遍感觉到工资越来越不够开销的时候，对农村人口来说，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成本都在持续攀升。种粮收入微乎其微，种菜要提心吊胆，发展养殖要把脉好市场，弄不好不仅不赚钱还要陪本。广大农村劳动力，最终放弃了故土，而举家向城市边缘迁徙，那一个个消失的村庄正在诉说着农村渺的茫和农民的无奈。

专家指出，当前城乡一体化中的农村向城市的单向输出，即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农业和农村投入产出率相对较低，相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较差，农村的人才、劳动力、资本等持续、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呈现资本和劳动力净流出的现象。这种情况在距离城市较远的农村更为明显，尤其是以种粮为主的农村。

记者采访认为，“农民荒”原因是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潜力有限、收益率低。由于农业发展的基础薄弱，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差，传统农业比例大，收益率低。

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村民董维红介绍说，他2010年种了24亩玉米，收获玉米约3万斤，销售收入3万元，种子化肥等成本投入1.3万元，如果计算上每天的劳动力成本70-80元，一年到头净收益几乎没有。

湖北省滨湖村农民给调研组算了一笔账：好年景种植1亩双季稻，购买种子、化肥至少需要400元，购买农药也需要50元，这还不包括请人帮工等其他支出；而两季稻谷最多收获1500斤，市场价不到1800元，相当于外出务工1个月的收入，一旦遇到干旱、病虫害等情况，算上抽水的电费、油费等开支，“种田还要倒赔钱”。

原因之二，青年农民“跳出农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青年一代农民中，“打工越来越成为农民收入增加和谋生的主要办法”，“城乡流动、迁移并定居城市日渐成为农民的强烈愿望”。因此，青壮年劳动力由于种地纯收入太低、种地条件太苦和不体面而不愿回村耕种。

原因之三，农村生育率下降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农民荒”。由于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近年来，农村生育率大幅下降，少年儿童急剧减少，农民后继乏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荒”问题，必须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逐步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同时，要完善农产品补贴政策。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闪失。保住18亿亩耕地，最重要和最实际的是要“保住耕种18亿亩地”，“有地必种”比“有地可种”更为重要。

在当前粮食价格还不能较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对于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撂荒土地的区域，农户和社会资本进入的积极性不高，需要弥补“市场失灵”。对于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撂荒土地的区域，专家们建议中央和地方出台措施，吸引产业资本，依靠农业龙头企业或者种粮大户，组织粮食生产，确保在“有地可种”前提下的“有地必种”。同时，在企业大规模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情况下，要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十二五”期间，如何在“三农”领域开启一扇崭新的大门，这需要国家在政策与扶持上继续给力。要抓紧对农村发展状况进行调研，如何振兴农业生产，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尽快出台新的政策扶持与鼓励。探索现代农业生产，向产业化、规模化要效益，加大对“三农”领域的科技投入，鼓励一批高科技人才到农村广阔的土地上去播种希望，打造精品农业、品牌农业、高科技农业，增加农产品附加值，让中国的农产品也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竞争。

“农民荒”前景不容乐观

早在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就新农村建设现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共涉及17个省、20个地级市、57个县(市)、166个乡镇、2749个村庄。结果显示，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40岁以下的劳动力。5年过去了，情况更为严重。

记者在河北省崇礼县狮子沟乡西毛克岭村调查发现，如今全村在册人口458人，实际常住人口216人，村里青壮年均外出务工，60岁以下劳动力屈指可数。

而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情况大致类似。赵家沟村户籍人口数234人，在村常住约130人，都是老年人和儿童。

2011年6月，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发现，河北、山西、湖南、内蒙古等其他省(区)的情况，大致都是如此，本来是农业大省的中部广大农村地区，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少。很多人用来形容目前农村这个现状的一个词叫做“386199部队”，青壮年全出去了，剩下的是妇女孩子和老人。

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近年来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据了解，在湖北省滨湖村，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2008年全村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

调查显示，尽管在山西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目前的2500多亩耕地中，还很少有撂荒的现象，但前景不容乐观。目前种玉米、核桃等的主要劳动力都是60岁左右的农民，出于对土地和耕种的自然感情依然坚守耕作，每人平均要经营20-30亩耕地，基本依靠人力和畜力，劳动力“超负荷运转”。该村已经出现种粮的农民不足，再过5-10年，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劳动力将后继无人。这些地区农田分散，土地流转实践也不成熟，社会资本进入集中耕种的积极性并不高。如果若干年“农民荒”没有得到缓解，农村已经存在的“撂荒”现象将会愈演愈烈，由于粮食生产的季节性，一次发生，影响一季，持续发生，将会恶性循环，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农村义务教育将流于形式

据山西省永和县坡头乡校长杨香瑞介绍，“原来乡里建设的行政村小学，有的已经只剩几个学生，有的校园已经撤销，人去楼空，被用来养猪和他用。”

近年来“娃娃们越来越少”，在上世纪90年代全乡小学生最多时约有800位，2007年减少为200位左右，2009年开始减少为90位左右。现在全乡已经没有初中学校，原有的初中改成了中心小学，有教职工24位，现在中心小学只有68名学生，其他行政村还有4所小学，共有21名学生，平均每个小学5名学生。乡里一个青年村民介绍说：“我记得我姐姐读书的时候，我们小学，都是50-60人一个班，现在我们800人口的村小学，今年3个学生，一个老师，只开到3年级。”

调查显示，乡村小学学生数量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的适龄儿童的减少，近年来该地农村大多家庭只生1-2个孩子，而上世纪大多4个孩子左右；二是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带走了适龄儿童；三是乡村学生转到县城、城市等教育条件更好的地方上学。

眼看自己的学生越来越少，杨香瑞校长感叹不已：“3700平米的校园面积，新建的校舍总投入130万元，如果学生继续减少，国家对学校的教学、住宿等基础设施、教职工的经费财政投入将面临巨大的浪费，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将受到极大影响。而现在，那些跟着打工的父母出去的娃娃，在城市接受教育也是困难重重，进好学校费用高，自办的学校师资和硬件条件也跟不上。”

据了解，由于农村适龄儿童的大幅减少，农村义务教育的出路需要随着“服务对象”的转移而转移，根本的解决之道是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进一步扩大县城、大中城市的基础教育学校规模，平等地对城市户籍和流动适龄儿童提供义务教育。加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和校舍建设的前瞻性，摸清情况，提早应对，对于一些尚未投入农村校舍建设的县域要集中力量办好县乡中心校，暂缓建设新的村小学，加大中小学生的住宿补贴和伙食补贴政策力度。

专家解读

韩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农民荒”对农民来讲不是坏事。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告别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正在告别劳动力极其廉价的时代，这是国家进步的表现。过去农村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正在告别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正在告别劳动力极其廉价的时代。解决“农民荒”的问题，关键是用现代的生产要素来替代劳动力。但这方面还需要政府的支持，以加快替代进程。

张鸿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未来10—25年是中国城市社会面临的社会整体变迁期，这期间，中国将有5亿至6亿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这将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与地理变迁之一。这一变迁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朱启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目前，中国农村的老龄劳动者成为农业生产主力军，照此下去，中国农业将演变为“老年人的农业”。近年来，中国各地鲜活农产品价格始终居高不下，除供求关系失衡说、自然灾害说、生产成本增加说以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说等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农村劳动力逐年减少，农产品产量降低所致。

张金福（甘肃省农牧厅科技教育处办公室主任）：

迫于生存和发展压力，加之很多学生上学只为“跳农门”，甘肃一些农业院校近年不得不把培养方向从主要为“三农”服务转到为城市输送劳动力的就业教育，该省农业职业教育陷入“萎缩”尴尬。农业专业渐渐退出了在农业院校中的主导地位，这严重制约了院校专业建设与农业产业、农村经济的互动发展。

袁钢明：（清华大学教授）

我觉得这是农村转变过程中的另外一个侧面现象问题。我们经常说中国农村在发生重大的转变，大量的农民不是在土地上了而是跑到城市去打工了。而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又都是来自城市的打工，他们的收入使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变。这是从离开了土地以后得到了改变，所以中国农村现在开始富起来了。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调查现象是这种发展的反面，土地没有农民来耕作了。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它实际是在发展的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今天这个话题只谈到了它的不利的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它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实际上农民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在离开土地以后得到了非农产业、或者是城市打工、或者是工资性收入的好处。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注意一下他们离开土地以后所造成的土地的一些问题，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好的一些问题。但是不能把成就和发展方面完全忽抹杀和忽视掉。

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农业生产规模化，就是要搞现代化的问题。在美国，可能一个人能够种五六千甚至上万亩的情况也是比比皆是。所以这个过渡变化的过程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困难，我们要用新的方式来解决它，这样我们就可能会走出一条更新更有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