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去哪里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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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小丽（化名）入学的第三年。自小跟随打工的父母来京，她已然习惯了四处安家。搬到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后，她就读于北京市同心实验学校。本以为暂时安定，最近再次面临搬迁的窘境。

据统计，北京市境内有三百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截至2011年9月，北京市已有近百所农民工子弟学校遭到。同心实验学校，作为唯一上过春晚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被告知将于年底被拆除。

最后的“安定”

和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一样，小丽并非独生子女，还有一个小她两岁的弟弟。小丽的母亲操持家务，父亲打零工挣钱。

搬来皮村之前，小丽就因户口问题难以入学，家里也无力承担高昂的赞助费。幸好，北京市同心实验学校招收打工子弟，她在校读到了三年级，弟弟刚读一年级。

得知学校难逃厄运，小丽的母亲忧心忡忡。此前，她在校内的同心女工合作社干点零活，补贴家用，并和处境相同的妈妈们互通信息。她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

此时，孩子们的妈妈踩着缝纫机，闲时看看窗外的操场。孩子们正在上体育课。不足100平米的水泥场地上，有几个低矮的篮球架，没有跑道、没有沙坑，老师是来自健身房教练的志愿者，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跑圈。

孩子们很开心，妈妈们却满面愁容。有一个说：“又要搬家了。实在不行，就把孩子送回老家。孩子刚安定下来，交到朋友，这一下，又只能一个人耍了。”

在校长办公室里，主管行政的朱珠还很忙碌，刚从高年级整顿完纪律回来，进屋又接了三通电话，刚放下电话，门口又来了一个尿裤子的低年级孩子。

“全校打杂的就我一个，沈校长今天出去办事了。”朱珠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你稍微等我一下吧！”说完，朱珠又跑去给孩子找裤子。

坐下来聊，朱珠很平静：“到时候总会有办法的，孩子们能上一天学是一天，即使是最后一班岗，我也得站好。”同事刘娜则显得很失落。她是幼儿园大班的老师，2006年师范学校毕业后来这里实习，最终为那些可爱的孩子留了下来，宁愿远离城市，月薪微薄。

刘娜说：“学校没有了，我们可以再找一份工作，只是孩子们该怎么办？”

“现在可走不了了，刘老师已经嫁到了同心学校。”朱珠笑着说。刘娜几年前已经跟学校的一位男老师结婚了。只领了个结婚证，没有婚纱照、没有请客、没有蜜月，连个戒指也没有，夫妻俩现在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孩子，志同道合，一直很幸福。

直到得知学校可能被拆迁的消息。

即将消失的明星学校

在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同心实验学校是榜样，家底厚实，师资也强。

创始人孙恒很有头脑。2005年，他的“打工青年艺术团”发行了一张名为《天下打工是一家》的唱片，得到的7.5万元，成了建校的第一笔资金。为了省钱，学校选址在朝阳区五环外的一处废旧的工厂，那点钱也只够交租金。看着破旧的房子，孙恒倡议召集志愿者修建学校。如今这几排整齐的小平房都是学生的家长、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一砖一瓦建起来的――这是一所起源于爱的学校。

教学条件上，20多位全职老师都是正规的师范院校毕业，兼职志愿者老师也都是科班出身，包括几位《人民日报》的记者，都在这里长期任课。学校还请来了多才多艺的志愿者，除了“语数外体美音”，还开设了摄影课、朗诵课、戏剧课、书法课，丰富学生生活。

在创办同心实验学校的同时，孙恒还创办了专门针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工友之家，经常有香港、海外的专家前来授课交流，让农民工也有一个畅通的信息渠道。

学校在很多方面的尝试都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开办二手店，售卖好心人士捐赠的，学校暂时不需要的空调、电脑、音响、风扇等电器，改善教学条件；与中华女子学院合办同心女工合作社，改善困难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这种创新思路引起关注。

2006年是同心实验学校的第一个顶峰，校合唱团在歌剧院义演，演唱了《我是谁》《打工子弟之歌》《红丝带家园之歌》。2007年，秦继杰为这所学校的孩子写的诗歌《我是谁》，登上春晚。当孩子们在亿万电视观众的面朗诵：“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瓦/我们的桌椅很旧/坐上去吱吱呀呀/但是/我们作业工整/我们的成绩不差”时，很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青海玉树地震以后，校方将别人捐赠的10万元，转捐给了灾区。至今，学校新落成的两层小教学楼还欠着十多万元欠款。

“在各个方面，同心实验学校都堪称榜样。”朱珠无不骄傲地说。

校长办公室的墙上还挂着孙恒参加各种颁奖时的照片，代表昔日荣耀的照片已经蒙上薄薄一层灰尘。照片下面，一位老师正跟办公桌上那台有点卡纸的旧打印机作战，“办得再好也不代表你可以继续维持下去，是存是废，不在学校的好坏，只在有关部门的一句话。”他无奈地说。

寻求合法认同的艰难

从资金到场地，老师们都愿意自己想办法，对于同心实验学校而言，他们的渴望简单又奢侈――那就是一个合法的办学身份。

从建校初期，学校校长和工作人员就一直在为学校的“合法身份”作努力，可惜的是，六年来的努力却徒劳无功。

学校多次找到朝阳区教委，申请注册为合法的学校，均遭到拒绝。理由很简单，学校硬件设施不过关。“我们不是没有努力过。”朱珠说：“知道教委对校舍的安全性有要求，我们组织志愿者和学生家长重建了所有的旧房子，他们担心消防问题，我们马上就加以落实。食堂的卫生，我们做得绝不比别的学校差。”

学校从没用过政府一分钱，去年新建的两层小教学楼，是家长们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工资至今拖欠。一楼的三个教室全是企业捐赠。操场另一侧，还有企业捐赠了热水器和洗衣机，建起了简单的浴室。

“我们也不是处处向社会伸手。”朱珠介绍说，学校建设的二手店为孩子们赚来了一笔小小的奖学金。每个学期，学校向各年级的优秀学生发放奖金，一等奖200元，二等奖100元，三等奖50元。

“学生的学费是老师工资的主要来源，但我们从来不会因为孩子交不起学费而让他们辍学。”

交不起学费，学校帮忙想办法，这是同心实验学校的原则。这里定期举行学生家长见面会（主要是妈妈们），不仅能够聊聊孩子的学习，更能了解到对方丈夫的技能，分享劳务信息，提高家庭收入。

为了寻求认同，建校不久，同心实验学校与周边16所打工子弟学校合作，每年都在学校里开办“流动的心声”戏剧摄影绘画艺术节，包括绘画、摄影、话剧、小记者等小组，让学生用自己的视角，展示他们眼中的社会。学生们把镜头对准自己简陋、拥挤的家，对准操劳的父母，也对准学校里单纯的笑脸。这些触动人心的照片一次次被关注、被转载。

后来，《流动的心声》被排练成了一幕话剧，让观众们感动落泪。

“媒体的采访多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多了，并不代表沟通渠道就畅通了。我们似乎和主流社会之间依然有一条鸿沟。”

随着北京城市化的进程发展，周边的一些城乡结合部都要为“改造”让路，这就迫使农民工子弟学校被“合法拆除”。2010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岳各庄小井村内的一处农民工子弟学校被责令关门，百余名孩子被迫退学。也就在这个月，唐家岭的三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也在拆迁范围内，近400名学生面临失学，很多孩子泣不成声；2011年8月，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的打工子弟学校新希望小学，由往昔的800名孩子的校舍，现今只留下了一地瓦砾……

同样的命运临到了同心实验学校的身上，朱珠和她的同事们只有接受。

说到未来，朱珠沉思了片刻：“进入公立学校，需要户口簿、暂住证、孩子无人看管证明、住房租赁合同、务工证明、防疫证、转学证等，证件即使齐全了，借读费又有几个人能给得起？学校不应该用这些证件和费用筑起一道门槛，把孩子挡在外面……保证每个孩子有学上，这是我的理想。”

朱珠认为，学校应该是教育孩子心灵的地方，不应该利益当先。“听说过，有的学校合法化了，校舍和各种设施都建好了，国家还给每个孩子补贴1000多块，那为什么还要收每个孩子300元学费呢？我们肯定不会这样做。”

她摇摇头：“入秋了，先考虑过冬取暖的问题，学校拆不拆迁……等着吧。”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曾说过：政府理应善待打工子弟学校，规范和扶持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即便关停，也要给出路，有个和平过渡，“这不仅关乎执政水平，也关乎道德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