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钱要捐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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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阳光充足的厨房里拆开邮件，孩子们正在跑进跑出，烤箱里烤着饼干。我把这些信件整理了一下，其中有一些求助信，有关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孩子的，有关于在工作上受剥削的母亲的，有关于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的……

这些求助信包含着不幸和恐怖，每天都会进入这间平静的厨房。如果仔细看这些信，我就会伤心不止，而目前我是伤不起心的――我失业了，而且还是个单身母亲。因此我狠狠心，干脆将它们扔进废纸篓算了。然而，当注意到自己健康的孩子在玩耍时，我又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

我想让孩子们长大后对人们的危难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吗？我想让他们认为那是他人的责任吗？如果他们看到我不假思索地把一封求助信扔掉，他们会不会学得冷漠无情？

我想教导孩子们：帮助他人是必要的，而不是奢侈。我的朋友安・班彻曼做出了极好的榜样，让我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了。

她每个月都留出一小笔钱，有的月份是20美元，有时则多达50美元。“钱总是刚刚够花，不得不细水长流，”她说，“所以我们就不出去吃比萨饼或看电影了。”

省出的钱就放入“班彻曼家庭基金会”，实际上就是一个鞋盒，放在餐具柜架上。“基金会”的领导班子――她和她的儿子们，一年两度地坐在餐桌旁举行非常重要的会议，来决定基金的分配。

从卷宗里拿出一沓沓的直邮求助信，领导班子花上一两个小时浏览和讨论它们的价值：去帮助一个顶呱呱的婴儿，和将某个国会议员赶下台，哪一个更重要？基金留在当地比寄到国外更好吗？集中捐给一项事业比分数捐给多项事业更可取吗？

讨论是活跃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领导班子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用自己独特的视角来看待世事，但每个人都有同等的表决权。会议结束的时候，桌上就会有一小堆信封，里面封着整齐的捐款。

我很欣赏这个方式，向一项事业的捐助被提升到一个严肃决策的高度。我可以庄重地说：“我要好好考虑这个问题。”而且自豪的是，我也真的可以这么做。

更重要的是，我的孩子们从小就会知道，他们的主张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比萨饼钱一旦转入鞋盒，就成为了他们有权决定去向的资金。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让他们表现日渐强大的自身价值呢？

我们永远不会有足够的钱来回复所有的求助信。但“家庭基金会”是个好办法，它可以使我们从道义上和经济上摆脱进退两难的局面，从而进入豁然明朗的理智境界。我们可以采取措施，不必感到难以招架。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家庭，我们是有权力的，我们是领导班子成员！

（胡德良译自美国《读者文摘》原著：凯思琳・库士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