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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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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是我近一时期对书法展览举办模式的新的心得与收获。

在经过了“心游万物”“线条之舞”“意义追寻”2009,“大匠之门2010”“守望西泠2011”,横跨三年各次展览实践之后,我也遇到了一个难以突破自身的瓶颈。如何进一步超越自己已有的业绩,如何实践“日新、日日新”“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艺术创新理念,在我而言已经是一个困扰日常起居、百思而求其解的“心结”。晨昏朝夕,挥之不去;彷徨踌躇,四顾茫然。

书法在今天存身于书斋与展厅。书斋是个私化的,展厅却是公共空间。书法一旦构成一种社会活动形态,则必然是从私化的文人书斋走向社会公共的美术馆展览厅,对我们而言,这已经是当代书法史或近百年书法史上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了。十数年前,我们刚刚开始提“展厅文化”时,还有许多同道表示不理解甚至误解。但经过这些年来的反复实践,认定当今书法是进入了“展厅时代”,已经是一个常识而毋须再费心费力去争执不休了。这是书法界的进步,也是书法界认清现实、实事求是的一种思想观念上的现实应对。没有这样立足于现实的务实姿态,仅凭空洞的教条与理念,书法的与时俱进将会遇到更大的观念困惑与自扰。

走向“展厅文化”,走向社会公共展览空间,是一种物质形态的转换。但任何一种物质形态基础的转换,必然会作用于作为“上层建筑”的书法创作行为与观念还有结果。比如,作为书斋斗室优雅的斗方、条幅、对联等形式,在一个空旷的大展厅里,显然难以具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于是在一些成规模的大型书法展中,动辄丈二、丈六的榜书巨幅、整堵整壁的大作品应运而生,并在今天的展览形式中越来越吸引眼球,引起巨大的社会关注与热烈讨论。

“形式”的变迁是如此,“内容”的变迁似乎也应该有所作为。比如,在书斋中彰显优雅的古诗文联语,是一种较私人化的赏玩立场,它在具有浓郁社会公共空间意识的美术馆展览厅中,作为一般的存身样式,当然也能起到愉悦人心、品味人生的积极作用;但如果以此为主流而不涉其他,显然是不够的。但限于书法自身作为文字书写的独特艺术表现限制,我们又不可能去写白话文口语,点标点符号或左起横写。许多书法家为了使书法创作作品在展览厅里拥有吸引力,从抄唐诗宋词到扩大为广泛吸收古诗赋与元曲明清小品,尽量使作品在可赏之外还能可读,以配合“展厅文化”而引出的观众多样化的需求。这种努力当然应值得高度肯定,但它所带来的困扰也显而易见:无论是古诗或散文词赋,它都还是古人的,缺少当下的时代气息与内容、信息传递价值。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书写内容,了解中华民族文明思想与历史传统的精华所在,但却很难从中感受到今天这个突飞猛进的大时代的步伐与气息。我们去参观一个书法展,很多情况下是仅限于通过这些被书写的古诗文发思古之幽情,感受中华文明的浩瀚,却无法获取作为一个今天人所应期望的当下的社会发展信息与态势。

其实,许多书法界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当代书法的“症状”,并试图去弥补之,比如呼吁书法家书写“自作诗”,并连续20多年举办“自作诗书法展”,即是一例。书法作为艺术,在艺术表现与形式技巧上强调时代感与当下性,是题中应有之义,是遵循所有艺术门类形式的共同规律,但一涉及到艺术中的文字内容,与文字、绘画、雕塑、戏剧、舞蹈、音乐等相比,书法相对于时代,却明显“不在场”:只会以古诗文为书写文字平台,却没有直面社会、直击现实的内容表达。换言之,书法艺术创作虽然是直接书写文字,文字就有清晰的语义指向,因此书法本来应该是最容易具有社会性的,但在目前,由于文言文被白话文替换的关系,由于书法自元明清以来抄录古诗文的传统惯性,由于长久以来书法很难脱离“书斋文化”的习惯认知,由于“展厅文化”社会公共空间对书法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书法在今天的表现,却反而是最不具有社会性、即时性、当下性,而只是缅怀古圣贤品味古经典的方式与渠道而已。它在艺术上可能有丰富多彩的时代审美表现,但它在文化上、在社会性上、在艺术传递当下信息的能力与意识方面,却是迟钝的、乏善可陈的、令人觉得隔膜或陌生的、无关痛痒的、可有可无的。

问题的症结既已被提示出来,应该如何去寻找解决之道?书法的艺术表现正健康地“与时俱进”,自无太大问题,但书法的承载内容却因其缺乏时代性与社会性,而游移于时代社会之外,因此应该首先受到关注。针对它的研究、实践、思考与突破,正应该成为当代书法界与时俱进的一个重要切入口。

“阅读书法”正是在这样的思考背景下应运而生。阅读的提倡,首先即是希望所书写的言辞内容有“涵义”,不是一般的可读 李白、杜甫诗也可读,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具有“阅读价值”即意义所指。对一个在展厅中观赏书法的观众,“阅读价值”具体应表现为可把握的即时内容 发生在身边、发生在这个时期、发生在一个区域的鲜活的内容记忆:可以是诗词歌赋,也可以是文章记事,但应该不是重复多次的人人皆知的缺乏新鲜感的。既然我们要求书法的艺术形式创造要有个性有时代特征,那么我们当然也认为书法的文字内容表达也应该是独特的有个性与时代性的,不如此,就无法构成一个完美的高品质的创作过程,当然也就创作不出一流的高品质的艺术作品。自古以来的《兰亭序》《祭侄稿》《黄州寒食诗》,内容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都是一个关键的支撑要素,而非唯是形式卓绝而已。

“阅读书法”的第一次尝试,即从此入手。在2009“心游万物”“线条之舞”“意义追寻”三大展中,已经有一批关注个人经历与遭际,以及对历史文献进行独特解读的题跋作品出现。它们在文辞内容解读方面,具有特定的优势,但与整个展览比起来,规模不大,只能算是小试牛刀,点到为止。

2010年10月教师节,为纪念曾经指点过我的前辈大师,我选取了50位已故名家大师与我的接触亲历,写了一套《大匠之门 陈振濂眼中的名家大师》册页,并举办了同名的展览。由于50件作品的文辞内容均出于我的亲历亲撰,具有极强的可读性,许多已经熟悉我的书法风格与技巧的同道,其实来观展不仅仅是来欣赏书法,更多的倒是来阅读我所写的文辞内容 书上没有的、这些艺术大师的传记里也没有的、我的独特体验与经历记忆。这些个人特征强烈的、生动诙谐、幽默轻松、栩栩如生的记忆文字,再配上50位名家大师的大幅照片,互为映照,勾画出了“阅读书法”第一次尝试的成功氛围与特色彰显:以文辞内容引人入胜与形式风格予人美感双向传导的审美经验愉悦,肯定会远胜于过去抄录古诗文所带来的形式风格可赏可品而文辞内容无关宏旨的单线、单向与单调 由于这50件册页都是我在不同时空关系中顺手写下的记录,互相之间并无严格的关连,而只是基于同一出发点,它更像是一种文人遣兴随性所至。我把它称之为是“文人随笔”型的“阅读书法”。

2011年9月,正逢西泠印社108周年社庆,作为在西泠印社工作的我,深感有责任为推广、宏扬西泠印社历史做一些基础工作。于是尽半年之力,以过去在西泠印社社史研究中的积累为出发点,取学术研究的视角,以阅读西泠印社社史中各项关键的人、事、物、地为主干,完成了一组西泠印社主题的书法作品108件。从创社伊始到108年社庆,其中牵涉到的社史考证、文献提示、人物考订、事实辨析、资料评论等,均以自撰的文辞出之,以表明我作为研究者的当下的立场所在。108件作品即构成一部有重点的完整的西泠印社史述,每件作品所叙述的人与事均是这部史中的一个前后相关的“链”,都是互相呼应、缺一不可的。换言之:整个“守望西泠”展览,就像是一部大著作,其中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段都是必不可少的、前后对应的、有主有次的。与前述的“大匠之门”展览模式相比,我更愿意指“守望西泠”展览是一种“学者研究”。它不同于“文人随笔”,它应该有严格的内容序列与学术研究指标。

当然,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两次尝试,其实它具有可阅读的品质,因此也有社会性;但一则是立足于艺术家自身的感受,一则是立足于严格的学术研究规则;前者关乎个人,后者则只有关心这一课题的学术同道感兴趣,因此它还不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性很强的定位。至多只能说是具有一定的社会涵义而已。加之当时我的关注焦点,是“阅读书法”。站在“阅读书法”的立场上看,“大匠之门”的文人随笔札记式阅读,与“守望西泠”的学者研究著述式阅读,都是“阅读”,故尔都已经符合我当时的目标追求。

但正是在这阶段性满足之余,我忽然有一种“四顾茫然”的感慨:“阅读书法”提倡三年来,我们通过展览已经找到了它的两种表现方式,但仅仅只有这两种吗?在已经取得“文人随笔札记”与“学者研究著述”这两种阅读式书法展览的成功之后,是否就陷入了山穷水尽之地,再也无法自出新意推陈出新了?

2012年从元旦到春节,我一直在为这一命题所纠结,所缠绕。但正是在这段自我思想折磨煎熬的日子里,我忽然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顿悟:肯定应该还有第三种“阅读”,而它的成立,应该更可以超越个人经验与学术研究这两大领域,走向更广阔的时代与社会主脉。于是,一个新的意念忽然从脑子里跳出来:“社会记事”。

与重个人经验的“大匠之门”、重学术研究的“守望西泠”相比,社会是一个大无数倍的广袤空间。它可以牵涉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民生、城乡、医疗等各个领域,如果以书法的文字(它背后是思想)优势,来反映社会民生,是把书法推向一个无限大的内容表现空间,不但对书法的内容表达是一种“革命性开拓”,即使对于书法的艺术表现,也必然是一种水涨船高的双赢结果 观众在一个书法展览厅中观赏作品,一旦发现这些书写内容其实就发生在昨天、就发生在身边,他们对书法应该是更有了解与关注兴趣了,还是不感兴趣掉头而去?

其实,本来中国古代书法就是记录时事民生的。不但一张药方、一封信札、一张便签,直至《兰亭序》《祭侄稿》,本来都是记录书法家当下的时事的,具有明显社会意义的。因此,在几千年实用阶段的书法发展史,本来就应该是一部书法文字书写当时社会内容史,只不过在元明清以后,抄录古诗文的逐渐增多,又以清末民初西风东渐、书法渐渐退出实用舞台,不再成为记录社会当下的主要手段,故尔我们慢慢忘记了它古来就有的这种基本品质与功能,而以抄录前人诗文作为今天书法的唯一习惯方式了。既如此,今天我们重新捡起这一传统,其实是复古,并无离经叛道的含义在。

当然,今天以书法来记录社会记录人生,也不能完全混同于古代。因为古代书法的记录时事,并非是选择的结果,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被动的实用传达,舍此之外别无他途。但今天我们重新倡导书法的记录时事,却是在一个实用钢笔字乃至电脑打字互联网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艺术主张。如果在艺术观念思想上不认同书法应有这个功能与传统,完全不必去作这样自讨苦吃自寻烦恼的选择,现成抄录古诗文足矣。而正是因为认识到书法创作应该有的反映时事、记录人生的种种社会责任与社会意识,所以我们才会主动选择这样做。因此,它必定是一种明确的立足于艺术创作的社会责任使然。

于是,就有了这次以“社会责任”为主题的新的书法大展的模式。在本次综合大展中,有追求艺术高度的大批过去已经公开和部分尚未公开的艺术探索作品;也有特别关注时事、民生的注重文辞表述的人文型书法作品。这部分作品分成几类:一是以时事为主脉,计划以一年时间构成一部写实记事的书法作品实录,名曰“壬辰记史”;二是以民生为主题,采集原生的民生诉求样本,构成一份鲜活的、草根的“民生叙事”。前者指向历史的浩瀚博大,后者落脚于民生的微不足道,但对于一个强调社会责任的书法家如我,两者都是我的亲自经历,两者同样重要。

过500年后的人回过头来看今天,书法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样本。但我主观上认定:只有记录当下的书法,才是能为后人所重视的书法。书法艺术的时代性越强,它就越容易进入历史之“链”。此无它,书法所书写的文字,本来就具有这种记事功能,如果我们有意忽视它、疏远它,那是我们白白浪费了这些绝好的资源与功能,实在是可惜之至。当然,对书法艺术的“时代性”,各有各的理解。点画笔墨形式,当然也是时代性的一部分,但相比之下,它是抽象的、不具体的,不结合一定的时代历史立场与知识,很难判定哪种书法风格一定是魏晋的、唐代的、明清的。尤其到后世,上追晋唐的时空自由度大增,以后仿前以后追前是常见的现象。因此但凭技法风格,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依据。但如果是针对书写文字内容,让书法进入文史,则一定的文辞内容必然出自特定的时代,前后并无法混淆。它的时代印记最直接最明显,即使是今天的书法家写文史随笔个人札记,也必定留下今天人的印记,倘若书法家再有意表现时代社会历史内容,再配合个人当下的笔墨技巧形式风格,则书法作品之“当下性”,是一个想抹也无法抹去的事实存在。它必然是时代的、历史的。

“阅读书法”理念的提出,其实是一个科研与思想探索的结果,它是我对书法创新“与时俱进”的一种心得与想象。围绕着“阅读书法”这一基轴,通过近几年的努力,我逐渐找到了几种不同的表现方法:

“文人随笔札记式” 以“大匠之门”展为代表;

“学者研究著述式” 以“守望西泠”展为代表;

现在,通过反复思考与斟酌,又找到第三种表现方式:“社会新闻记事式” 以本次“社会责任”展为代表。

记得20年以前的1993—1999年,为了研究探索书法的时代性与内容承载时代历史功能的开拓,我们曾经尝试过“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并提出“主题先行”“形式至上”“技术本位”三原则。当时外界对学院派误解最多的,是“形式至上”,并将之误读为玩形式主义,却并没看透“学院派”的最关键,是在于它的“主题”思想引领这一新的本质,“形式至上”与“技术本位”,是跟着“主题先行”走的——主题内容,是要“先行”的。而当时我们之所以要用“主题先行”来作为“学院派”的核心,也正是基于只有它才能起到反映时代、记录当下、传递即时的社会信息的巨大作用。习惯上的以抄录唐诗宋词为书法内容的做法,作为一般的书法生存之道,本来并无问题。但如果仅限于这样的习惯,今天的书法是缺少时代性与当下的社会性的。而“主题先行”,恰恰可以反映艺术家眼中的社会、时代、历史,能拉近书法艺术创作与时代、社会的关系。

以同一视角看今天的书法,非唯“学院派”的“主题性创作”,“书写性创作”其实也可以同步反映时事与历史、反映我们身边的这个社会。但在过去,我们一直找不到这种反映的渠道。通过近几年来对“阅读书法”的反复研讨与多方探求,逐渐找到了这种以书写来反映社会百态的方法与渠道。在此中,“文人随笔札记”与“学者研究著述”是它的,是一种笼统的大概念中的社会,它比较趋向于个人生活从艺圈与学术圈,是一部分社会中人感兴趣但不是全社会的共同话题。而“社会新闻记事”则逐渐接近了它的核心,是直面今天社会民生百态,因此它必然是我们今天立足于当下对书法艺术发展的一种推进,一种有理性支撑的创新探索努力。

“社会责任 传播、阅读、创造:陈振濂综合书法群展”的策划构思以及它的内在学理依据,它的思想出发点,大率不出乎此。

2012年3月15日初稿于杭州

3月17日定稿于北京返杭飞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