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毒药”,今日财富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昨日“毒药”,今日财富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曾经危险的“服务经济”

DanielPink在其所著的2001年出版的FreeAgentNation（《自由国度》）一书中，曾经写道：“美国1/4劳动力”――约3300万美国人――“已经脱离传统的工作形式。”他们从公司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为自己设计了一条令人激动的人生道路，成为自由职业者、特立独行者、“单一实体”。好家伙，我们应当高兴。“自由不仅是一种工作方式，”Pink写道，“而且通常还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

这听起来很妙。但稍有记性的读者，就会发现Pink的论点包含一些古怪之处。DanielPink曾经是RobertReich的演讲稿撰写人。就是这个RobertReich，哈佛大学的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劳工部长，哀叹“临时工人”的兴起。这些“临时工人”的灵魂受到压抑，他们缺乏固定工作，不得不从一个企业转移到另一个企业，不能享受健康保险、病假工资、401(k)计划等福利，也没有固定的同事。然而，Pink今天极力为之唱赞歌的，就是这样一群“临时工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国度”其实不过是一种与最早的纺织工差不多的玩意――自由意味着没有什么东西可失去，而所谓的“自由”则有助于使人们淡忘这一事实。不过，这是权威人士们处理新经济不稳定变化之时使用的典型方式：首先用鬼怪故事，然后用神话传说。像伏尔泰《老实人》一书中的老实人一样，他们有一种方法把乌托邦的光辉投射到我们曾视之恐惧的发展上去。

例如，就拿外包现象来说，现在，外包已经成为新经济时代商业范例（“虚拟公司”、“网络经济”、“商业网”）的必要条件。

然而，人们容易忘记的是，10年以前，外包是个令人不齿的词，让人联想到它会“掏空”美国经济。在1986年的一篇特别报道中，《商业周刊》警告，“美国制造商什么都不做或没有任何制造，并日益变得以服务为向导”,这一趋势的兴起“没有受到抑制”，它说，“这种倾向最终会伤害美国经济。”这篇文章认为，用不了多久，美国公司就只是它们以前自身的外壳，给垂直整合的日本粉碎它们提供了可乘之机。

那么人们如何在这种空洞洞、光秃秃的前景下谋生？回答是另一个令人不齿的词：服务，主要是那些快餐连锁店那样的低薪工作。在10年前的作品和演讲中搜索一下“服务经济”这个短语，你可能要在大量的提到“汉堡转盘”的参考资料上绊倒，正如下述情形一样，“如果削减工业力量，彼此接受对方要洗的衣服或变成一个汉堡转盘的国度，我们是无法生存的”（出自1990年一本名叫《美国和新经济》的书中）。

随着“汉堡转盘”让位于“知识工人”，以及像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因完成了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转变而倍受赞赏，许多年之后，“服务经济”总算获得了人们乐观的对待。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对美国经济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服务王国而有太多的担心。我们都在增加价值，而不是在卖廉价餐点。

“企业家精神”的变形

也许，最令人惊诧的是“企业家精神”的奇怪变形。今天它已经成为医治经济疾病的万能药，可是不久以前它还被看作是一种潜在的毒药，尤其是它曾被看作为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半导体工业相对于日本的半导体工业下滑的原因。对这一不利事件的预言者中包括美国政府前贸易代表ClydePrestowitz，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LesterThurow及上面提到的RobertReich。那些倾慕日本巨大、高效的半导体制造的商人，看着硅谷混乱不堪，看到了……疯狂！支离破碎的小公司行为无法协调一致，雇员们不断跑掉，去开办与原来公司相竞争的公司，游资追逐着短期利润。Reich认为，这诸种因素形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CharlesFerguson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政策分析专家，面对企业的威胁而感到惊慌，督促国会修改税法阻止新公司的建立，并围绕像IBM这样的民族明星企业建立一个“美国系列公司”(他评价IBM为“在美国计算机工业中有远见且在战略方面富有经验”)。

Ferguson辩论说，大公司“避免过分竞争”，消除了重复工作，也“从不会彼此挖对方的职员”。

在硅谷的正式历史中是读不到这些内容的，但Ferguson的理念甚至在高技术精英中也赢得了大量支持者――包括Intel的GordonMoore与AndyGrove，他们抱怨“贪婪的资本家”在挖走Intel的天才并创造富有竞争力的“破坏性竞赛”。当时，国家半导体公司的CEOCharlesSporck警告，“长期看来，我们必须对日本结构上的优势采取措施，否则我们只能以成为日本人农场里的小佃农而告终。”

很快大众媒体也开始为此而苦恼。“硅谷理念经得起检验吗？”1988年《纽约时报》的头版文章为此而担心。《时代》杂志问，“企业家精神在用分裂美国工业基础的方式损害美国吗？”《华盛顿邮报》得出结论，“现在有信号表明，对企业家的崇拜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正如我们所知，后来的发展并非如此（GeorgeGilder注意到，日本会支配世界信息工业，因为日本有最大的公司，这种想法有点类似于说加拿大会支配世界文学，因为它有世界上最高的树）。那么一旦凶事预言家们的分析被证明是错误的，他们的结果会怎样呢？事实证明，有意思的是Ferguson本人1994年离开学术界，并开了一家名叫Vermeer的软件公司。后来，他以1.3亿美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微软公司,根据这一点，他后来断定事实上硅谷的创业体制是件好事。他在他的回忆录HighStakes,NoPrisoners中称其为“美国经济王冠上的宝石”。

出于这种信念，Ferguson承认他过去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关键之处并不在于我们的权威人士对企业家精神、自由、外包、服务经济或其他无论什么东西持过于冷峻或乐观的态度，关键在于在变动剧烈和不确定的时期，我们敏于讲故事，乐意把一些模棱两可的事实碎片编织成有序的叙事――有些令人心安，有些不是。其中有很多被证明是错误的。但那时，谁会说错误是件坏事？

正如伏尔泰书中的老实人面对海难和天花造成的慢性死亡之前景时，对Candide所说的：“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如此完满，是所有世界中最好的。”